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求学：学校
当初妈妈把我送到幼儿园，我一连哭了七天，姥爷不忍心，就把我接回了家，这样一转眼，我跟着姥爷晃晃悠悠就到了六岁。
从没过过集体生活的我，无比羡慕那些每天背着书包上学的哥哥姐姐，特别是那些胸前挂着钥匙的孩子——他们多自由啊，不像我，家里永远有个姥爷盯着。
有时候我跑到学校门口，看学生们背着书包，成群结队地从学校里出来，心里无限向往。
六岁那年冬天，忍无可忍的我，冲着卧病在床的妈妈喊：“妈妈，我要去上学！”
妈妈虚弱地摸了摸我的脑袋，安慰我说：“你还没到上学的年龄，再过半年，就可以上学了。”
我一下甩开妈妈的手，眼睛瞪得溜圆，大声喊道：“我不管，你不让我去上学，我就去跳河！”
可能是我的表情吓着了妈妈，也可能是我从来都没对妈妈这么凶过，妈妈真被我吓着了。她没再说话，艰难地从床上爬起来，戴上帽子，围上围巾，穿好大衣，捂得严严实实的，冒着呼啸的风雪，去给我找学校去了。
妈妈那会儿，刚刚做完一个手术，是不能受凉受累的。我虽然不懂这些，但看着妈妈苍白的脸色，虚弱的样子，心里还是有点不忍，有点内疚。
但是，想上学的心情太迫切了，也就顾不上太多，只盼妈妈回家的时候，能给我带来好消息。
妈妈跑了好几所学校，都被拒绝了。
一是因为我还没到上学的年龄，二是因为我没有上过幼儿园。想上铁路子弟小学，需要铁路幼儿园的介绍信。
妈妈又冒着风雪，去那个我只待过一个礼拜的幼儿园，请不情愿的园长奶奶开了一封介绍信。又拜托一位当老师的亲戚，由她领着，一起走进了校长办公室。
一个礼拜以后，同样是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姥爷牵着我的小手，来到离家步行四十来分钟的铁路第二小学一年级分校。
铁路第二小学总校其实离我家很近，但因为学生太多，容纳不下，只好将一年级学生单独安排在另外一处，也就是我就读的这里——只有四五间教室和一个小操场。
我插班进来的时候，学校已经开学三个多月，汉语拼音都学完了。
姥爷把我交到老师的手里，老师拉着我，走到讲桌前。
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教室，看到黑压压的一屋子学生，吓了一跳。
我完全没有预料到一个班级会有这么多学生？这就意味着以后我每天都要面对那么多的小朋友。
八十六岁的姥爷，每天独自站在校门口等我放学，于是大家认为我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
我央求姥爷别再来了，他坚定地说：除非你不去上学。
老师把我安置在最后一排，只有那儿还有个空位子。我走过去坐下来，感觉自己立刻被淹没在一群比我高也比我壮的孩子中间。同学们都好奇地望着这个瘦得像猴子一样的我，一双双热切的目光吓得我低下了头。
课间操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小姑娘，站在队列的最前端领操，她就是我们的班长。美丽活泼的她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做操的动作像舞蹈一样优美，我羡慕地望着她，模仿着她的一举一动。
等了这么久才得到上学的机会，我毫不犹豫地把自己所有的激情都倾注在了学习上，只用了一个月，就把功课全补上了，汉语拼音也全都学会了。
也许是因为发现了“学习”这事儿并不难，也许是“文革”期间标语口号式的内容让我乏味？也许，就像姥爷说我的那样，干什么都没长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我赶上了大家的进度之后，突然有一天，我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趣没了。
向往了很久的校园生活，开始变得无聊；那个美丽的班长也让我觉得有些张牙舞爪；学校的集体生活，让我感到无依无靠。
我发现，我根本没法跟大家一起玩，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融入到他们之中去，怎样才能跟大家打成一片。
后来，这成了我人生中巨大的障碍：不知如何与人沟通。
