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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
老大学里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这一方面说明大学的民主空气很浓，也说明了广大师生有很强的教育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1939年3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后，为了加强对大学的控制，通过行政手段，对大学教育的很多方面强行统一管理，其中有些规定是合理的，比如统一招生，但也有一些部令是不合理的，如颁布大学课程科目表，统一课程教材，大专以上学校毕业考试实行总考制等等，严重窒息校园的自由空气，限制师生的思想自由，因而引起西南联大师生的反感和抵制。
1940年6月10日，西南联大教务会议对教育部的统一大学课程教材和学生成绩考核办法等，据理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明确表示“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熟，行之多年，纵不敢谓极有成绩，亦可谓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 （《南开大学校史》，第260页）。
好在那时教育部管事的多知道大学教授的厉害，所以在许多时候，并不愿意得罪他们。老大学里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大学教授可以自由流动，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从容而平静。
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也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因为有自由流动的机制，也就给教授提供了较为宽阔的生存空间，过去的教授很少终身在一所大学里工作的，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稳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是有促进作用的，也能保持教授学术上的创造活力。
教授的境界
王浩是世界有名的数理逻辑学家，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是金岳霖的学生。王浩后来把他在昆明西南联大度过的那段时光称为“谁也不怕谁的日子”。他说：“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资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品格和常识不等，相互间会有些不快，但大体上开诚布公多于阴谋诡计，做人和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指出教师的错误，而教师因此对这些学生更欣赏。有两次教师发现讲授有严重错误，遂当堂宣布：近几个星期以来讲得都不对，以后重讲。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新材料。同学之间的竞争一般也光明正大，不伤感情，而且往往彼此讨论，以增进对所学知识的了解。离开昆明后，我也交过一些朋友，但总感到大多不及联大的一些老师和同学亲近。这大概和交识时的年龄有关，但我觉得当时联大有相当的人在为人、处事上兼备了中西文化的优点，彼此有一种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 （王浩《谁也不怕谁的日子》，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66页）
西南联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之于教授和学生对中西文化优长的完美结合，这种结合是在自觉状态下完成的。一位联大的学生曾回忆说，中文系主任罗常培先生曾说，杨振声先生讲小说必称沈从文，讲戏剧必称丁西林。这话在国文课上只证实了一半，为什么联大国文课本中没有选沈从文的小说呢?据说，当年讨论篇目时，规定过一个原则，凡是本校同仁的作品，一律不予入选，这么一来就连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也没有机会在国文课本中露面了（张源潜《大一生活杂忆》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63页）。这看似小事，但它所体现的文化精神，却是很博大的，这样的小事，我们今天的许多教授就不一定做得到。
兼任行政工作拒领“特别办公费”
老大学里的教授，特别是负责的教授，比如各院院长、系主任等，对自己的要求都很严格，一是因为老大学里有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二是教授本身对自己的要求，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自律。想在老大学里有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在学术上要绝对有公认的成就以外，在做人做事上面也得让大家看得过去，而且不能有太说不过去的缺点。在老大学里负责，真有点像西方做官，进入公众视野，一般是不能胡来的，大学又不同于别处，大家是敢说话的。所以老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们的反应，看看能不能过了他们这一关，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
抗战期间，国家财政很困难，大学教授的生活质量比战前下降了许多，当时大家都很穷。1941年，教育部曾规定大学里凡兼任行政工作的教授每人发给一笔“特别办公费”，但在西南联大，各院系负责人就不愿拿这笔钱，因为这样会引起其他教授的不满，为此联大各院负责人上书校方指出：“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薪水尤低于舆台，……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滋怨”，表示拒绝领受这项特别补助。最后只有每个常委每月领了一份 （《清华大学校史稿》，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