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作为治疗法的精神分析
焦虑与相关神经症状使个体寻求心理治疗者的帮助。如我们已经谈到的，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焦虑有三个主要来源：外部环境中的威胁（现实焦虑），压抑在本我中的东西有冲出的危险（神经焦虑），超我产生的内疚和其他不舒适的感觉（道德焦虑）。持续或强烈的焦虑表明自我的软弱，不能现实地对待外部的问题或处理内部冲突。由于不能直接面对和解决外部和内部产生焦虑的情景，软弱的自我调动起防御机制来工作。通过歪曲和拒绝，通过自我欺骗，防御机制可以使焦虑得到一些减轻，但不能依靠它们带来永久的心灵平静。由于防御机制妨碍对真正的情感、冲动、渴望等的认识，并阻扰对外部环境准确的评估，它们就会远离感情、理解、现实测验，以及其他改正性的、有用的行为，因此它们使个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当产生焦虑的情景继续或变得更严重，引起各种症状如疲倦、抑郁、内疚、头疼、情感障碍、自卑和不足感，个体会决定或被介绍去见心理分析家。心理分析家并不都使用完全相同的方法，有些人比其他人的传统性少些；这就是说，在基本保留弗洛伊德理论的情况下，有些分析者对他的技术进行了创新。下面对精神分析治疗的简短介绍集中讨论弗洛伊德创立的传统方法。
如本章开始所介绍的，弗洛伊德在19世纪80年代被催眠法所吸引，与约瑟夫·布鲁纳一起调查了用这种方法通过宣泄或情感释放来治疗情感障碍的可能性。宣泄是在催眠状态下由患者将问题谈出取得的。弗洛伊德对催眠法的不满，产生于他发现有些病人很难进入催眠状态、难以进入足够深度的催眠状态和取得彻底的治愈。然而，从对被催眠的病人的观察中他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得到极其重要的结论，即个体内部动态的心理能量无意识地引起各种神经症状。
为了用能够更广泛地应用的方式来研究这些能量，弗洛伊德创立了自由联想的技术。为了使这一技术有效，病人必须同意遵守基本的规则，即他们必须不进行意识的和理智的思维过程，说出进入脑海的任何思想，不管它们是多么琐碎、不连贯或尴尬。自由联想中表达的自发性极其重要，基本规则的设计就是为了保证病人能够最好地进行自我发挥。
分析师的沙发，心理分析者定型印象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被弗洛伊德用来强化病人深度思考的状况。而且，当病人靠在沙发上时，分析师和病人不必直接和持续地面对，这就使环境较放松，并且防止分析过程出现不必要的干扰（如病人对分析师面部表情可能作出的反应）。
弗洛伊德创立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疗技术是梦的分析或梦的解释。梦有两个层次的内容。表现内容是梦的意识部分，是病人在对梦进行描述时常常谈到的。梦的潜伏内容是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方面，这是隐藏的、无意识的意义。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梦是无意识愿望的表达。到达意识水平的东西是有所伪装的和标志性的东西。
如果个体将无意识的性和攻击冲动在意识水平上直接给以表达，会使个体感到很不安，于是通过梦来加以表达。梦的工作将无意识的潜伏内容转变为更易接受的表现内容，它包括几个过程。缩减是将几种潜在因素表达为一个表现的成分。转移是将潜在内容的一个不重要的方面在梦中表现为很重要的东西；还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即潜在成分中重要的东西在梦中表现得不重要。戏剧化是无意识因素转换成视觉形象或梦中情景的形象的过程。除了这些工作外，梦的工作中的二级修正也是常见的影响。这是填补空白和连续的倾向，使梦中表现出的成分常常（但不总是）显得有持续性。