姥爷是学校里唯一一个，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又接回家的家长。
那时路上汽车很少，家家都有好几个小孩，一点儿不金贵，所以，根本没有家长会接送孩子上下学。
现在的小学校门口，放学之前，真叫壮观。家长们垫着脚尖，翘首以待，等着那神圣的一刻，那一刻，仿佛久别重逢，笑容在大人和孩子的脸上绽放着。
现在的我，偶尔也会夹杂在这样的家长队伍里，默默地等待着我的孩子，从学校里被放出来的一刻，远远地看见了，那也是，脸上立刻乐开了花。
姥爷之所以坚持每天接送我，按他的话说就是：“学校离家太远，不放心。”
八十六岁高龄的他，一个人站在校门口等我放学，风雨无阻。以至于学校里上上下下都知道，一年级来了个娇生惯养的新生。
还有同学特意来问我：“你生病了吗？为什么你姥爷每天都要来接送你？”
我求姥爷别再来了，别的同学都是自己上下学，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不行。”姥爷坚定地说，“除非你不去上学。”
我的妈妈是天底下最孝顺的女儿。她为了姥爷，没跟着丈夫远去新疆；她为了姥爷，跟丈夫分居近二十年，直到姥爷去世；她为了姥爷，一个人留在家乡，含辛茹苦地照顾着老人和孩子们。
这样一个她，怎么能忍心让姥爷每天这样辛苦呢？
转学！
妈妈甚至都等不及半年以后，我升入二年级，就可以跟着大家一起，转回离家比较近的总校上学了。寒假里，妈妈便又开始奔波，找亲戚，托朋友。寒假一结束，刚在铁二小上了两个来月的我，就转到了铁四小。
△二
铁四小，离家可近了。
走路过去，五分钟不到的路程。
学校的预备铃声响了，我在家里都能听见，再从家里出发，都来得及。唯一的缺点就是，要过一个铁道的道口。
那可不是一般的道口，那可是一个交通要道：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城市——北京到上海的京沪铁路，就从这里经过。
那样的道口，现在只在一些小地方还能见到。
两根木头杆，利用杠杆原理举起，放下。举起和放下时都伴随着“当啷当啷”的铃铛声，铃铛声又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声，汽笛声又伴随着孩子们的尖叫声。
不早不晚，偏偏要等到火车在远方出现，扳道员的口哨声响起，小红旗挥起，木头杆子已经放下一半甚至几乎全部放下了，而火车已近在眼前的那一瞬间，我会一猫腰，“刺溜”一下，从栏杆底下钻过去，伴随着扳道员尖利的哨声，冲过道口，再从另一个栏杆下钻出来。
火车在我身后呼啸而过。
上学和放学的路上逗火车玩儿，成了我每天上学最大的乐趣之一。
那也有失手的时候。有时，听到学校的预备铃响，赶到道口，碰上一列火车正在开过，而且是一列加长的火车，那就惨了。虽然火车一过，栏杆还没升起，我就可以钻过去，但还是会迟到。
如果，我是说如果，可能性不过千分之一，当我跑到道口，正好火车要来，我就把百米冲刺变成50米冲刺，跟火车比赛，抢在火车开过之前冲过栏杆，那个时候，那个得意的心情，真好像得了冠军一样。
姥爷要是知道我每天就是这么去上学的，说什么也不会让我转学了，宁可远一点，也比过道口安全。
半年内去了两所学校，让本就不适应集体生活的我，越发地生疏，越发地不知所措。
原先那个班里的同学，我都还没来得及搞清楚谁是谁，又换了四十多个新同学，四十多张新面孔。
这个班的班长也是个女的，不过，可没有原来的女班长漂亮。白白胖胖的她，也不领操，也不发作业本，只是在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完“上课”，她就喊一声“起立”。
仅此而已，却非同一般。
只要她一走进教室，所有的女同学就都聚拢到她的周围，她是中心，是全班的灵魂。
这个灵魂人物在我进了班级以后，一直在观察我，用傲慢的目光，藐视地看着我，等待着我向她俯首称臣的一天。
我哪里懂得这些？哪里明白，她那藐视的来源？哪里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的世界没有什么区别。
下课以后，没人理我，我就自己一个人玩，用一块手帕，在篮球架下的两根杆子之间，系过来，系过去。远远地，看着班长和她的一帮簇拥者们说着，笑着，玩着，心里又羡慕，又嫉妒，又害怕。
她们也在观察我，这个从来不屑于与她们为伍的，特立独行的人。
