贵族之家

19世纪50年代中期，俄罗斯贵族阶级趋向没落，农奴制的崩溃已不可挽回。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暴露了沙皇制的腐败，进步知识分子在思考人民的命运、祖国的前途。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正是在这个时期酝酿构思和呈献给读者的。


《贵族之家》鲜明、形象地描绘了俄国贵族的兴亡史。拉夫列茨基虽有远大目标，但怯懦得不知所措，甚至寄希望于贵族少女的指点与拯救。


在《贵族之家》中，作家通过拉夫列茨基与丽莎的爱情波折，探索了人生和个人幸福问题。


评论家皮沙烈夫对《贵族之家》作了如下的评价，认为它是屠格涅夫“结构最严谨、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它没有进行说教，然而是一部有教育意义的小说。在这部小说中，屠格涅夫“描写了现代生活，突出它各个好的和坏的方面，阐明了他所描写的现象的根源，促使读者进行严肃认真的深思。


 


小说叙述了贵族青年拉夫列茨基由于年轻迷恋上了莫斯科退伍少将之女——美丽的瓦尔瓦拉，并轻率地与她结了婚。后来夫妇定居巴黎，瓦尔瓦拉成为社交场上的“名人”。拉夫列茨基发现妻子不贞后愤然离家。回国后与丽莎邂逅，互生爱慕之心。这时报刊登了他妻子的死讯，这燃起了他对幸福追求的希望。就在他与丽莎互托终身后不久，瓦尔瓦拉突然出现。那则死讯竟是讹传。幸福的希望化为泡影，丽莎进了修道院；拉夫列茨基虽然在妻子的恳求下没有离婚，从此一个人孤寂地度过余生。八年后当他故地重游再访丽莎家的宅邸时，已经物是人非，故人相继作古，丽莎还在修道院；年轻的一代长大成人，入住故宅。他在花园里昔日与丽莎互表衷情的长椅上静静地回忆过去，然后悄然离去。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在1842年及8年以后；主人公拉夫烈茨基是已经丧失了农奴主“热情”的贵族的最后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拉夫烈茨基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中已不止一次出现过的“多余的人”。但他已经不同于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贵族之家》发展了“多余的人”这一类型。奥涅金和毕巧林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只考虑个人享受，他们活着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却充满热情，愿意为了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然而他们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应该做点儿什么，却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责备拉夫烈茨基无所作为，说他是“懒汉”。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说说，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却说：“这我可不告诉你，老兄，这一点每个人应该自己知道。”其实，就连米哈列维奇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否则，他就不会漂泊半生，一事无成，最后为获得一个“学监”的位置而感到心满意足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就连小说的作者，恐怕也无法回答拉夫烈茨基提出的问题。


于是，拉夫烈茨基所追求的只能仍然是个人的幸福了。《贵族之家》的“重大、现实思想是幸福问题，是人追求幸福的规律，是个人幸福的思想与有益的劳动思想、进步思想的和谐融合”。然而拉夫烈茨基没能获得个人幸福。个人幸福碰到了“义务”设置的障碍，他的“幸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对于莉莎来说，爱情不仅是幸福，而且是义务，信任，意识到自己道义上的责任。“上帝结合起来的，怎么能拆散呢？”莉莎问。因此，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建筑在一个极不可靠的基础上：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布的关于她已经死了的谣言。屠格涅夫在小说中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贵族之家”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这一悲剧的实质已经“不在于必须与自己的软弱无能斗争，而是因为”“与一些概念和道德规范发生了冲突。与这些概念和规范相抗衡，确实连那些坚决果断、勇敢大胆的人都会感到可怕。”（杜勃罗留波夫）《贵族之家》异常深刻地提出了贵族教育的问题。贵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优秀品质，使之畸形化了。莉莎的笃信宗教、忍让、顺从，拉夫烈茨基的消极无为，就都是这种教育的结果。杜勃罗留波夫正确地指出：“屠格涅夫选择的、为俄国生活如此熟悉的冲突”应该“成为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促使每一位读者思索：那些主宰我们生活的整整一大批概念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过莉莎的“义务”并不仅仅是来自对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的负罪感。她想要在修道院中寻求的并不是慰藉，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忘却；她认为，她的“义务”是“赎罪”！她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我什么都知道，无论是自己的罪孽，还是别人的罪孽，还有爸爸是怎样聚敛自己的财富，我全都知道。这一切都需要祈祷，以期得到赦免……”于是个人的悲剧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在农奴制社会里，不仅有良知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个人幸福，而且几乎人人都与真正的幸福无缘。“你看看四周，在你周围有谁在享福，有谁感到心满意足？”个人幸福幻灭之后，拉夫烈茨基这样想：正去割草的农人显然并不幸福，他那个对生活并没有多少要求的母亲，更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幸福……就连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也对他说：“你很难过，这我知道，可要知道，大家也并不轻松”……总之，在农奴制的社会环境里，个人幸福是虚幻的，不完满的，根本不可能的。屠格涅夫曾在《文学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与我仇恨的事物不共戴天……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固定的形象，有人所共知的名称：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贵族之家》谴责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庇护潘申和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之流，使他们孳生繁衍，而扼杀天才的性格（列姆，拉夫烈茨基），毒害人民，使他们浑浑噩噩，屈服顺从（玛兰尼娅，阿加菲娅，安东等）。


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用“春秋笔法”展示了贵族阶级日趋没落的过程：拉夫烈茨基的曾祖父“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谁也管不了他”。到了他的祖父，已经是“不管干什么，全都白搭”了。他的父亲先是受了法国式的教育，脑子里装满了伏尔泰、狄德罗和卢梭，然而那些“深奥的道理”“没有和他的血液溶为一体，没有深入他的心灵，没有形成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国外待了几年以后，他又成了崇拜英国的人，“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要用英国的制度和方法来改造俄国；可是十二月党人遭到镇压后，他立刻烧毁了从国外带回的一切计划和来往信件，躲到自己的庄园里，闭门不出，“在省长大人面前吓得战战兢兢”……最后“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废物”。


贵族之家的没落已无可挽回，农奴制的崩溃也不可避免；然而由谁来给俄罗斯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俄罗斯又该往何处去呢？无论是拉夫烈茨基，还是作者本人，都无法作出明确回答。拉夫烈茨基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应该做点儿什么有益的事情，未来应该是光明的。而作为农奴制贵族阶级的最后代表，回首往事，拉夫烈茨基却感到虚度了一生。“熄灭了吧，无益的一生！”在抒情诗一般的“尾声”中，拉夫烈茨基无可奈何地这样悲叹。故事的结尾无疑带有浓郁的伤感色彩，不过屠格涅夫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拉夫烈茨基是在青年一代的欢声笑语中悄然离去的。


屠格涅夫心中充溢着怜悯和伤悼，他为自己的阶级唱了一曲情深意切的挽歌。然而这中间没有丝毫的颓丧与悲凉，因为他相信未来，相信青年，他让他的主人公拉夫列茨基面对老宅中传出的青年人的欢声笑语，默默地祝福道：“玩吧，乐吧，生长吧，年轻的生命们未来是居于你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