弗洛伊德认为表现的梦中有着各种标志，多数与无意识的性有关。例如，阴茎在表现的梦中可能由棍子、蛇、工具或其他长形的东西代表。子宫的标志是空的物体，如盒子、烤箱、箱子或橱柜。女性可能由屋子或房间代表，门是身体的出口。性交也许会由浇灌草地或爬台阶来表示。敌意通过死亡或事故表达。这些例子相对来说比较直接、明显，在实际的梦中标志常常更加复杂并以微妙的关系交织在一起，需要分析师有很强的解释能力。（必须指出的是，即使在心理分析者中间对弗洛伊德有关梦的观点的正确性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他们提出了其他释梦的方法，但这一问题在这里讨论太复杂了。）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表现的梦是妥协形成。即无意识的愿望被允许一个程度的表达，但只能以伪装的形式。自我即使在梦中也要进行检查，防止不能被接受的无意识的材料以其实际的被禁止的形态表现出来。当自我不能充分发挥检查的作用时，结果就是噩梦（用精神分析的语言来说，就是“焦虑的梦”）。在这种情况下，自我没有完成它最重要的功能之一：以无害的方式部分消除无意识的紧张来保护睡眠。
我们暂时离一下题来指出表现的梦并不是唯一的妥协形成。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状也有这一特征，即它们也是无意识伪装和歪曲的表现。精神分析家查尔斯·布莱纳举过一个例子（见他的《精神分析基本教程》修改版，P.186）。一位妇女神经质的呕吐被认为与希望让父亲使她怀孕的无意识愿望有关，这是她未解决的俄狄普斯情结的残留物。因为不能接受的愿望无法在意识中实现，就出现了妥协。呕吐虽然是很让人担心的症状，却为压抑的俄狄普斯愿望提供了某种解脱——它模拟了清晨的呕吐。伴随呕吐的焦虑来自于自我对被禁止的愿望的无意识的内疚和恐惧。
自由联想的技术和对梦的分析在心理分析治疗中结合使用。病人可能会被要求对一个梦中表现内容的某些方面进行自由联想，试图通过它们来对潜伏内容给以揭示。这两种技术的目的都是要发现引起病人问题的无意识的材料。心理分析治疗过程中重要的一步是让某些东西公开化，以便在当前对之加以处理。被抑制的冲动、愿望和冲突都必须带到意识的水平。
在病人自由联想或回忆梦或其他经历时，分析师要担任一个理解的和中立的倾听者的角色。信任必须建立，以使病人感到他们可以表达深藏的情感，不管这种情感是什么。当无意识材料开始显现出来时，病人通常对进一步的揭示会产生抵抗，表现为意识障碍、改变话题、讨论中跑题、推迟进一步治疗，等等。这些抵抗的出现原因多种多样，多数是无意识的。一个极端不愉快、隐藏的冲动或记忆快要被带到意识的水平上，其导致的焦虑对自我冲击过大，于是建立起防卫有害材料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个体还不能接受自己的这个方面。
各种类的阻力在分析过程中都常常可以见到。从根本上说，它们代表了个体1人内部反对积极改变过程的力量。除了自我不愿让使人不安的材料表现出来的企图之外，阻力还会因为以下的原因出现：
1.当分析师没有满足患者不现实的期望时会出现怨恨和不满，于是患者变得不合作。
2.神经症状如极度焦虑、持续头疼、长期疲劳和抑郁，对患者可能具有实用目的，尽管它们是很不舒服的。它们可以为逃避责任提供借口，也可以得到别人的注意和同情，因此放弃它们并不容易。这些好处被称为二级利益。
3.弗洛伊德提出的基本人类本质的自我破坏冲动，起着保持有害的行为和思维状态的作用。
4.超我的影响，有时患者由于内心深处感到因为不同的罪过应该继续受折磨。虽然以上的原因不是阻力的全部来源，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有很多种力量在阻挡患者的改善。患者在意识或无意识的水平上有意识地使阻力发生。
如果要使治疗向有益的方向发展，分析师必须取消阻力，以便越来越深层的无意识得以暴露。解释是使用的一种技术：分析师向患者解释他们阻力的非理性的性质。解释的时机是很重要的。做得太早，会导致阻力的增加，也可能会做出让患者容易接受的结论（使他们认为已经痊愈了），或者只是从理智水平而不是从情感水平上接受结论。如果要获得对神经症状的原动力的领悟，必须要让患者抛弃阻力。
在某种程度上，精神分析治疗是让个体重新体验过去的生活。童年的情感和冲突从无意识的深处浮现出来，实际出现了情感的回归。当患者重新体验这些情感时，出现依恋于分析师的倾向。这过程称为移情。在不同阶段中，患者会把分析师看作惩罚性的父亲，或要求不断的母亲，或勾引入的情人等。如果要使分析最终达到治愈的结果，就要对这种情感依恋给以处理。在处理移情时，患者将有机会重新体验早期的关系，并让这种关系得到更满意的结局。