有一次，她们故意把香蕉皮扔到我身上，还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在那边嘻嘻哈哈地笑。我拿着那块香蕉皮，敢怒而不敢言。
长大以后，我读到一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我惊叹小说中所描述的孩子的世界，跟我所经历的是多么相像，甚至更加残酷。
人性，原本是善还是恶？
人类是环境的产物。在善意的，安逸的，无欲无求的境遇中，人的善良会映现光辉；在恶毒的，贫困的，动荡不安的境遇中，求生的本能会调动一切恶的情愫，不分大小。
在我还没有学会如何与人相处的时候，周围同学对我的态度，对班长的趋炎附势，让我把那还没来得及打开的心门，又关上了。
我想，也许这就是俗话说的“欺生”吧。
第一个学校，我是晚了三个月的插班生，比他们瘦，比他们小，还天天有家长接送，显得很“娇生惯养”，大家对我的态度，可想而知。
第二个学校呢，虽然不再让姥爷接送了，但人家都在一起半年多了，已经形成了他们自己的人际圈，冷不丁新来一个不懂事、还清高不理人的傻丫头，自然成为众矢之的。
大人之间的残酷游戏，也让孩子们感到了恐惧，并且因为恐惧，对“权力”这种东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那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外部世界，就是一个人整人、人斗人的世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荡然无存。今天还是好友，明天就可能成了阶级敌人；今天还在红色阵营里，明天就可能成了专政对象。大人们之间的这些残酷游戏，也让孩子们感到了恐惧，并因为恐惧而产生了兴趣，对权力的兴趣，对保全自己的兴趣。
于是，就有了班长的不可一视，也就有了同学们的俯首称臣，溜须拍马。
我的孩子刚上学的时候，我总担心他在学校里会被同学欺负，就告诉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是毛主席的语录。
用在今天，我感觉好像有点儿不合适，甚至有点儿可怕。既没有佛教的大度和包容，也没有基督教的“你打了我的左脸，我把右脸给你”的境界。
为什么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会是那样？
为什么毛主席会说那样的话？
我突然想到，或许，就像农村的狗和城里的狗：城里的狗，不怎么叫，见人就摇尾巴，温顺友好；而农村的狗，生来就为看家护院，所以见人就叫，凶得要死。
我其实是一只在姥爷的精心保护下长大，从未出过远门的，城里的狗，独自来到村里，被村里的一群看家狗围着，瞪着，威胁着，吓得就差尿湿裤子了。
孩子的世界，如同动物的世界，弱肉强食，无比真实。
就这样，我在铁四小混到了三年级，几乎没有一个朋友。
每天，我踩着铃声卡着点儿去上学，放学的铃一响，拔腿就往家里跑。学习有一搭无一搭地，那个时候也没人重视学习，六七十分的成绩，家长也不怪罪。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唧唧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
就这么好奇，就这么幻想，这么孤单的童年。
侯德健的这首《童年》，虽然来自台湾校园，却唱的好像就是我，就是我童年成长的心情。
△三
漫不经心，晃晃悠悠混日子的我，又开始让姥爷担心了。
我读小学那会儿，国家实行的是“十年义务制教育”：小学五年，初中三年，高中两年，学费全部由国家负担。毕业后，大部分学生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铁路系统只有一个子弟中学，叫铁中，在很远很远的郊区。
真不明白为什么要把铁中建在那么远的地方，是为了照顾住在那边的职工吧。可是，住在城里的铁路子弟怎么办？那会儿有自行车的家庭很少，为了省时间，也为了少走路，很多男孩子上下学都去扒火车。良顺叔叔的腿，就是他上学扒火车，从火车上摔下来，被轧断的。被轧断腿和胳膊的，不止良顺叔叔一个。
