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求学：体操生涯
姥爷把我送到体操房那天，是个阳光明媚的下午。
我记得体育场空旷无比，长了很多半人高的野草。
在荒凉的体育场中央，有一个六十年代建的主席台。以前，我也来过这儿，每次都是学校组织看批斗大会，或者是自己跟小朋友来看死刑犯的宣判大会。
我们自己带小板凳，密密麻麻地坐在主席台前，仰着小脑袋看台上那些戴着高帽子、挂着牌子的“牛鬼蛇神”。死刑犯的背上会背着一个高高的划了红叉的牌子。
据说，过去的犯人，就在体育场的主席台上直接枪决示众。所以每次来看审判，都会紧张害怕。可越是紧张害怕，越想看。也下过决心，再也不看了，不想晚上再做噩梦。
那时候的死刑犯怎么这么多呢？记得有一次，我看到三辆卡车开过来，每辆车上有三个犯人，全都五花大绑，身边还有两个公安押着。
第一辆车上，站在中间那个人，背着个红叉牌子，就是死刑犯了。我看他，虽不像书本上描写的英雄赴死前那般凛然，却也是面无惧色。而他旁边的两个犯人，却要被公安使劲儿架着胳膊，否则就站不住了。
我多么希望他能回头看我一眼，看我可怜巴巴的样子。
可他就是不回头，他可能也知道，回了头就去不了了。
那个死刑犯，带着那么几分不屑与傲然，扫视着马路两边围观的人，当看到我的时候，他的目光停在我的脸上，有那么几秒钟，我们俩对视着，我看到他竟微微地笑了一下。
天哪，完全是本能的反应，我赶紧把目光移开，待我再回头，已经看不到那个人了。他的目光和微笑，让我连续几天寝食不安，从此再不敢去看审判大会，也很少去体育场了。
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姥爷带着我，又来到荒凉的体育场。
主席台上空落落的。跑道边有人在踢球，有人在跑步，还有人练习跳高、跳远的。有裁判的哨声，还有文工团的歌声，特别响的是蝉鸣。
我对体育场充满了恐惧，对“练体操”这件事也充满了恐惧。我迟疑地迈着步子，跟在姥爷身后，姥爷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坚定地头也不回地往前走。我多么希望他能回头看我一眼，看我可怜巴巴的样子，心一软，就不去体操房了。可他就是不回头。他可能也知道，回了头就去不了了。
体操房是一座高大的红砖建筑，门框窗框都是绿色的，窗玻璃几乎全没了。
在荒凉的体育场的一角，这座建筑像主席台一样的醒目。
体操房的隔壁，是文工团的宿舍。从那里传来了悠扬的歌声，我站在那儿听了一会儿，紧张的心一下子松弛了下来，仿佛在天堂里漫步，仿佛片刻飞离了尘世，无比轻松自在。
等我睁开眼睛时，姥爷已经不在我的视线里了。
△二
体操房里的动静，比外面还要热闹响亮。
运动员们上下翻飞，各类器械发出稀奇古怪的声音。教练一边指挥，一边大声吆喝，那情景很像现在的农贸市场。
我和姥爷站在地毯边上，我们俩都是第一次对体操有了活生生的印象。
那位史老师，笑嘻嘻地走到我们身边，虽然只隔着一米左右的距离，却依然嗓音洪亮：
“唐大爷，这就是你的外孙女？”
我吓得直往姥爷身后躲，姥爷却紧紧拉着我的手，满面笑容地把我推到史老师面前。
史老师捏捏我的肩膀，又把我的胳膊平举、上举了几下，边摆弄边问：“小鬼，几岁了？想不想学体操？”
“刚刚八岁，当然想练体操了。”
不待我回答，姥爷已经替我回答了。
那不是我的意思，姥爷，那是你的意思。
现在已经做了母亲的我，才能体会姥爷的心，也真的同情那会儿的我。
我又何尝不是经常强加给孩子很多他不想做的事情？让他学习，让他练琴，让他……总之一切都是“为了他好”。
时间停滞了，一切声响都消失了。
被姥爷当花儿一样养到了八岁的我，在这个盛夏的下午，明媚的阳光中，知道了什么叫刻骨铭心。
有一天，他突然含着泪问我：“你什么时候想过我的感受？”
我好久说不出话来。
是啊，孩子，我能说什么？三十多年前的姥爷又能说什么？我心疼你，可是社会的压力如何去抗衡？那会儿是上山下乡，现在是上学就业。人啊，面对未来，心里永远有着一份沉甸甸的压力。
就在我想要申辩的时候，史老师一把拉住我的胳膊，拖着我就往地毯中间走。走了几步，把我往地上一撂，把我的腿前后分开，尝试劈叉。从没练过功的我当然是劈不下去的，两条小腿只分开了一点点，屁股离地很高，像只被架起来的蛤蟆。