移情并不总是以明显和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患者的情感常常以不明显的方式向分析师表达出来。这时仍需要注意的是分析师必须对这种不明显的表示保持敏感，只能在合适的时候给以解释。他还要警惕反移情，即对患者情感上的反应。面对患者的奉承、表扬、批评、愤怒和其他情感表达，分析师必须要能够保持客观。在精神分析训练时常见的一个要求，是对未来的分析师本人给以精神分析。这一做法的目的是减少精神分析师将自己未解决的冲突带到工作中去的可能性。他们必须与患者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对非理性的、自我伤害行为做出认真的、准确的、深入的解释。
当然，分析师是人，不是超人。他们肯定会对患者产生各种情感。然而，他们应该了解这些反移情的本质，并按照弗洛伊德的教导，尽量不受它的支配。他认为从情感上对病人产生反应很可能会干扰分析过程。（在当代的分析师中对向病人表达反移情的坏处有着不同意见。有些人同意传统的弗洛伊德观点，而另一些人则指出将情感表达出来可能带来益处。例如，表达对病人的情感可以增加分析交往的深度和真诚，并帮助病人清楚地看到他是如何影响别人的。）
让我们简单总结一下我们介绍过的精神分析技术和过程：自由联想和梦的分析用来探求病人的无意识。当病人对揭示不愉快的无意识材料产生抵抗时，或阻止治愈所需要的责任时，分析师必须对这些非理性行为给以解释。病人可能会出现移情，把过去的情感附着在当前情景中的分析师身上。移情要在分析师的帮助下得到解决，而分析师要避免出现反移情。显然，治愈需要的不只是来自病人的领悟。病人需要应对无意识材料中的情感成分，这些东西在抵抗和移情中都有所表现。
心理分析治疗通常是漫长和艰苦的过程，常常需要在几年时间中每周治疗几次。病人经历有着强烈情感色彩的教育体验。目标是自我认识、诚实、对冲动更好的控制、更有效的人际关系、对潜力更现实的估计，以及对无法改变的事情给以接受的能力。绝对的幸福不是目标；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人类环境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必须学会接受自己和他人的弱点和局限性。有足够强大自我的人可以做到这一点，而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正是要使自我变得更强。
应该指出的是精神分析并不总是采用以上所介绍的标准的、传统的方式。例如，精神分析心理治疗一词即指使用较少时间的方法，这种方法有更直接、面对面的分析师与病人之间的交往，在进行分析解释时还同时给以劝告和建议。这种方法可以按照个体的需要实施，也许会采取每两次治疗时间的间隔越来越长的方法，也许要避免延长治疗的消极移情，规划个体环境的改变，用药物减轻症状，或将几种方法结合使用。更集中于某一具体问题、更直接和有更明确的时间规定（也许只有12次预约）的心理分析方法常被称为短期动力治疗。
显然弗洛伊德自己的分析方法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麦克·杰克布斯在他l992年的《西格蒙得·弗洛伊德》一书中所指出的，“精神分析的名声是漫长的治疗，按小时的治疗每周进行几次，一直持续几年，但弗洛伊德自己提供了短期和长期治疗的例子”，杰克布斯举例说弗洛伊德的分析有的只有一次见面，而有的则是每周六次且持续了四年半时间，有些病例时间甚至更长。尽管有这些不同，弗洛伊德总的来说建议精神分析需要长时间的治疗，经典的分析有着这一特点。
第二章 西格蒙得·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 评述
在理解精神分析时仍然有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不断被提出来。
布鲁诺·白脱海姆，（布鲁诺·白脱海姆，《弗洛伊德和人的灵魂》(NewYork:Knopf，1982。）一位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儿童心理学家，认为弗洛伊德著作的英文翻译对某些基本的概念有所歪曲，使人们对弗洛伊德的思想产生了错误的印象。他举了很多由翻译人员所错误表现的弗洛伊德思想的例子来支持他的观点。例如，在弗洛伊德运用德语单词Ich的地方，译者们运用了相等的拉丁词汇自我(ego)而没有用更准确、简单和个性的我(I)。白脱海姆认为自我以及其他词汇的翻译，如本我、超我、依附，使精神分析显得是一种冷淡的、技术性的、无人性而且很深奥的理论。这些词汇没有引起他认为对于正确理解弗洛伊德心理学非常重要的个人和情感联系。