几乎每天傍晚，良顺叔叔都拄着拐杖来我们家聊天，而姥爷看到他，也必然会联想到我的未来：如果将来去铁中上学，万一哪天，跟着同学扒火车，后果不堪设想啊。
大院里的孩子，扒火车上下学是很正常的事，对他们来说，扒火车跟骑牛没什么区别。虽然那是个铁家伙，虽然那个巨大的轮子能把人轧死，但是，丝毫阻挡不了孩子们对火车的热爱。
现在，只能在电影里或博物馆里才能看到蒸汽火车，那可是工业革命的代表，它改变了人类几千年来的农耕生活方式，以机器代替人力，缩短了两地间的距离，也造成了环境的污染。
那如同生命一般绵延的铁轨，给我的童年带来过多少梦想。
好像在无限遥远的另一端，住着一个希望，等待着我的前往。
我发现自己对火车的热爱，是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那天，我们走进铁路机务段安放蒸汽机车头的库房，沉沉的大门缓缓地打开，当我第一眼看到那个儿时一直陪伴着我的巨大的铁家伙时，眼睛立刻湿润了。
我想不到自己会这样激动，像见到了久违的老朋友，那么亲切，那么温暖，让我直想去抱抱它。
时光倒流，让我瞬间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火车声，是我儿时的催眠曲；火车经过带来的震颤，是我的晃动的摇篮；那如同生命一般绵延的铁轨，给我的童年带来过多少梦想，好像在无限遥远的另一端，住着一个希望，在等待着我前往。
你能想象那黑色的蒸汽机车鸣着汽笛、冒着白烟开过的威风吗？你能想象站在车头上挥着书包，笑着、叫着的学生们的神气劲儿吗？
可那正是姥爷的担心所在。
只要在铁路小学就读，升中学时，铁中就是唯一的选择。
姥爷担心读到小学五年级再转学就来不及了，便每天敦促妈妈，把我转到铁路系统之外的地方学校，以后直接升入地方中学。
多少用心啊！那时候的家长，像姥爷这样思虑万千、用心良苦的，几乎没有。
于是，四年级开学的时候，我又被转学了。
这所地方小学真的很“地方”，就是以我们大院门口那条街道来命名的：延安路小学。
这所地方小学真的很近，近到走路连五分钟都用不到，而且，无需经过铁道口。
这里的学生，大多是附近街道的孩子，父母都在地方工作，没有铁路子弟。
有时候，过分的关爱也会成为成长的障碍。
姥爷只想到我上学的距离，却没有想到我与同龄人的心理距离。三年，先后辗转三所学校，对一个从未上过幼儿园，从未加入过集体生活，不到十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倒腾得太频繁了。还没来得及捂热屁股就走人，前后要记住一百二十多个同学的名字，还有二十来个老师的名字，着实是个不小的挑战。
本打算在这儿念完四、五年级，就直接升到其他地方中学上初中的我，没想到，一待就是四年。
政策一会儿一变。
可能是下放到农村的学生太多，农民们照顾不过来？教委规定，初中生不再上山下乡，留校继续读书。
中学教室不够用，教育部门责令一些小学直接开设中学的课程，小学老师直接升为中学老师。师资再不够，就配备工农兵大学生（不用经过考试，直接由工厂、农村和部队送到大学里去读书的学生），到学校里来担任老师或领导职务。
这样一来，以革命圣地命名的延安路小学，成了一个“戴帽子”小学。所谓“戴帽子”，就是小学兼中学，它也成了我上学以来就读时间最长的学校。
这四年，给了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朋友的机会。
交朋友是需要时间的积累和考验的。
现在，我的“小学同学聚会”，就是跟延安路小学的同学相聚。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去过我家，对姥爷和姥爷的花园都印象极为深刻。
△四
这个班很特别，有两个班长，一男一女，男班长管男生的事，女班长管女生的事。
男班长，是个黑黑的英俊的男生。跟以往那个趾高气扬的女班长一样，在哪儿都是前呼后拥，说是一帮拥戴者，哥们儿或者小马屁精都行，就没见他一个人走过路。也跟女班长一样，他从不跟我说话，只是用眼睛观察着我。
不同的是，他的目光是没有敌意的，是好奇而热烈的。
可能是因为年龄大一点了吧，我能感觉到他对我的注意，也能感受到他目光里的力量。
我是又欢喜，又恐惧，恐惧大过欢喜。
他表达得越明显，我就越恐惧，害怕别的同学看出来，害怕被同学告到姥爷那儿去，害怕，害怕他是个小流氓。
