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3)
倘把民族全盘地考察一下，吾人好似有意地保存守旧生活。一九三五年曾游历过日本与中国的游历家，可以很容易看出最大可能的对照情形。把日本人比较一下：他们终日忙忙碌碌，读报纸的时间总是在电车上或火车上；他们带着固执猛厉的脸色，咬紧坚决的下颚，在他们的眉头，罩着一层迫近眉睫的国难暗影，看似具有果决的主意：若非日本粉碎这个世界，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别人所粉碎，是以必须准备这个时代的来临。而中国人穿了长袍，宽衣博带，雍容温静，优游自得，一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会有什么可以把他从酣梦中摇醒过来。无论你走进中国家庭，上中国馆子，走在中国街道上，你真不会相信世界的惨祸或国难行将临头！中国人常自承自己的国家像一盘散沙，每一粒沙屑不是一个个人而是一个家庭。另一方面，日本国家是结合在一起，像一块花岗石。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因为花岗石虽然坚固，世界大战的巨弹，或许会把它爆裂开来；但是那一盘散沙，你至多仅能使它散开一下。沙粒固然仍为原来的沙粒。
四 特权与平等
社会上区别身份之主义，或恪守本分的理想，用很巧妙的方法穿越平等的理想。先明了这一点，俾明了中国人社会行为的全部精义，无论为善为恶。人文学者的性癖，是在郑重区别各种事物的身份，是以男女之区别（为妇女遮藏之结果，上文已有所述），贵贱之区别，长幼之区别。孔门学者常自以为一种文化势力，宣扬此等区别而建立社会秩序。他们希望用道德之力量把社会结合起来，想教导统治阶级以仁爱，而被统治阶级以服从，使长者慈祥而幼者敬老，兄长友爱而弟执谦恭，代替社会平等的意识。其着重点好像尖锐地置于确定的区分上面，或可说是构成了阶层的平等，因为中国文字中表示五种主要谊属关系的一个“伦”字，其字义即为本阶级中的平等。
这样的社会，也不是没有它的可爱之处的。例如尊敬长老，常是很动人的。罗斯教授（A.E.Ross）曾指示老年人在中国是最显扬的人物，比之西方的老年人，远为尊崇而受人敬视。至于欧美的老年人，他们总感觉自己过了有用的时期，而眼前是无报酬地白白受着儿孙的豢养，一似他们在其壮年时代曾未出力以养育其小辈的。或则此辈西洋老年人还会不断地大声疾呼，说明他们的精神尚属壮健可用。这样的呼声，徒见其可发一笑。好好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没有会无故冒犯一个老年人的，恰如西洋君子不会有意得罪女人一样。有些这样的优美习性已经消失，然大部份仍存留在中国家庭里。这就是老年人大多宁静沉着的原因。中国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让老年人生活于其间，满觉得舒服安适。著者敢断言这种普遍敬老情操千倍优于世界各处的养老金制度。
从另一方面言，此社会身份区别主义，产生一种特权，这对于享有特权的阶级自觉得欣欣有味，直到如今，此风不变，尊敬老年无疑为好的习性，但尊敬学者和尊敬官吏阶级则利弊互见。社会一般对于状元——殿试第一名——的赞美敬慕，深深地弹动一般做母亲者的心弦，也激动着一般姑娘们的那颗小心儿。一旦中了状元，风光十足，自不待言。他跨着滚雪般的白马，受着皇帝特颁宠典的装饰，排着花团锦簇的仪仗，游行街市一匝，表扬他是全国最聪明的一个才子，同时又是美貌的“花花公子”。这一点倒也非可轻视，因为中状元的，总应该是个美少年。这是卓越奇才的光荣，也是高官显爵的光荣，每当他出门，则铜锣开道，宣告贵人的即将莅临，衙门差役则清除道路，驱逐过路行人好似扫除。`这些衙门的差役，常能倚仗主子的权势与受宠而叨叨光，有时伤害或杀死一二个人，也算不得一回事。
你倘使读读中国古本小说，免不掉要看到这些场面。吾们不叫它权势与荣华，而叫它“气焰”，盖言其气势如熊熊烈火之盛，不可向迩也。衙门差役惟一所忌惮者，为无意莽撞了别个官员的卤薄，这个官员，适为较其本家老爷高级者（这便是身份主义发生作用），这官员也许将挫折他的一些气焰。或则他们糊里糊涂伤害或杀死一二个人，适属于较高级官吏的家族者，到此他们才会高喊“小的该死，小的该死”，然终于难免拿捉起来，于是押解给这个高级官吏听凭他的裁判，有时吃打屁股，有时收押监禁，不管合乎法律与否。
像这样的特权是常常具有动人的魔力的。那无疑即便是现代官吏，既已削去了外表的光荣，还是很不愿意放弃这种特权。没有一个人享有这种特权而不觉得窝心、不欢喜它的。不知怎样，那些民主主义者称呼现代官吏做“公仆”，实际上这二个字只配让他们引用在通电里面，他们的内心固恶狠狠痛恨这个名辞。一九三四年发生一件案子，有一个高级官员的汽车夫不服从交通信号，在一个热闹转角冲过一条马路，却还扯出一支手枪打伤了一个警察的大拇指，因为这个警察想阻止他。这是他的官火的气焰！不差，特权总是好东西，而且它至今还是光芒万丈。