根据白脱海姆的观点，“精神分析”一词本身也被误解了。他认为弗洛伊德本来是强调调查个体自己的灵魂（心理），即个体最深层的人类情感，以通过自我发现一个更充实和丰富的人生。在英文的翻译中，重点总是放在这一词汇的后半部分（分析），表达了一种过分科学和无人性的意义，并出现了他人的行为，而不是自己的行为需要分析的含义。根据白脱海姆的观点，弗洛伊德的理论是非常人性化的。这就是说，他希望通过鼓励个体认识到自己无意识的动机来为一个有更满意的工作和爱的生活铺平道路，他试图唤起我们共同的人性，而并不想过分理论化或成为正式的科学。
很难确定白脱海姆的观点是否过分。我们这些通过英文翻译阅读弗洛伊德著作的人真的误解了他的思想吗？它是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个性、简单和人情化吗？白脱海姆不是第一位指出弗洛伊德著作翻译中可能存在问题的人，看来我们不应该过分相信我们对精神分析每个方面的了解都与弗洛伊德的本意一致。即使使用自己的语言也很难表达准确的意义，因而在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肯定会存在一些问题。
在谈到了解心理分析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时，杰弗瑞·梅森——西格蒙得·弗洛伊德档案馆的前馆长，引起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杰弗瑞．M．梅森，《对真理的攻击：弗洛伊德对引诱理论的压制》(NewYork:Farrar，Straus&Giroux．1984)。较短的评述见梅森的论文《弗洛伊德和引诱理论》，《大西洋月刊》，1984年2月，P.33-60）。(他对弗洛伊德的描述远不如白脱海姆美好。梅森认为，弗洛伊德由于复杂的个人原因没有坚持他最初的观点，即他的病人通常是童年性虐待的受害者。代替这一观点的理论是对这类事件的记忆与婴儿期性幻想和俄狄普斯情结有关。换句话说，梅森责备弗洛伊德无道理地将神经症的原因从外部的创伤转到内部冲突上。
在1896年，弗洛伊德发表了他认为他的病人（主要是女性病人）遭受了实际的童年创伤，如乱伦和强奸的影响的观点。这一观点被称为“引诱理论”。在后来几年中，弗洛伊德对这一观点产生动摇，后来的理论认为这类体验通常不是真实的而是基于幻想。梅森认为弗洛伊德没有放弃引诱理论的合理理由，看起来他是缺乏勇气来坚持“是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性虐待造成儿童严重的神经症”这一不受欢迎和让人讨厌的观点。
弗洛伊德为自己观点的改变所给出的理由，是他越来越怀疑会有如此之多的虐待儿童的行为。还有他认为病人不能清楚地区别来自于无意识的事实和幻想（因此无法准确地报告童年早期的事件）。然而，梅森认为引起弗洛伊德观点转变更可能的理由是个人的，包括对来自同事的决裂的反应、不愿继续探索父亲（可能还包括他自己的父亲）会对孩子施加性虐待（主要是对女儿），以及为了保护一位密切的朋友——威尔海姆·弗利斯医生。
在弗洛伊德的建议下，弗利斯给弗洛伊德的一位女病人做了一次鼻部手术。手术后病人的鼻子严重出血。弗洛伊德提出出血的原因是由于病人希望被人照顾的愿望，而不是手术的原因，而减轻了对弗利斯的责备（严重出血怎样会由愿望引起没有得到解释）。梅森认为这次对外部原因的不重视（手术错误），而代之以内部原因（病人希望得到关心），是弗洛伊德在抛弃引诱理论道路上迈出的重要的一步（这一理论的重点是外部原因）。
弗洛伊德抛弃引诱理论的后果是什么？梅森认为将神经症的原因从外部创伤事件转移到内部的幻想（特别是认为在俄狄普斯阶段应该出现的性和侵犯幻想）对病人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他认为儿童受到的性虐待比通常承认的频率要高得多，而这种虐待常常受到分析师的忽视，他们让病人相信对这类事件的记忆是幻想。于是整个分析过程被扭曲了。如果病人要得到“痊愈”，就要接受内心幻想、冲动和冲突是神经症的原因，必须否认童年受虐待的可能性。这很可能会引起内疚、不安、依赖和缺乏足够的自我感的继续。