七十年代末的中国，小学生早恋，不是小流氓还能是什么？虽然，他什么也没对我说过，什么也没对我做过，只是用眼神，偷偷地看看我。
可是，我的心里又有点喜悦，甚至满足。从小到大，还没有哪个同学这样对待过我，我还从没体会过这种被同学关注重视的感觉。
下课了，我站在墙边晒太阳，他跟一群男生在远处玩“皮卡”（用纸叠的一种卡片），我偶尔看他们一眼，却每次都发现，他也正在看着我。
有一天放学，我沿着延安路往家走，他和他的哥们儿在马路对面走。我低着头，脚步越来越快，虽然根本不敢往对面看，却能感觉得到那边的目光。
他们大声地嚷嚷着，说要去看一个电影，并故意让我听见，甚至还有人问：“马路那边的，去不去呀？”
天哪，这也太过分了吧！
我走快，他们也走快，我放慢，他们也放慢。不到五分钟的路程，眼看就要到家门口了，我心里那个紧张啊！万一他们跟踪我到家里怎么办？万一让邻居们看见了怎么办？还不得把我当成“青皮”（女流氓的代称）了？
该怎么脱身？怎么对付这帮家伙？我快步走进大院门口的一家糖果店，假装要买东西，用余光注视着在马路另一边的他们。
他们也在对面停了下来。
我兜里没钱，只能东看看、西瞧瞧地耗时间。
他们如果就这么站着不走，怎么办？小店的马爷爷，已经问了我好几次要买什么东西了。
就这样僵持了好一会儿，终于，马路那边的人开始走动了，向远处走去。
较量结束了，我总算松了口气，甚至很感激他们放过了我，在最后的时刻。我觉得，男班长应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给予了我应有的尊重。
虽然是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但是，既然升入了初中，还是要有个“重新开始”的样子。
新学年开始，班级重新分配座位。男女生按照个头高低，分别排成两队，在队伍里位置相同的男生和女生，就坐同桌。
我扫了一眼男生队伍，正好看到他，他也正看着我。我慌忙低下头，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能跟他分到一个座位就好了。
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也不知道，自己都被这个念头吓了一跳。
但是，那么多同学，怎么可能那么巧？
他是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女生们都在叽叽喳喳地，跃跃欲试地，想跟他分到一个座位，好像能跟他坐在一起，是种巨大的荣耀。这反倒让我不再想这件事情了，反正我也争不过她们。
可就是这么巧，我和他，被分在了一个座位。
是命运的安排？还是他的安排？
我想，是他的安排。他的“威望”，使得他可以自由选择排队的位置，也就可以自由地选择跟谁坐在一起。
我心里一阵欢喜，又一阵恐惧，我，真的跟这位天天偷看我的“小流氓”坐在了一起？
我忘记了我们在一个座位上坐了多久。一个学期？两个学期？不管多久，我们几乎是从没说过一句话。
教室里有四排桌子，为了让学生们不斜视，每个月都会调整一次位置，这样，四个月中的两个月，我们都是靠墙坐的。
我喜欢靠墙的位置，因为最有安全感，呼风唤雨的班长坐在我的外边保护着我，还有人敢来欺负我吗？
我们虽然默不做声，却彼此都在感受着对方。
下课了，以往总是立刻跑出去玩的他，现在不走了，就等着我站起来要出去的一瞬间，他会礼貌地也站起来，离开座位，站在一边，让我出来，然后，他再坐回座位。
回来时，我往桌边一站，他就立刻站起来，再次离开座位，站在一边，让我进去。
彼此无言地交流，却有着心照不宣的默契。
这就是我喜欢坐在这个位置的原因，这样的交流，现在想来都是那么的美妙，其实心里波澜起伏，表面却静如止水。
一个冬天的下午，阳光暖暖地照在教室里，照得我昏昏欲睡。上的是什么课，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我的腿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接着又碰了一下，我低头一看，是他手里的一本书，他示意我接过去。
我接了过来，看到书的封面：阴谋与爱情。
作者：裴多菲。
