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 (2)
不过吾人于此必须提示者：孔子从未想把家族意识去夺取社会意识或民族意识的地位，亦并未想把它发展成一种高度自私的形式——后世的结果，尽孔子全部实践的智慧，实未能料及。家族制度的劣点，在韩非子时代已很明显（约当基督前三世纪末期）。依著者愚见，韩非子实为那时代最伟大的政治思想家。《韩非子》一书所记载的当时政治实况的描写，可以映出今日中国的形貌。例如由于亲贵偏宠而使文官制度的崩坏，不啻攘夺了国家资产而增富了私家。高官显宦之建筑富丽的别庄，渎职官吏之缺乏任何制裁，因此缺乏公民观念和一般的缺乏社会意识。此等劣点都经韩非子一一指出，他主张组织一个法治的政府，他认为法治政府才是政治上惟一的出路。可是韩非子自己的结局却是被迫仰药而死，类乎苏格拉底的命运。
但至少在学理上，孔子并非有意牺牲了社会的完整而使家族意识发展为自私观念的。在他的道德律里面，他也曾容许某种程度的超家族的仁爱。他把家庭内的道德训练作为普通道德训练的基础，他计划想从此普通的道德训练，实现一个社会，这个社会是要很适宜于和谐幸福的共同生活的。只有在这种悟性里面一个人才能了解重视孝道的意义。孝在中国伦理观念里面，是居于百善之先的。中国文字里头，那个教育的教字甚至是从“孝”字蜕化而来的。《孝经》上对于孝的意义，作下面的解释：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在另一节里，孔子又说：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由于这种意义，孔子对他的弟子曾子说：
夫教，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复坐，吾语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全部道德哲理，在社会上，基于模拟的学理；在教育上，基于习惯的学理。社会教育的方法，即自儿童时代培植纯正的心智态度，其出发点乃天然开始于家庭中。这种方法，并为差误。它的惟一弱点为政治与道德的混合，其结果对于家庭是有优良的成效的，而对于国家则为危害。
家族制度又似社会制度，它是坚定而又一贯的。它肯定地信仰一个宜兄宜弟、如手如足的民族应构成一个健全的国家。但是从现代的眼光看来，孔氏学说在人类五大人伦中，脱漏了人对于异域人的社会义务，这遗漏是巨大而且灾苦的。博爱在中国向非所知而且实际加以消极地抑制的。学理上，博爱的精义可谓已包容互助说里面。孔子称君子者谓：“夫仁者，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但是这个施仁于他人的热忱，却是不列于五伦之内，亦无明确之定义。一个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壁的堡垒。在其内部为最高的结合体，且彼此互助，对于外界则取冷待的消极抵抗的态度。其结局，由于自然的发展，家族成为一座堡垒，在它的外面，一切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可掠夺物。
三 徇私舞弊和礼俗
每个家族，在中国，实际系一互助小组织，在这个组织里头，各人尽其力而取所需。其间分子与分子的互助，发展到很高的程度，盖受着一种道德意识和家族光荣的鼓励。有时一个兄弟会渡海离家数千里，以恢复那破了产的哥哥的名誉。一个环境较好的人常拨其全家消费的大部分，苟非全部，以资助其侄儿的就学，此固视为寻常事，非有任何功绩可言者。一个功名利达的人做了官，常使好差使支配给他的亲戚；而倘没有现成的差使，亦可以生产几个拿干俸的闲职。这样拿干俸和徇私的习惯，随着每度政治变革运动而发展起来。这种习惯加上经济的压迫，变成一种不可抗拒之力，毁损人而不受人之毁损。这种力量是异常巨大的，虽经政治改革期的屡次努力，秉着十分热情的好意也终于收了失败的结局。
公平地观察一下，徇私并不劣于别种恶习的“情面”。一个部长，不独位置其侄儿于部内，同时还须安插其他官员的侄儿——倘这些官员是比他高级的，还写着荐贤书给他，那么许多贤侄儿往哪里去安插呢？除非拿干俸或予以咨议顾问之类的名义。经济压力和人口过剩的排挤是那样尖锐，而同时又有那么许多能够写得一手好文章的读书人，却没有一个人会修理一座碳化器或配置一架收音机，致令每一个新公事机关成立或官吏就职之日，就有数百封介绍书蜂拥而来。是以那是很天然，慈善事业乃从家族为始，因为家族应看作中国传统的失业保险制度。每个家各自照顾自己的失业分子，既经照顾失业分子，其第二步较好的工作为替他寻觅位置。
