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8章 《瓮中杂俎》：独特年代的见证
《瓮中杂俎》的责任编辑常君实在该书的编辑后记中写到：“这是廖沫沙在‘十年浩劫’中遭受残酷迫害，在被囚禁中，在高压下，用血和泪写下的所谓的‘检查’、所谓的罪行，这些文字原来封存在廖沫沙的‘专案’袋中，只有参加迫害廖沫沙的人和‘四人帮’才能看到，十分有幸，这些文字随着‘四人帮’的垮台而公布于世，并且是在廖沫沙获得平反后，有些方面将这批文字交还给廖沫沙本人的，廖沫沙在接收这批文字时的心情，我们可想而知。”常君实援引廖沫沙一九七五年三月给“专案组”的信，分析廖沫沙被迫写“交待材料”的心情。廖沫沙在信中说：“我的眼睛大约因为年老，老得快要瞎似的。看书写字（尤其写字），费劲之大，‘无与伦比’，所以不要再叫我写什么东西了，或者少写东西。”常君实分析道：“是廖沫沙对负责他的‘专案组’的人提出的人情的呼喊。廖沫沙还是天真的，‘四人帮’既然凶相毕露，杀绝灭绝他们所仇恨的人的方针已定，那么廖沫沙的意见就是无用的。从廖沫沙的这段文字中，我们更可以想象到，在那个如廖沫沙诗句所说的‘娼妓居然称圣母，流氓恶棍逞英雄’的时期，廖沫沙在失去人身自由，随时都有‘周身着铁鞭’的日子里，被逼迫写这些‘交待’的心情；同时也想象得到廖沫沙在被囚禁中遭受迫害的严重情况。这些文字留存下来，也可以说是‘十年浩劫’、‘三家村冤案’的一个大曝光，虽然存下来的仅仅是廖沫沙一人写的这样一小部分，却有十分珍贵的历史价值。”
《瓮中杂俎》作为散文，它是独异的，它是以“无产阶级专政”为名对中国人民实行法西斯专制的“左”的势力在历史上留下的不容抹去的血的痕迹，也是作者被“改造”抗争的真实记录。
我们在《检查我的态度》中看到廖沫沙在囚禁中所坚持的不懈追求自由精神的灵魂与不及群小俯就的态度。“十七日下午，外面的革命群众组织派人来找我问话。在问话中，我的态度恶劣，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不老实回答，对他们的质问不耐心听，甚至暴躁发火，站起来想走。在答话中也说了许多顽抗的话。”在受迫害的境地下，不合作是需要一种胆识与勇气的。
“在回答问题中，我说过，要讲实在话，我不熟×××这个人；如果叫我胡说八道，我是不干的。”
“我说过：我的罪行已经很大，再加上一两条，也没有什么要紧。”
“我说过：你们这样逼供，什么问题也得不到答复。”
“我还说过：我已经罪恶滔天，再多涂一些，也滔不到天外去。”
“我也说过：我是准备等人民来判处死刑的，死吓不倒我。”
这是一种宣言，是一种知识分子傲骨的表现，在吴晗被迫害死后，廖沫沙在《给专案组的信》中，以满含感情的笔触写道：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１９６７年全年，三家只剩我同吴晗两家，我同吴晗发生“同台之谊”（同台挨斗）。我这里只引我当时单同他关在一个房间里，等候开斗争会时作的一首开玩笑的打油诗，来说明我们那里的“闲情逸致”。
嘲吴晗并自嘲
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
他只知前两句，不知有后两句。“自喜投”、“于今爱”完全不是反面话。倒是我那时的心境。我至今还思念着和吴晗“同台之谊”的那段时期。
如果论政治，论思想观点，论阶级性，“三家村”的三个人只能划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是无产阶级。如果讲教育改造，那我不是偏爱，而是我现在的真心真话，我觉得吴晗是有改造前途的，因为他幼稚而纯朴。
“文化大革命”是对被改造者的洗脑，让他们的灵魂深处发生革命，然而从《瓮中杂俎》中我们发现，被改造者只是采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当时流行的词句，如说灵魂深处发生了激考，那是只有鬼才信的话，在《思想记报》中可以看到：
劳动完了，回到房间，发现一身是煤土。这才想到，煤矿和煤矿工人满身是黑煤，无怪其然。我现在虽然也开始身沾煤土，但脑子里却并不比那些矿工和煤厂工人干净。毛主席说过：“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毛主席的这个批示，我现在才开始懂得。真正干净的人是劳动者，是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人民。为了洗净我头脑中的污泥浊水，也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劳动。劳动改造世界，同时也改造着劳动者自己——我的改造，就只有劳动之一法。
《瓮中杂俎》中的交待材料，是一种特殊的散文文本，它是一种原始文献，它记录着二十世纪在中国大地上受劫难的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和精神历程。研读它、收集它、整理它对研究“文革”这段荒谬历史，鉴往知来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瓮中杂俎》出版后，原《三家村札记》的责任编辑李镐认为“这些交待材料虽然是‘文革’独有的一种体裁，令人望而生畏，但是，沫沙同志所写的这些材料很值得一读，它透露出人性的真善美，它教你如何当黑帮，也就是怎样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