我立刻把书塞进了抽屉，吓得睡意全无。没有一句话，甚至都没有相互看一眼，但是，我已经无法再听课了。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接受这本书？这个书名已经足够吓人。
爱情，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小流氓”的事情吗？
我应该立刻把书还给他，表明我的态度，不接受。
可是，我也很想知道，关于爱情的书，是什么内容？
我又担心，如果看都不看，就把书还给他，会不会伤害他的自尊心？
可是，如果我拿了他的书，是不是就表示，我接受了他的爱情？
这本书在我的抽屉里，就像一团火球，弄得我忐忑不安。
最终，我还是把书放进了书包，背回了家。
我就像做贼一样，一路上偷偷摸摸地，生怕有人发现包里的东西。一进屋，我就把书藏在了床褥底下，再铺好床单，看看四周没有人发现，噢，总算松了一口气。
晚上，姥爷和朋友们在外屋聊天，我一个人在里屋写作业。我悄悄地把门插上，从床褥下面取出书，偷偷看起来。
这是一本诗集，我根本就看不懂每句话所表达的意思，也就完全提不起兴趣看下去。我翻了翻书里的插画，其中有一页，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拥抱，噢，这肯定是“小流氓”的书了，我的心跳个不停，赶紧把书又放回到了床褥下面。
本来想第二天就把书还给他，可是，不知怎么，又觉得不能立即还人家，那样就好像我从来没读过，根本看不懂一样。于是，这本书在床褥下面待了一个礼拜。
有一天，二姐来了，我可算是找到了救星。
二姐学习好，而且，她跟我“特铁”，绝对不会出卖我。我悄悄地把她带到了里屋，插上房门，从被褥底下取出书，郑重地递给她，希望这位圣贤能看得懂，说给我听听是什么内容？结果，她只读几页，就还给了我，懒洋洋地说：他把书接了过去，低声问我：“看了吗？”
“嗯。”
“好看吗？”
“嗯。”
这是我们唯一说过的话。
“没啥意思。”
连二姐都说没啥意思，那肯定就没啥意思。
第二天，还是以同样的方式，我也用书碰了碰他的腿，他把书接了过去。低声地问我：
“看了吗？”
“嗯。”
“好看吗？”
“嗯。”
这是我们唯一说过的话。
△五
在这所学校里，我终于有了一个好朋友。
她叫王玉芳，到这个学校的时间比我还要晚，她好像是因为搬家才转的学，所以，我们两个外来的小孩同病相怜，成了好朋友。
她家离我家很近，而且，她回家一定要经过我家，这也是我们俩成为好朋友的原因。
她们家，姐妹五个，妈妈没有工作，生活比较困难。我常常去她家里玩，每次去，都看到她的姐姐们在家织手套，就是工厂里用的那种线手套。手套先由机器织出来，手指头上还残留着线头，需要人工用钩针把线头织进手套里去。她的妈妈，在一边糊着火柴盒子。
昏暗的灯光下，一家几口人都在为生计操劳。
其实，那时很多家庭都是这样，我那两个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的姐姐，每天放学后，放下书包，就坐在小板凳上挫工厂生产的塑料产品，产品用机器压完以后有毛边，她们的任务就是把毛边锉掉。那是一个在塑料制品厂工作的亲戚帮忙介绍的活儿，不然，想干还干不上呢。
小小年纪的两个姐姐，锉产品锉得浑身脏兮兮的，却乐此不疲，因为，除了能赚工钱贴补家用，还可以给自己挣些零花钱。
我去奶奶家的时候，也会搬个小板凳，坐到姐姐的身边，拿起锉子，帮她们一起干活。姐姐们却不领情，抢下我手里的产品，不让我干，怕我锉坏了，她们赔不起。
有这么严重吗？我心里很不服气。
有一次，我跟姐姐一起去厂里交活儿。我们站在长长的等待队伍里，两个姐姐期盼着，今天的检验员，千万别是那个可怕的马老太太，马老太太特别挑剔，产品到了她手里，很难通过。
结果那天，正赶上那个苛刻的马老太太。姐姐们小心地赔着笑脸，从那个高高的窗口，递上她们的劳动成果。
她一个一个仔细地察看，姐姐们紧张地瞪大眼睛，大气都不敢出。果然，马老太太挑出了好多个“不合格”产品，不仅没有付姐姐工钱，产品还被打回来返工。
这样的日子是清贫的，也是温馨的，亲密的。
这样的孩子，从小就知道要给家里出力，要帮着大人讨生计。
那时的孩子，几乎没有买来的玩具，想玩儿，就得自己动手做。
用橡胶手套剪成一副橡皮筋，可以跳上好几年；用四个小羊骨拐，外加一个小沙包，可以抓出无穷的花样来，比赛反应速度和动手能力；用一根细绳子系个扣，两个人可以翻出十几种造型。
任何的废旧物品都可以变成玩具，光是糖纸，就可以攒上厚厚的一本书。