事实是怎样的呢？弗洛伊德是因为个人的而不是客观的原因抛弃了引诱理论吗？更严重的是，进行心理分析的病人是不是真实性虐待的受害者，却受到了不恰当的治疗？梅森的观点如他自己所指出的，是对文件解释的结果（包括以前未见过的弗洛伊德给他的密切的朋友威尔海姆·弗利斯的信），别人对这些文件的观点可能会有所不同。确定无疑地知道弗洛伊德的动机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能猜测。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知道童年性虐待的实际情况是否如梅森所说那样普遍，虽然最近也有作者同意他的估计。
在心理分析领域中对梅森和他的观点有着很大的敌意。可以理解那些早就接受了弗洛伊德修改过的强调童年性幻想的观点的人难以接受这一观点。但我认为，梅森的观点应该得到认真的考虑，特别是对于分析治疗师，他们很可能忽视病人受着确实性虐待影响的可能性（应该公正地指出，即使在弗洛伊德修改了引诱理论之后，他也没有否认对儿童的真实性虐待有时确实发生）。
白脱海姆和梅森是注解弗洛伊德著作的众多学者中的两位。这些学者中有坚定的支持者和严厉的批评者。只要看看他的著作的广度和多样性，就不会奇怪有不同意见存在。无疑，随着更多研究的完成，争论还会继续。(生动说明对弗洛伊德和他的著作存在不同意见的一篇文章《重新考察弗洛伊德》，刊登在《今日心理学》，1989年9月，P.48—52。心理学和其他领域中的著名人物给出了他们从非常积极到非常消极的评论。)
在谈完弗洛伊德的翻译者的话题之后，让我们简略介绍一下当前心理分析中的一些情况。现代心理分析师是一个混合的群体。除了正统坚持弗洛伊德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的信仰者外，还有持与他的观点很不同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治疗步骤的人。有些不同观点来自于对主要问题的看法，如在考虑确定个性发展的因素时，对文化及对本能力量考虑的程度，另一些不同点来自于对相对较小问题的看法，如分析师应该面对病人而坐，还是按照弗洛伊德的样子坐在躺在靠椅上的病人后面。
精神分析在美国有最多的追随者。他们主要出现于城市，如波士顿、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矾。精神分析在这个国家的兴起是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当时有一些精神分析学家移民到了这里。
对精神分析师的训练是一个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弗洛伊德本人建议（尽管他有医学学位）在做基本训练以前医学训练是不必要的，基本训练包括大量学习有关文献和分析技术，高强度的个人分析，在谨慎的指导下治疗病人。然而，在美国与美国精神分析学会相联系的著名大学中有一个坚定的传统，即医学学位是训练精神分析师的必要条件。因此，希望受到精神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只能在非医科大学中学习，得不到受医生统治的精神分析领域的完全接受和承认。这一点现在正在改变。1985年对一起反垄断诉讼案在法庭外的解决包括了一项美国心理分析协会的决定，允许更多的心理学家进入它的领域；而且，国际心理分析协会同意接收受过分析训练的心理学家为会员，并接受非医学精神分析机构。（见《精神分析障碍倒塌》一文，《美国心理学协会追踪》1989年l1月，P.16。《追踪》是美国心理学协会每月一期的报纸。）“外行分析师”（即无医学学位的分析师）因而在试图取得与受过心理分析训练的医生平等的努力中获得了进展。
自从弗洛伊德去世后，出现了各种试图改变心理分析理论的努力，有些改变得到了广泛的承认。主要的改变一是一些分析师对自动自我功能越来越多的重视。这种重视可以从“自我心理学”这一词汇反映出来。这一发展的主要倡导者是海因兹·哈特曼。(他的著作之一是《自我心理学论文》(NewYork:internationalUniversitiesPress，1964)。)弗洛伊德把自我看作基本上是为本我的需求服务的（虽然自我可以得到一些控制），而哈特曼和他的同事则赋予自我更大的自主性。事实上，他们认为自我以及本我来自基本的人类遗传。根据他们的观点，自我有着自身的发展历程，并由中性能量操作，因而会对与性或侵犯驱力不一定有关的物体和活动发生兴趣（虽然弗洛伊德有时似乎认为这种兴趣是可能的，他的主要论点是不同的：物体和活动之所以能引起个体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与性和侵犯这些基本个性成分有关）。
