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丰子恺：乱世的淡定与文字
文革浩劫，丰子恺被批斗，这位超凡脱俗的智者，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于凌晨时分悄悄写成《往事琐记》，后改为《缘缘堂随笔》，再改为《缘缘堂续笔》共三十三篇，生前不发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缘缘堂随笔记》收入其中十七篇，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丰子恺散文全编》收入“续笔”全部作品。终于全部出土。
在文革的纷扰中，丰子恺的写作心境，颇像佛家入定，从纷扰中写出闲静来，他的《暂时脱离尘世》即是此种心态的摹照。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底的一夜晚，是丰子恺幼子丰新枚的新婚之夜，谁知作为父亲的丰子恺正好被揪到离家很远的虹口区去开批斗会，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丰子恺才像落汤鸡淋漓而归。丰子恺将揣在怀里陪着他参加批斗的一对小镜子分送新郎新娘，并即席赋诗一首，其中是：“月黑灯弥皎，风狂草自香。”一派自信。对狂乱的时世，丰子恺以“醉”来对待，像魏晋人物在“醒”与“醉”中徘徊，他嗜酒成癖，嘴上常说的是白居易的诗句：“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我数年来一向安好。只是上了三年八个月班，早出晚归。幸酒量颇好，回家一饮，万虑俱消。”当革命要把胡子割去时，他还是引用白居易的诗句自嘲：“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文革中丰子恺的信件多的是谈酒，“你信上叫我勿去上班，我要来生再去了。无论如何拖延，我总是一直在家‘浅醉闲眠’。”（一九七一年四月十四日致丰新枚）“我早上四时至七时写作，其外浅醉闲眠。”（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致新枚）“我足不出户，每日只是浅醉闲眠。”（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五日致黎丁）同时，他迫切地希望退休养老，“我无其他愿望，惟有‘求我所大欲’——退休家居。”（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致丰新枚）《缘缘堂续笔》中的《暂时脱离尘世》颇能说明丰子恺的处世态度。文革时候，丰子恺翻译了很多日本作品，他这篇随笔也是从日本作家夏目漱石开笔：
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日本名《草枕》）中有一段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
……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人当然不能避免。但请注意“暂时”这两个字，“暂时脱离尘世”，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知道是虚幻的，是乌托邦，但是大家喜欢一读，就为了他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山海经》是荒唐的，然而颇有人爱读。陶渊明读后还咏了许多诗。这仿佛白日做梦，也可暂时脱离尘世。
铁工厂的技师放工回家，晚酌一杯，以慰尘劳。举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大幅《冶金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一定感到刺目。军人出征回来，看见家中挂着战争的画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也一定感到厌烦。
从前有一科技师向我索画，指定要画儿童游戏。有一律师向我索画，指定要画西湖风景。此种些微小事，也竟有人萦心注目。二十世纪的人爱看表演千百年前故事的古装戏剧，也是这种心理。人生真乃意味深长！这使我常常怀念夏目漱石。
这篇随笔是理解《缘缘堂续笔》的关键，正像徐开垒所说：“我有幸读了这些遗作，非常钦佩子恺先生能在这样严峻考验下，坚持文学创作，特别是依然能保持洒脱、朴素、幽默的文风，写出了富有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的随笔，不拘一格地怀乡怀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这些随笔小品，都发自肺腑，写在１９７２年（有误，系１９７１年——引者）这样一个帮风帮气遮天遍地的生活环境里，文章竟毫不受它的影响，心平气和，叙事议人，既像亲人谈话，又似长者叮咛”，“由此，我愈益感到随笔是外衣，而诚实却是灵魂。子恺先生的随笔写得好，使人感到，因为他所叙的事是实在的，所发的议论是诚恳的。而当时他所处的环境却十分险恶，当时所流行的却是与随笔这一形式完全对立的东西：大批判文章。好的随笔要求的是实事求是，与人为善，娓娓道来，叫人心服；后者则阴险残忍，动辄引咎，张牙舞爪，以势压人。”
文革的文风是火药，是新八股，没有情感，没有思想，有的是口号和标语。怎样度过这狂乱？“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量，随时可以应用。……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我觉得这种人非常可怜，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机器，而是人。”于是丰子恺提倡“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人当然不能避免。但请注意‘暂时’这两个字，‘暂时脱离尘世’，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丰子恺是佛的俗家弟子，是居士，他身上有佛家的不离魔界的定力和追求，“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这是丰子恺在严酷的“文革”时期，利用凌晨偷偷写《缘缘堂续笔》的原因，远离狂乱与喧嚣，一如既往向往“儿童游戏、西湖风物”，写胡琴、写吃酒。在明白了人生的无常之后，丰子恺保持了头脑冷静，灵台明澈，在一个充满了虚假与夸张的革命激情年代、一个煽动人与人之间仇恨的年代，丰子恺的这种人生哲学与艺术哲学，看似远离革命，其实是离人性最近。这是人性，也是“诗性”，这种“诗性”，就是对当时主流文化意识的厌恶，在暂时的脱离中，他回归到艺术的温馨天地里，但文化革命，却要革去的便是这一种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