最珍贵的是玻璃糖纸，如果是上海的玻璃糖纸，那就更稀有了，可以跟别人换上好几张不同的糖纸。
我有本厚厚的夹着糖纸的书，每页中间只能夹两张或三张糖纸，不能再多，再多，就相互压着了，有失美观。每页又都不同，像万花筒一样，各种花色的糖纸，被压得平平整整，乖乖地躺在书中。
所有好玩儿的，好看的，我都会和王玉芳分享。自从和她成了好朋友，我们几乎形影不离。
上学放学，我们俩蹦蹦跳跳，结伴同行。
一下课，我们就一起出去玩。跳绳，跳皮筋，抓骨头子，翻单被……
一个眼神，我们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
渐渐地，也有几个同学加入到我们中间了，一起换糖纸，做游戏，但我们俩，永远是最好的！
按姥爷的话说，我们俩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有一天，姥爷暗示我说：“你们俩也别太好，太好了，就该恼了。”
果然，我们好了不到半年，因为一件很小的事，就彼此不再说话了。而且这一恼，就是好几个月。
在学校里，我有了第一个好朋友。
姥爷说：你们俩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
姥爷又说：你们俩也别太好，太好了，就该恼了。
我不再去她家帮着织手套了，也不再跟她一起走路了。无论上学还是放学，我都故意早点儿或晚点儿，免得在路上跟她碰上，彼此尴尬。
我第一次体会到失去友谊给人带来的痛苦。
姥爷劝了我好几次：“看人，要多看别人的长处，少看别人的短处，这样，才能把朋友交结实了。”
没用，道理都明白，可感情上过不去，伤害了就是伤害了，破镜难以重圆。
班里有一个女孩，一直跟我不对付，她家就住在学校附近的街道上，她的哥哥也在我们班。有个哥哥撑腰，自然就比较跋扈。
我不知道是哪儿得罪了她，反正，自从我到了这个班，她一看到我，就横鼻子竖眼地挑衅，让我胆战心惊。
我小心地躲着她，尽可能不冒犯她，但是，只要我跟谁玩，她就孤立谁，让她周围的人也孤立那个同学，大家都很怕她。所以，尽管有的同学想跟我玩，也因为顾及到她，怕被孤立而退却了。
王玉芳有了新的朋友，而且，因为我们不再是好朋友，其他的同学都愿意跟她玩了，好像故意要气我似的，她也跟那伙人打得火热。
眼不见心不烦，平时我尽量躲着他们。
有时候放学了，我会磨磨蹭蹭地，一个人跑到操场的主席台上，找一个角落坐下来，从书包里拿出我的骨头子和沙包，抓啊抓啊，抓到天黑，把一双手弄得黢黑才回家。
有一天，也是天都黑了，我回到家里推开房门，吓了一跳：屋子里坐满了我们班的同学。包括王玉芳，还有孤立我的那位女同学。
姥爷正热情地用糖果招待着他们，他们也叽叽喳喳谈得热火朝天。见我进来，突然，大家伙儿安静了下来，全都默不做声了。
我站在门口，不知该进去还是该离开。
突然，姥爷发话了：
“听说，有一个女同学欺负我们家小文丽，你们回去告诉她，以后要是再这样，我就要去找你们老师了。”
刷——所有的同学都扭过头去，看着那个孤立我的女同学，我也看向她。只见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我的脸，也是红一阵，白一阵的，我也窘迫极了。
我最不愿意让家里人知道，他们心爱的小文丽在外面是受气的，是被人欺负的，那会让我在家里很没有面子。因为，我是他们的骄傲，是他们的希望，怎么能让他们知道，其实，我没有那么棒，而且还很可怜呢。噢，王玉芳，这一定是你干的事情，就是为了让我的家人看我的笑话？就是为了让我的姥爷从此更加为我操心？
姥爷让我过来招待同学们，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好像脚底下生了根。大家见我这样，便开始陆陆续续地离开了。王玉芳走在最后，她满意地看着我，我狠狠地瞪着她，我可不领她的情！
第二天，我如往常一样地去上学，没想到，一切都变了。
那个孤立我的女同学，首先来找我换糖纸，接着，大家拉我一起去跳绳，跳皮筋。哇——我居然跟同学们一起做起了“你们要求什么人”的游戏，而且，我居然成了被“要求”最多的那个人。
放学的时候，还有同学给我点心吃，大家都笑嘻嘻地跟我说话，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过不愉快的时光。
