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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为“优秀教师”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多数学生心里“合格”
给新教师作讲座，谈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对我来说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压力。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我做教师做得怎样，将置于在座各位的监督之下。一个大学教师或者教授如果也像某些行政官员一样，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即使不是人品有问题，那也是有点无聊的。
严格地说，作为政法大学的教员，我也只是一名新教师。我是2003年8月受法大的感召，离开浙江大学而来的，只比你们早来4年。我对法大的了解只比你们多一点点。
在我们国家的大学教师岗位上，我已呆了25年。我的教学经历既简单，又有点复杂。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25年来，一直守候在教学岗位，没有离开过超出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攻读博士学位，也是在职而已，坚持上本科生的课，还带研究生，既当学生，又当教员。但我换了4所高校，从最基层的高校教起，比较辛苦。
我之所以离开浙大，不是浙大对我不好，不欢迎我，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徐显明校长在动员我加盟法大时，有一句话把我打动了。他说：“我们政法大学的本科生源是非常优秀的，高考分数很高，但师资相对不够。”他希望能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培养这些非常优秀的学生。我很喜欢非常优秀的学生，也愿意给自己设置挑战，所以来了。
法大的学生特别重感情，让我感到很亲切，这至少与许多浙大的学生没有什么差别，有的还担心我来法大后感到失落，就经常用邮件来安慰我，鼓励我。每次上课结束后，他们都要用掌声来感谢师长的劳动，讲座完了还一定要送我回家。我也常想：到了法大，能走近这样一批学生，即使苦一点、累一点，甚至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各位新教师，这是我首先想通报给各位的一个重要信息：法大的学生在整体上是很优秀的，不仅智商高，而且情商也不错，他们不会亏待你们的。
各位刚刚毕业，刚刚为完成毕业论文、为找工作经过了一番折腾，还没喘过气来，又将面临新的折腾，要发表论文，完成教学工作量，要好好备课，还有学术研究的压力，还要准备经常填写各种量化的表格，还要在新单位搞好人际关系，先搞清楚有哪些复杂的派系，还要赚钱买房子、成家、养孩子，的确不容易，也许面临人生的一个转型时期，很辛苦。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学校给我的题目是讨论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我围绕这个问题，谈几点个人体会。
我觉得，做一个在评比表上能合格的教师不难，在同行的经常性评比中，评出一个“优秀教师”也不难，难的是能不能做一个让多数学生在心里觉得“合格”，并能留在某些优秀学生的记忆深处、影响他们良性成长的教师。要让学生觉得合格的标准才是真标准，而且要让他们毕业后也觉得你依然合格，依然值得牵挂，让他们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拥有你这样的教师感到欣慰。在这方面，我自己做得并不怎么出色。我总觉得，学生给我的远远多于我给他们的，如果他们过于客气，我反而觉得不安。
二、当一个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教师
坦率地说，我的专业（历史学）与职业（教师）都不是我自己爱好和选择的结果。当时很不甘心，现在却并不后悔。学历史也罢，做教师也罢，我都属于“先结婚，后恋爱”。不过我有一个朴实的理念，就是无论学什么，做什么，学一门就要像一门，做一行就要像一行，别让别人为你操心，说你的闲话。
虽然如今走上大学教学岗位的都是博士，但在目前的大学制度之下，我们有一部分博士生的学术训练是很不够的，我国博士论文的整体质量令人担忧，我们还需要努力。
教师无疑属于知识分子群体。关于知识分子，有很多种定义。艾森豪威尔最欣赏的定义是：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讲述比自己知道的事物更多的事物的人，就叫知识分子。我们千万不要当这种知识分子。其实，艾森豪威尔就不喜欢这样的人，乃至对知识分子群体还有偏见。王小波说，他特别喜欢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我们要尽量做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按照美国《时代》周刊有篇文章对知识分子下的一个定义，是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那就更好。
至于怎样把教师的职业做好，除了必须具备作为教师的基本功与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之外，还要准备好两个心理素质。
第一要有爱心，要爱护学生，把他们当朋友，用爱心影响他们的心智发展。爱因斯坦说过，学校要培养和谐的人，而非专家，即那种既富于个性又有益于社会的人，这就离不开爱心。凡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爱心都很重要，特别是教师、医生、司法三个行业。作为教师，如果没有爱心，你的才华再出色，你不可亲。当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才华，你不可敬。
第二要保持做学生的心态，经常换位思考。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想做好教师的职业，先要做好学生，而且要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看来，只有先做好学生，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教师才是真正受学生欢迎的，才知道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是什么，你会经常自觉地进行换位思考，在这样的思考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只有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你才会始终带着一份谦卑与敬业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学生和一个多少有些难度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