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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事，看起来虽小，但它反映出的却是教授在大学里的重要性，因为是国立大学，从教育部一面说，为了维持战时的教育，给那些院长和系主任一点补助也不为过，但对那些负责教授来说，他们懂得教授在大学里的主导作用，所以从不愿意去伤害他们。尊重教授，是办好大学的第一要事。
教授的傲骨
张奚若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专业是政治学，早年是很敢说话的人，后来虽然不大能说话了，但张先生的敢言还是很出名的。1949年后，张先生还劝过执政者不要好大喜功。
西南联大时期，有一次张先生去参加国民参政会，他发言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蒋介石打断他的发言，插话说“欢迎提意见，但别太刻薄！”张先生一怒之下拂袖而去，离开会场回到昆明。下次参政会再开会时，他接到寄来的通知函和路费，当即回一电报：“无政可议，路费退回”，从此再不出席国民参政会了 （《张奚若文集》，第15页）。
张先生过去和胡适的关系非常好，青年时代遇事总愿和胡适商量，但中年以后在大事上和胡适多有分歧。就个人气质说，张先生比胡先生要激进一点，或者说，更具理想主义，太相信别人的承诺，比如关于联合政府的号召之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张先生是那一群知识分子中的一个代表，他们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但又较为迷信新生力量。但不管怎么说，张先生都不失书生本色。
大学校长对学生的帮助
胡适晚年和胡颂平谈话时，常常流露一个看法，就是坏学校也出好学生。他特别提到过当时中国大学一个名叫黄晖的学生，常来北大听他讲课，这个学生后来写过一本很有学术价值的书，胡适晚年还记得这个学生。
学校总有好坏之分，一般说来，学校不论好坏，凡在学校中就有名的学生一般都有出息，特别是赶上学运时候，凡学生领袖总是有才能的人。我虽然没有上过好大学，但我观察，坏学校里出名的学生，总是比好学校里平庸的学生有出息，不论学校好坏，凡在学校中没有显示才华的学生，以后大概也是平庸之辈。现在大公司找人，选人的成本比较高，其实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不论学校好坏，你以他在学校的出名程度来选择，大概不错。我前些年写过一则短文，说中国早期学生运动的领袖，后来以做大学校长的人为多。因为政治活动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激情、人格和才华。西方制度下领袖人物的来源，基本是校园中最活跃的学生。
据中国著名工业经济研究专家方显廷在《方显廷回忆录》 （商务印书馆出版，2006年）记载：“国立北京大学有五位学生运动领袖，他们参加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抗议中国在凡尔赛和会上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时任国立北京大学的执行校长蒋梦麟先生，请求穆先生（厚生纱厂老板穆藕初，编者注）资助这五位学运领袖出国留学。穆先生立即慨然应允，以五万银元作为资助。不过，作为一位传统的中国多神论者，他在应允此事之前，相邀蒋梦麟校长，一起到北京一座著名的庙宇去求了一次签。签语告诉他说，他的捐助行为将会得到极大的成功。后来，这些被资助的学子们，分别成为政府的内阁部长、外交使节、大学校长、知名学者和诗人。”
方显廷回忆说，蒋梦麟校长请求穆先生资助的这五位学生是：罗家伦，后来做过清华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校长；段锡朋，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员和内阁大臣；康白清，著名的诗人；汪敬熙，中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做过中研院心理研究所所长；孟寿春，四川大学校长。方显廷的回忆大体不错，只是孟寿春，我查了一下四川大学的校史，没有记载。可能是方显廷记忆不准确。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五人里有一个上面提到的人，这笔资助都可说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1933年，蒋梦麟在北大当校长时还做过这样一件事：那年一开学，蒋梦麟以“不交学费”为理由开除了一批左倾学生，共计九位。这些北大学生被开除后不久，每位学生收到一封匿名信，内附支票三百元。信中说：他对同学被开除非常同情，谨送致大洋三百元为川资云云。
这是我看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时记住的一个细节。千家驹在回忆录中说：“我至今不明白这钱是谁送的。三九二十七，这二千七百元大洋（尚未实行法币）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地下党很穷，绝不可能、也无必要送此巨款。社会上也不会有此急功好义的人士，况且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每一被开除同学的姓名住址，这真是一个谜。经我们多方分析研究，我判断这是蒋梦麟校长耍的两面派手法。蒋一面开除学生，一面又怕他们留在北京，铤而走险，对他发生不利行动，干脆花一笔钱叫他们早早离开。果然，九位同学得了钱后，有的东渡日本，有的去了德国，各奔前程去了。”千家驹对蒋梦麟的这个看法，其实不准确。因为在蒋梦麟一生中，这样的作法绝对应当受到后人的尊敬。
教出底气、品位和尊严来
作者： 郭世佑
编者按：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说，教育是一个逐步发现自己无知的过程，所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说，要想做好教师的职业，就先要做好学生，而且要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要当一个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教师，要教出一点底气、教出一点品位、教出一点属于你的价值与尊严。本文是郭世佑教授在2007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新教师上岗培训班上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