这是怎么了？难道就是因为姥爷的一句话？
我在学校里过了五年的集体生活，可是，从来就没有被集体接受过。五年来，我的成绩报告单的评语里，永远都有这样一句话：不热爱集体，不团结同学。
不是我不热爱集体，是集体不热爱我；不是我不想团结同学，是我不知道该如何团结同学。在每一个集体里，我都是个“新来的”，待不了多久又走了。大家观望我，我也观望大家，就这样不冷不热，就这样不知所措。以至于到后来，与人交往成为我最大的难题。
今天，就因为姥爷的一句话，改变了我周围的氛围，改变了一直以来，让我纠结和痛苦的难题，改变了我的生活。
原来，这么简单的事，却让我痛苦了五年。
早知道这么简单，啊，不，不，我真不希望是今天这样的局面，我真不希望依靠外力来解决我的痛苦。它的简单，让我觉得，我痛苦得不值得；它的简单，让我觉得，我的微弱和渺小。
三十年后，当我要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再次回到了“延安路小学”，又见到了王玉芳和那位女同学。我好奇地问那位女同学：
“当时，你为什么要那样对我呢？”
“因为你们家里条件好，而我们家条件不好，所以，看不惯你，觉得你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孩。”
＂那后来又为什么对我好了呢？＂
＂有一天拨河比赛，我看到你手心的老茧，知道你并不娇生惯养。＂
噢，原来是这样。
△六
有一天，我们班新来了一位“张老师”，是位浓眉大眼的炼钢工人，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原先的班主任，被送到工厂，劳动改造。
我们真是开心啊！
可以摆脱原先的老师了，可以不用学习了，最主要的是，这位张老师，每天都给我们讲工厂里的各种有趣的故事。
工人阶级领导学校，就是不一样。
我们学习的内容以学工为主，学农为辅。而我们班，主要任务是学习制造山楂丸。
张老师指挥我们全班，在校园里搭建了一个棚子，里面生起一个巨大的火炉，火炉上面是只硕大的铁锅，铁锅里熬着浓稠的山楂，香味四溢。
全班同学排好队伍，在棚子外面等候，挨个爬上好几级台阶，站到铁锅边，用大铁锹搅拌那浓稠的山楂汁。
终于排到我了，我兴奋地爬上台阶，一动不动地站在锅边，站了好几分钟，因为我根本挥不动那个大铁锹。
红红的，浓浓的山楂，冒着热气，熏得我睁不开眼睛，同学们都在后面焦急地等待着，我不知道是应该继续站在那儿，还是应该下来。
正在我进退两难的时候，我的身后伸出了一双巨大的劳动人民的手，把我的手紧紧地握在里面，那双手，帮我拿住铁锹，在铁锅里使劲地搅动起来。
那是张老师的手，那是张老师有力的臂膀。
说来也怪，我怎么就不觉得熏眼睛、不觉得累了呢？反而还觉得很好闻，很好玩。搅动了一会儿，张老师停了下来，示意我可以下去了，我还有点儿恋恋不舍。
后来，我们每人都分到了一小块山楂糕，真是挺好吃的。
我很喜欢这位脸总是红红的，浓眉大眼的张老师，因为，他对我比以往所有的老师都更加友善。
他的脸红，是因为他经常酒后来上课，有时候喝多了，趴在讲桌上就睡着了。等他醒来，看到同学们乱成一团，就生气地吼两声，那声音倒是宏亮，像老虎，同学们却哈哈大笑，于是，他更加生气，接着吼，大家就更是笑。最后，他会很无辜，也很无奈地说：“你们笑什么笑啊？我又没有喝酒。”听他这么一说，大家简直要笑翻天了。
有一天，张老师对我们说：
“其实，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在这儿给你们当老师。我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当中学老师，简直是活受罪。我知道你们瞧不起我，所以，每次上课前，我都先把自己灌醉了，才有勇气站到讲台上。你们要好好念书，别像我这样，识不了几个字，还是回去干体力活儿舒服。”
那天，他也是带着醉意说的，说得眼睛都红了。
又一轮运动结束了，我们原先的女老师回来接着任教，张老师无声地消失了，也没有跟大家打个招呼，也没再回来过。
新老师是一位“工人阶级”，他很友善，但是爱喝酒。
他说：我知道你们瞧不起我，所以，每次上课前，我都先把自己灌醉，才有勇气站到讲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