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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留学：新一代海归将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合力
留学的本质在于了解一种与从小所接受的完全不同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的价值在于获得一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将来面对问题的时候就会多一种角度、多一种解决办法或者多一份自信。眼界的开阔是留学所能做到的最重要的方面。“所以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到最发达的国家去才完成了留学，实质上去比我们不发达的国家也是获得了一种思维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去哈佛或者去非洲从我的角度看没有差异，重要的是你走进了当地人的生活、走进了当地人的文化。我们那个年代留学咨询不发达，选择非常有限。现在80后留学一个可喜的现象是选择空前丰富，留学的目的地从美国、英国、加拿大这些传统留学国家，到乌克兰、荷兰、瑞典、泰国，只要有学校的地方，就有中国人的足迹。这种选择的多样化让我能够大概想象出他们将来的生活状态。由于多元化，他们可能学习艺术、到米兰学时装、到瑞士学酒店管理，学音乐，他们受到的束缚比我们少，这样一种人才的丰富性，等新的一代海归归来的时候，将带来更加丰富的思维、经验，产生对经济发展的合力，这是非常令人叹为观止的。”王强老师对80后，90后留学的观点十分新颖：80后、90后的孩子更追求本真的生活，他们喜欢什么就学什么，虽然留学注重实用性无可非议，但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孩子会听从内心的召唤，选择自己的兴趣所在。由兴趣引发的学习必将投入最大的激情，最热烈的专注，收获也会是丰硕而多彩的。
新东方与“三架马车”
作为参与、见证新东方成长的一分子，王强对新东方充满了热爱，因为他和新东方已经连在一起，自己最好的时光也是在新东方度过。“我生命已经走到一半，现在回顾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经过十几年努力和大家一起把新东方推到现在的位置上，自己非常欣慰也非常自豪的。”提起“三架马车”之间的情谊，王强说：“俞敏洪现在有烦恼、想喝酒的时候首先还会想到我、想到徐小平，我们三个人的友谊已经有28年了，经过在新东方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这段友谊并没有瓦解，这是最令我们欣慰的。我相信我们会珍惜这种友谊，这段友谊也会持续到60岁、70岁、80岁，如果长寿，会持续到90岁……”
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需要不同的人生规划，但王强对生活始终有一个观点：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要快乐。人生每走一步都要认为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出国时，王强认为出去看世界能带来快乐；回国时，与朋友一起做一件事的刺激能带来快乐；现在最快乐的是又回到北大读书时的状态，那种书斋的生活不仅让王强回归最爱的学术，也带给他无尽的快乐和宁静。
阎振江：黑格尔故乡归来的德语实践者
作者： 本刊记者 王文静
“我从学习德语到研究德语及相关语言现象已经有20多年了，我希望能与更多的人分享学习心得和经验。”
踏进上海新东方学校多语种培训部主任办公室，只一眼便知道阎振江是个喜欢读书的人。桌子上、凳子上、书架上，凡是能放书的地方几乎都堆满了书，一台电脑被埋在书里。书桌上放着Clemens的《世界的主人》、Eric Frey的《美国》、Peter Scholl-Latour的《陷入流沙的世界大国》，还有亨廷顿的著述。其中不少是国际政治学和语言学方面的书籍，当然更多的是多语教学的各种图书。他有点遗憾地说：“可惜现在太忙，要是平时的话，除了偶尔登山旅游、以棋会友之外，大部分的时间就是用来读书了。”
阎振江不仅博览群书，而且著作也颇丰。在南京大学和留德期间，在包括《法兰克福汇报》在内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过多篇原创和翻译文章。2000年在德国出版了学术专著《文字体系与识字过程》，德国留学期间，他的学术论文《潜在的音素中心主义》被收录在《文字的物质性与媒介性》一书中，书中收录的全部都是德国著名教授的学术文章，阎振江的这篇《潜在的音素中心主义》成为其中惟一一篇作者不是教授而是中国博士的文章。如今他翻译的大部头著作《帝国》也将由中央编译出版社付梓出版。
深入骨髓的异域情怀
1990年，阎振江结束了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教学生涯，来到德国慕尼黑大学攻读近现代德语文学、德语对外语言文化传播学、日尔曼语言学和政治学。第一次乘飞机到德国的一件小事让他至今仍然记忆犹新。他乘坐东德航空公司的飞机从北京飞到柏林，然后乘大巴穿过当时还没有拆除的查里检查站到西柏林。当他坐火车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因心中没底，就问了一声列车员“什么时候到慕尼黑？”他听到的是一个非常肯定的回答：“ 15点59分到”。15点59分！多么准确的回答。而习惯了中国火车列车员那些“快了！马上就到了！”的模糊回答的阎振江，顿时对德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仅如此，即便是公交车，每一班车在几点几分到站也都有明确的时间安排。德国人喜欢有计划地做事，比如度假这样的事，中国人一般会在节前一个月甚至一周再确定，而德国人则是提前一年考虑和安排度假计划。” 14年的德国生活，也让德国人的这种严谨规则的生活作风同样深入到阎振江的骨髓。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为什么他上课从来没有一次迟到的情况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