如果弗洛伊德活得更长些，也许他会转向强调自主自我功能的方向。在1937年（在一篇题为《可结束和不可结束的分析》的文章中）他提出自我的发展和特点可能是由在它出现之前就存在的遗传因素决定的。这意味着自我比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普遍认为与本我的关系更具独立性。虽然弗洛伊德本人没有时间进一步探索这一想法，哈特曼和其他人推进了关于自我的自主性的假设。
对自主的独立性的日益注重，部分的来源可能是心理分析师治疗的病人产生的变化。世界已经与20世纪初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先驱从临床经验中创建理论时不一样了。在当代，病人的问题更多地来源于日益复杂的社会（模糊的焦虑、不安全感和不满意感），他们寻求从工作、家庭和社会角色中寻求意义和价值的方式。由于自我是个性中必须以某种理智做决定的方式对待外部世界的那部分，因此对它给以更多的重视也是很自然的。也许对于现代的病人注重有意识的思维过程和应对机制是重要的，他们可能较少受到无意识的内疚和压抑的性的磨难，而更多地遭受需要自我处理的现代社会的不确定性的飘浮不定这类存在的问题。
给当代精神分析带来强烈社会色彩的很有影响的人，同时也是强调自我功能的人，是埃里克·埃里克森。他在维也纳受过训练，与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也是精神分析师）共同工作过，1933年来到美国，在美国担任了各种学术和研究职位，并进行了精神分析的实践工作。他最重要的著作一般被认为是《童年和社会》，1950年初次发表。
埃里克森提出了八个心理社会发展阶段，从社会角度上扩展和解释了弗洛伊德的心理性阶段。弗洛伊德关心的主要是基于如何处理性需要的出现的个性发展，他的最后一个阶段（女性生殖器阶段）没有详细描述成年的阶段。埃里克森的重点是在各个发展阶段中发生的社会影响，他的后三个阶段涵盖了成人从年轻到老年的时光。他指出了在人的一生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经历，以及与之相伴的期望和要求。
根据埃里克森的观点，人的自我有能力创造性地处理这些经验，并产生像能力，目的感受的能力以及年老时的智慧这些积极的后果。他还相信一个阶段的失败不一定造成一生的失败；个体，有时在心理分析师的帮助下，通常是能够恢复的。埃里克森认为自我有很多潜在的力量，他更注重个性的这一部分及其有意识的功能，而不是心灵无理智、无意识的方面。
坚持自我心理学、并认为一生中存在着发展阶段的分析师对后来的发展阶段所给予的注意同早期阶段一样多。例如，这些自我分析师的工作对象可能是正在体验认同危机的青少年、在密切关系上出问题的年轻人、在生活方式上感到停滞不前的中年人和面对死亡感到绝望的老年人。与经典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相比，这种治疗更注重当前的问题，而较少注意未解决的童年冲。自我分析师仍会使用传统的技术和步骤，如自由联想、解释和移情。治疗时间可能是长期的——与传统分析相同——也可能相当短。
另外一个植根于弗洛伊德心理学并与自我心理学有关的重要的、在当前很流行的进展是所谓“客体关系理论”。实际上，没有一个独立的、被广泛承认的客体关系理论。不同的心理分析理论家提出了众多观点，这些思想通常强调对个体的自我和对客体的内部形象（或“表征”）对与他人的关系可以起非常强有力的影响。（“客体”一词是一个技术词汇，通常指个体给以情感和行动的另一个人。）
客体关系理论比弗洛伊德更注意前俄狄普斯阶段的发展。客体的内部形象（例如，“母亲”客体）被认为形成于这一非常早期的阶段，并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决定我们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例如：一个男性可能发展起一种歪曲的、理想的女性形象，把女性看作养育的和支持性的；因此，他实际生活中与女性的关系注定要失败。因为她们不能满足他的幻想。这可能成为一个持续的问题。作为成人，这位男性可能从一个关系转向另一个关系，一次又一次地经受失望和挫折。