这种办法应略胜慈善事业一筹，因为它教训那些运气不佳的分子以自立的意识，而那些受到这样资助的人又转而帮助家族其他分子。此外，这些大官僚掠夺了国家的财产以私肥自己的家族，或给养当世的一代，或可接续蓄养三四代，积资常自数十万至数千万，仅志在光耀门楣而为家族中的好分子。营利舞弊，敲诈钱财，对于公众是一种恶行，对于家族却是美德。因为一切中国人都是家族的好分子，是以中国语言文法中最普通的动词活用，像辜鸿铭说过是动词“把”字（英文本原文系Squeeze一字，有榨取剥削的意义），好似吾们的常用语中“我把你……你把他……他把我……你把那冤枉的事……我把你这卖国的奸臣……他把我带到这儿……”这个把字是正规的动词。
如是，中国式的共产主义，培养出了个人主义，而限于家族以内的合作观念，产生了盗窃狂的结果，此盗窃狂却又带着利他主义的色彩，真是妙不可言。盗窃狂——舞弊的习性——又可以和个人的诚实性并行而不悖，甚至可以和博爱并行而不悖，这情形在欧美，也不是陌生的。那些社会上的巨头——他们是中国报纸上时常浮露其尊容的活动人物——他们对于慈善事业不仅一诺千金，往往轻松地捐个十几万块钱给一个大学或市立医院，这种捐赠，其实不过将其自人民掠夺而来的金钱返还于人民。这样的情形，东亚和欧美却不谋而合，其不同之处仅在欧美则唯恐此等真情之败露，而在东亚则似获得社会的默许的。
在中国，即使一个人为了偷窃金钱而被捕，他的被捕罪名不是为了偷盗国家资产。就是北平故宫博物院里的无价之宝，被博物院管理当局所盗窃而经社会揭发，仍不当作盗窃国家财产看待。因为吾人好像有一种政治腐败的宿命的，这宿命在逻辑论体系上是紧随着“贤能政府”的学理（参阅第九节“贤能政府”）。孔子教导我们，政府要受贤人君子的统治，吾们乃真当这班统治者作贤人君子看待，没有预算，也没有决算（政府岁支报告），人民没有立法上之同意表决权，政治犯也没有牢狱。其结果，他们的道德素养，敌不住摆在眼前的引诱，因而大多数忍不住舞弊起来。
不过这样掠夺来的或盗窃来的金钱，仍常能渗漏而返还之人民，这殆便是德谟克拉西精神的美处，这返还的途径倘不经由大学，则经由一切依赖在他身上或服侍他的人民下至听差走役。那些仆人揩揩东家的油水，不过在帮助他东家返还金钱于人民，而他们的揩揩油水是有着清楚的心意的。侍役的背后，也有一个家庭问题，虽其量的大小与东家不同，家庭问题之性质则无异。
除了上述偏爱徇私和政治腐败之外，另有种种社会特性起自家族制度。它们可以统括地称为缺乏社会训练。它打消了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恰如它的徇私恶习破坏了文官考试制度，它教人“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不是何等的恶行，更坏的是使人倾倒（即垃圾）于邻居的门口。
家族制度的最好的例证，莫如所谓中国人的殷勤礼貌，这是很被误解的论旨。中国人的殷勤礼貌，不能依照伊墨逊（Emerson）氏所下的定义“做事情的欣快的样子”来下界说。中国人办事的殷勤程度完全要的看谁是他所与工作之人。他是不是同一家族中的人或家族的朋友？中国人对待家族及其朋友以外的人，他们的礼貌恰如英国人在殖民地上对待其同种族以外的人。有一个英国人告诉我说：“我们对待自己人是从不骄傲的，这是可喜的一点。”这在英国人应该很感满足了，因为他们的自己人布满于全球。中国人对待其朋友及其熟习的人是并非无礼貌的，但超出了这个界限，则在社会行动上常对其旁边人取积极的敌意的；如果他是公共汽车的同车乘客，或戏院子买票间附近的客人，彼此的争先恐后，不让于世界大战时火线上冲锋的勇猛。
著者有一次在一个下雨天，在内地的公共汽车站瞧见一位同车乘客，他正在发狂一样争夺一个座位，谁知所占据的乃是司机的座位，却还是坚决地拒绝车站职员的要求，不肯让座。只要用一些社会常识考虑一下，谁都知道没有司机，车中任何人都不得回家，可是他竟缺乏这一些常识。假使你更进一步地分析，这个人是不是被认为可耻？吾们先要知道为什么这样下雨天只有一辆车子以容纳八十多个乘客。原来其他车辆被当地的军事长官征调去充运输之用，所运输的是他私人的物件——那么这位军官的社会常识是在哪里呢？制度既经紊乱，人们被迫发狂样地争夺座位，大家耽搁于离家三十里的路程上，在一个下雨天，谁不焦急着盼望早些回家？倘若那个占着司机座位的人站了起来，谁保不有第二人来抢夺这个座位呢？拿这件事情可以作为标准：它显示农村的天真而田野风的礼貌与时代进展速度二者之间的差率的欠整理；显示政治的紊乱，这一切驱使个人之间起争夺，而缺乏新的社会意识的遗传法式，是需要时间去补救而发育生长的。
缺乏社会常识正足以说明为什么许多公共汽车公司都折了本，许多采矿公司都关了门。缺乏社会知识的范围，延展至广，自图书馆章程以至土地法。高级官吏破坏了主要法典，小官吏破坏关系较小的法典，其结果即为全部缺乏社会训练和普遍的蔑视公众章程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