特权是以为平等的对照名辞，而官僚为民主主义的天然敌人。无论何时，只消官吏肯放弃他们的阶级特权，享受较少一些的行动自由，而肯上法庭答辩人家的纠弹，中国真可以一夜之间迅速转变成真正的共和政体。可惜至今此时机犹未成熟也。因为倘若人民获享自由，那么官僚和军阀的自由将从何而来呢？倘若人民享有不可侵犯的民权，则军阀从何而得随意逮捕报馆编辑、封闭报馆，甚至砍戮人头以疗自己的头痛（张毅将军尝在著者本乡福建漳州干过这件事。著者的敢于直指他的大名，因为他业已去世）。当人民敢于不敬他们的官长，或少年敢向父母反唇抗辩，我们将大喊“反了反了”。这四个字的意思是天翻地覆，世界临到末日。
这种意识是很深地种植于中国人的心坎中，其罪恶不只限于官僚，却是像榕树的根盘四射，延展可及数里之遥。又像榕树的顶盖，它向四面展射其寒冷的阴影，掩蔽一切走到它树下来的人。吾们中国人不欲与此大榕树斗争，而却趋躲它的荫盖之下。吾们不会弹劾官吏，像美国人；也不会焚烧富人屋宇，像布尔什维克党员。吾们只想做做权势人家的守门人，沾沾他们的官势的光。
五 社会阶级
清清楚楚，中国只有两个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享有治外法权而不用领事裁判，享权的起源，远在欧洲人来华之前。其他是非衙门阶级，他们须付纳捐税而服从法律。说得尖刻一些，中国只有两种阶级，上层奴才与下层奴才，二者彼此互有浮沉。托于乐观的命定观念，中国人服习这种纲要很豁达而自然。其实中国并没有固定的社会阶级，只有不同家族之升降，依各家财产的兴败为准则。社会上有侥幸的衙门家族，及有运气欠佳的家族，他们的儿子没有入衙门为官作宰，他们的女儿没有嫁进衙门世界，然各家族没有绝对的孤立的。由于通婚或由于交谊往来，在中国任何家族中，不难觅得一个远房表亲，他认识张三少爷的教师先生，这位张三少爷的舅嫂是某一局员的大阿姨，这么牵丝攀藤的关系，逢到有事临头，须对簿公庭的时候，极有用处。
衙门家族，再可以用榕树来做比喻：它的根柢纠纷盘结，转辗旋绕，复向四周作扇形的辐射。中国官僚社会可以比之于生在山巅的榕树。经过一番调整的作用之后，大家都在向日光的方面争取一席地，既已得之，则互相安静地过着日子。有几棵站在机会比之别棵较优越的地位，他们都是彼此互相回护着的——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官官相护”。普通平民可比之于泥土，所以培养这些树木，供给他们以种种营养质料，俾使之生长。如孟子当其辩护君子小人之别时所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又似《论语》上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如是，那些树木上承日光煦照，下接土地气液之营养，因以发育繁滋。有些树木比较来得繁荣，它从泥土吸收较多液汁，而人民坐在他们的荫蔽之下欣赏其茂密的绿叶者，不知此乃吸收土地之液汁而荣发者。
唯官府老爷们则对此情形，固熟知其内容。那些候补知县闷坐在北京城里候缺的时候，心上牢牢记着，更不断互相讨论着某县缺肥，某县缺瘠。他们又把国家税收用文学的辞藻称为“民脂民膏”。收括民脂民膏的本领是一种科学，其精妙而变化多端，可比之于有机化学。一个优良化学师能把甜菜根炼成糖，更有本领的能从空气抽收氮素而制成肥料。中国官场的本领，比之毫无逊色。
可取之处为中国向无固定的阶级之分，没有所谓贵族政治。衙门阶级并非为永久的世袭制度，像欧洲封建地主的贵族政治那样；也不可以把它跟任何私人的党派相混合。中国未曾有任何家族足以自夸其祖先在过去五百年中能拱坐而食，未尝一劳动其手足像法兰西的几个贵族或奥地利赫斯堡王族者，除掉一个惟一的例外，那便是孔子的后裔，世袭衍圣公，的确在过去二千年中拱手未尝劳作。满族旗兵的子孙，他们的祖先在一六四四年征服了中国，其后三百年中可以说真正拱手未尝劳作，而至今清社虽废，他们还是懒惰不肯操作——这是指其大部分而言。他们现成为社会学者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的对象：且看一个阶级，受国家的扶养经过三百年之久将生何等后果？他们是中国的真正的有闲阶级，但他们又是惟一例外。介乎衙门与非衙门阶级之间，其实找不出任何显著而固定的区分痕迹。
所谓家族，非为世袭的阶级而为社会的单位组织。此等家族之沉浮升降，真是说不尽的千变万化，不可捉摸。过了四十岁的人，都能亲眼经历：某些人家，怎样由贫贱而兴隆；某些人家，怎样由富贵而衰落。社会的德谟克拉西，无论在中国或在欧美并非由于任何法制为之维系，却是被我们的放荡的败家浪子所维系着，像有位学者曾这样指出过，此等浪子在中国出品颇为丰富，他们的阔绰的挥霍，使富贵家系的永续成为不可能，因是浪子乃系德谟克拉西的屏障。文官考试，像中国的科举之类，常可使怀才的志士从社会底层升腾上来。中国的科举考试，无人不可参加，除非是乞丐或娼家的儿子。一方面，教育的费用并不昂贵，不致仅让富裕阶级的儿孙独沾利益。读书求学，为有才之士所享的特权，却非是富裕家庭所享受的特权；学问的进修，也从未受贫穷之累而遭遇任何严重的阻挠，由是看来，可以说人人都是机会平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