虽然客体关系理论和弗洛伊德理论都关注童年的经历和个体的内部世界，前者更强调内部世界和现实世界的人和情景的差距。后者更强调本能驱力和未能解决的俄狄普斯冲突这类因素的作用。
客体关系理论家对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发生在前俄狄普斯阶段家庭中的影响）比在传统弗洛伊德理论中重点强调的内部生物因素给以更多的重视。至于治疗，客体关系理论家都在不同程度上与传统精神分析有所区别，有些保持较近的距离，而有些则给以重大的修正(要了解对客体关系理论的精彩介绍（以及“自我心理学”，精神分析思想中相关的发展），见麦克尔·圣·克莱尔的《（客体关系和自我心理学）》(Belmont，CA：Wadsworth．1986)。)。
由于哈特曼、埃里克森和很多人对弗洛伊德的理论和治疗中的假设和重点进行了改变，精神分析目前处于什么状态呢？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像前边所述的那样，说今天的心理分析有着各种各样的观点。尽管有传统分析师批评说精神分析被那些偏离弗洛伊德基本理论的人所淡化了，但改变看起来是无法避免的。这些修正防止了精神分析作为一个正式的学科变成一件古董。然而，最终这些变化将可能导致失掉精神分析的最基本的东西。
有人认为精神分析已经死亡了，只是在等待埋葬。他们认为重新强调它的重点或保持它的活力的拯救努力都来得太晚了，而且没有多少内容。(例如，见理查得．I·伊万斯氍卡尔·罗杰斯：他和他的思想》中卡尔·罗杰斯的评论(NewYork：Duton，1975)，P.88—99。)与这些批评相反的观点认为精神分析，特别是它更新的状态，处于有着美好未来的健康状况。(例如，见卡尔文·S·豪和嘎德纳·林兹在他们的教科书《性理论》 第三版中的评论(NewYork:Wiley，1978)，P.75—87，和彼特·盖在《弗洛伊德论文集》的第一章(NewYork：Norton，1989)，P.xiii-xxix。)对于精神分析在当代的状况的争论突出地表现在1993年Il月29日的《时代》杂志的封面上，其标题是《弗洛伊德死了吗？》里面一篇题为《对弗洛伊德的攻击》的文章，简要介绍了对传统精神分析理论的活力和用处的正反两方面的各种观点。(关于这一观点，见罗宾·费因的第一篇短文，《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当代心理学》，1990年8月，35期，P.775-776。)
尽管有争论，尽管有批评家的消极评论，在当前对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有很大兴趣的状况仍然存在，也许还在增加，标志之一就是发表的有关材料的数量。而且，心理学家对精神分析的注意也在增加：
更多的心理学家参加了训练机构和研究群体。他们在产生新的思想将心理分析运用到今天的问题中，如离婚和性别认同，并运用到新的情景中，如家庭治疗(Youngstrom，1992)。
不管心理分析将最终消失还是将继续作为正式的方法和理论流派存在，它对我们社会的影响是肯定的，在很长时间内这一影响是不可能消失的。这在许多方面可以表现出来：
1.研究课题继续在考察弗洛伊德心理学的一些方面，（这方面的一些工作在洛得·H·所里曼的《心理分析理论》；《关于我的死亡报告过度夸张了》一文中有所描述，《美国心理学家》，1976年9月，31期，P.621-637。对所里曼和同事所作的研究在弗吉尼亚·爱达姆斯的（妈妈和我是一体：给内部《世界的微笑信息》文中进行了讨论，《今日心理学》，1982年5月，P.24-36。所里曼和周·温伯格在《妈妈和我是一体：对心理治疗的意义》一文中也进行了介绍，《美国心理学家》，1985年12月，40期，P.1296-1308。对这些文章中介绍的工作进行的评述见詹尼弗·柏利和豪尔得·舍温的《无意识心理动力唤起方式》文，《美国心理学家》，1988年3月，43期，P.161-174。）关于精神分析的新书和文章不断出现。
2.许多心理健康工作者——包括心理医生、咨询者、社会工作者——虽然没有受过正式心理分析的训练，但把弗洛伊德的思想和技术中的成分结合到他们对病人问题的解决中。
3.在许多大学的社会和人文科学课程中都会提到弗洛伊德的思想，并讨论它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意义。
