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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李零的《论语》解读中规中矩，同先前出版的许多类似著作并无二致，虽然没有顶礼膜拜，可也没有亵渎神圣。就此而言，《丧家狗》这本书与眼下畅销的于丹、易中天的那一大批经典普及读物，都是应时而生，是高雅文化或者说传统经典的大众文化版式。既然是大众文化的模式，市场的逻辑便一马当先，是以我们看到四方高手各显神通：于丹是以身说法，把《论语》和《庄子》世俗化；易中天则得意他有条不紊、设置悬念的说书好本领。比较来看，李零的办法最省事：一个书名，加上一篇序言，照样制造出了轰动效应。网上不乏有人留言说，喜欢看李教授这本书的序言，翻到其后的正文，不过平平。可见锋芒毕露、惹是生非的，其实还是虎头蛇尾，没有贯彻到底。但有此虎头，已经够了。所以“丧家狗”的命名，毋庸置疑是非常好的营销策略，无论是出版社还是作者本人出此良策，以经济效益计，都是令人钦佩的。
解构经典是“扬弃”，而不是“去魅”
可是，谁来计较孔子的委屈呢？司马迁写“丧家狗”典出的《孔子世家》，最后叹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司马迁对孔子的这样一种敬意，于今安在呢？于丹把《论语》比作心灵鸡汤，这是出于她的好意，以为鸡汤是最好的营养。可是假如有人不喜欢吃鸡，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论语》命名为心灵肉汤、心灵老鸭汤，甚或青年人最是钟爱的心灵冰激凌？诚然，圣人在世的时候大体就是俗人，他们的道德修养，不说与你我是在伯仲之间，大体也还可以心摹手追。同理，经典问世之初，不说是好是坏，至少原本并不具有后代添加上去的那一层光辉。但是，圣哲既然已经成为圣哲，经典既然成为经典，作为一个既定文化立足的基石，假如我们不是抱定决心同这个文化过不去，那么就有充分的理由对它们抱有一份敬畏之心。这种敬畏是对文化根本的无条件敬畏，就像康德所说的，它如天上的星空，是映照在我们心中的必然道德律令。思想起来，康德本人的生平较孔老夫子更少传奇色彩，它对现代人肯定没有吸引力。康德生在哥尼斯堡，死在哥尼斯堡，在哥尼斯堡读书也在哥尼斯堡教书，一生没有离开过哥尼斯堡。而且，康德终身未婚，虽有过两次恋爱，却都是在举棋不定之间被人捷足先登。无怪海涅说他既没有生活，也没有历史。照这样看来，康德似孤家寡人的生平，与他划时代的批判哲学之间，又可以见出怎样一种反讽？或者，是不是也可以给康德加上一个什么狗的称谓？
因此，我以为，对于经典的阅读，保持一份敬畏之心，应是一个无条件的前提。经典可以解构，但是解构的要义是“扬弃”，而不是随心所欲、百般“去魅”。唯其如此，章子怡胜过万本孔子是否纯属捏造之类的纷争，也许压根就不会发生。经典是文化的积淀，它是流淌在我们血脉里面的常道，故无论是它最初的神圣，抑或后来的世俗所指，都似行云流水、灿若天成般地书写着我们悠远的神思和更为亲近的悲欢离合故事。
的确，世事变迁，沧海桑田，我们的认知模式不断更新，经典可能会显得不合时宜。但即便它们四处碰壁、落落寡合，也永远像宝石一样，用自身的光辉照亮我们。借此而言，在我们热衷比较中西文化，比较下来又每每得出不中不西结论的今天，孔子的修身齐家及至经国济世理想，是不是和柏拉图几成众矢之的的理性主义一样，理当格外得到一份敬意？
过去的大学，过去的教授
作者： 谢泳
一个时代有—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中国传统士大夫发展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很曲折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是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型，但近代以来，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说也植下了一点根基。
自由胸怀的陶养
张东荪当年在上海光华大学教书的时候，在校务会议开会时，每次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有一次他即夺门而去，声言：“下次如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
一个时代有—个时代的文化精神，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风采。中国传统士大夫发展到现代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很曲折的，而且现在也不能说是彻底完成了这个转型，但近代以来，经过几代知识分子的努力，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应该说也植下了一点根基。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张东荪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接受西方文化虽只短短将近五十年，然而却居然在思想界文化界养成一种所谓Liberal Mind。此字可译为‘自由胸怀的陶养’，乃是一种态度、或风格，即治学、观物，与对人的态度或性情，亦可说一种精神。”
张东荪认为这种精神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他觉得当时中国文化界已有这样的风度。怀疑的精神和批评的态度，在当时接受西方文化的人们当中已经萌芽。他说：“为时虽然不太长，幸而对于这个精神却已植了一些根基。虽然有待于将来的发扬光大，却不能不说已经有了萌芽。为了将来发展科学，为了中国在世界文化有所贡献，这一些萌芽是必须保全下去，千万摧残不得的。”（《观察》5卷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