4.有些学者除了弗洛伊德理论在治疗上的意义和应用外，还把它作为社会哲学来进行研究。这一方式是弗洛伊德自己开始的，特别是在他后期的写作中，他的注意力逐渐转向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和紧张。
5.在许多文学中，古典和流行的，都表现出强烈的弗洛伊德主题，如童年早期的创伤、无意识的冲突和压抑的渴望的影响。
6.我们日常的语言充满了弗洛伊德的词汇。人们常常谈到自己和他人的压抑、防御、隐藏的愿望、自我力量等等，但常常不知道这些概念的流行来自于弗洛伊德对我们文化的影响。
如一位观察者注意到的：“在一个不可思议的程度上，弗洛伊德的思想、假设和意见完全超越了他的专业追随者的圈子进入了公众的思想和言谈。”(Gray，1993)。
显然，弗洛伊德的思想以许多方式存在于我们中间。一个人是否希望看到这一点取决于他对弗洛伊德的假设和建议的评价。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争议的。
最后一点：同现代社会许多其他的发展一样，传统的弗洛伊德心理学越来越受到女权主义影响。随着更多的女性进入精神分析领域，我们看到了如更强调将男性和女性特点都结合进个性这样的变化，还有承认“子宫嫉妒”同“阴茎嫉妒”一样重要，鼓励个体改变社会环境而不是适应社会角色。（见《传统分析在改变》一文，《美国心理学协会追踪》，1989年1月，P.19。）
第三章 B.F.斯金纳和激进的行为主义 斯金纳传略
B.F.斯金纳(BurrhusFredericSkinner)1904年3月20日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萨斯奎汉纳。1990年8月l8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埃布里奇死于白血病引起的并发症，终年86岁。据他所述，他的童年是在一个温暖、稳定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他的母亲，据他所述，“聪明、美丽”，具有严格、不变的“正确”的标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斯金纳热心于建造东西——滑行帆船、运货车、雪橇、木筏、跷跷板、赛车、喷焊器、模型飞机等等。他甚至试图制造一架滑翔机，从事永动机的发明工作而未获成功。
斯金纳从一所小小的、他喜欢的高中毕业以后，继续上汉密尔顿大学（纽约州的一所小型自由文科学校）。在那里他主修英语，并在一家当家庭教师。在那家他学会出色地鉴赏音乐、艺术、写作和“生活的艺术”。他也卷入了各种惹事生非的活动：他参与了一次恶作剧，涉及著名的电影演员、喜剧演员C.卓别林对这所大学预定的参观（一大群人白白地集合了）；他在一种学生刊物上攻击了BK联谊会；和一群学生在开幕式上引起骚动以致受到大学校长的严厉责备。
大学毕业后，他试图当作家使自己出名，一两年中，他放弃了写作的念头，发现对心理学感兴趣（部分是因为阅读了早期行为主义思想的书），他在格林威治村生活了几个月，接着在欧洲度过了一个夏天。在1928年秋天，斯金纳入哈佛大学，开始学习心理学。
193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他在哈佛大学呆了5年从事研究工作。接着在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一个教学职位。1945年他成为印第安纳大学心理系主任，1948年他返回哈佛大学任教授。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他与哈佛保持着联系。
斯金纳1936年结婚。生了两个女儿：大女儿进入教育心理学领域，小女儿成为艺术家。
斯金纳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是《有机体的行为》，1938年出版。以后的著作是：《沃尔登第二》(1948)、《科学和人类行为》(1953)、《言语行为》(1957)、《教学技术》(1968)、《强化的相倚关系》(1969)、((超越自由和尊严》(1971)、《关于行为主义》(1974)、《行为主义的反射和社会》(1978)、《享受老年》(1983)（与M.E．Vaughan合著），《关于更多的反射》(1987)和《行为分析中最近的问题》(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