突然，一阵撕心裂肺的巨痛从双腿传遍了全身——在我还没明白过来怎么回事的时候，身强力壮的史老师已经整个人站在了我的身上，两只大脚牢牢地压在我那两条瘦弱的小细腿上，我的屁股这下也牢牢地贴在地上了。
“啊！——”
我歇斯底里地喊了出来，比体操房里所有的声音都要响亮，响彻云空。
这位笑声能传出几百米的壮硕的史老师，抱着膀子，悠然地站在只有八岁的撕心裂肺的我身上，说：
“想练体操就得能吃苦，我给你数十下，一、二……”
如果世间还有时间？我觉得那会儿没有了，每一个数字之间之漫长，如同宇宙间的光年。什么声音都没了，体操房的喧闹，知了的鸣叫，远处的歌声、哨声……只留下了空气的声音，还有那越等越久才发出的数字。史老师的那双大脚还时不时地在我细嫩的小腿上颠两下，让我更像针刺一般。
什么叫心狠？我算领教了。
什么叫昏天黑地？我算体会了。
被姥爷当花儿一样养到了八岁的我，在这个盛夏的下午，明媚的阳光中，知道了什么叫铭心刻骨。
终于，史老师从我的身上跳了下来，这双腿已经不属于我。除了心在抖，泪在流，其他一切都不属于我了。
我不知道在地上趴了多久，让我的身体回到我的身上来，让我的感知回到我的心里。
这时候，我想起了姥爷，对了，我亲爱的姥爷呢？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他怎么没有冲上来呢？他怎么没把史老师从我身上拉下去，狠狠地捶她一拳呢？我泪眼婆娑地四下里看，几个门口，几个犄角旮旯，都找不到姥爷的身影。难道他走了？难道他扔下我走了？
姥爷的确是走了。
当史老师跳到我身上的时候，他受不了了，看不下去了，走了。
八十八岁的姥爷那一路是怎么走回去的？走了多久？是像史老师喊的数字一样长久吗？他一定跟我一样颤抖着心，流着泪，在几乎空白的意识中往回走。
他又坚定着心，不能回头，那上山下乡的路，让他不能回头。
△三
好不容易有了出路，看到了希望，没曾想，史老师意外受伤，伤势很重，不能再担任体操教练了。
刚来几天还没被正式接收到体操队伍里的我，面前那扇小小的后门被关上了。
市体校紧急从外地调来了一位新教练，新教练姓路，人长得很漂亮。
如果用现在奥运会体操比赛的运动员来做比喻，史老师应该是美国队的，而路老师更像是俄罗斯队或罗马尼亚队的。
路老师个子不高，体格也不粗壮，后背挺拔，头发总是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声音响亮，穿透力极强，但不苟言笑，跟史老师的风格截然不同。
没有了史老师，又不认识路老师，我就被搁在那儿了，一搁就搁了三年。
什么叫“搁”呢？
在这个业余体校的体操队里，我算是业余中的业余。
编制内的队员，穿着统一发放的体操服和体操鞋，我穿着自己的运动服和白球鞋；编制内的队员做动作时，有教练保护，我没有指导，也没有保护，自己在旁边模仿着教练的动作跟着练。
从我进了体操房，就一直是这么个状态，从来没改变过。我自己倒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也从来没想过去问问路教练，什么时候能把我转成正式队员？
姥爷一直鼓励我“好好练”，练好了，就可以转成正式队员了，就有体操服和体操鞋了，就可以去省体工队，不用上山下乡了。
别人练什么，我就在一边模仿着练。
摔了，爬起来，再练。
我的模仿能力，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培养起来的吧，居然还能得到教练的表扬：
“你们看看人家小鬼，没人教都能练成这样！”
小鬼，成了我在体操房的代名词。
当我正练着高低杠，别的队员也要练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小鬼，一边儿练去！”
我赶紧下杠，站在一边看他们怎么做动作。
当我正模仿着教练，如醉如痴地练着自由体操的时候，突然听到教练大喊一声：
“小鬼，闪开！”
我立刻闪到一边，队员在教练的保护下，一阵风似的从我面前翻着小翻呼啸而过。
但是，教练表扬我了，虽然受到这些冷遇，都比不上教练的一句表扬。
突然间，我的信心大增，全国体操冠军蒋绍毅成了我的短期奋斗目标，世界体操冠军科马内奇成了我的偶像和长期奋斗目标。
在体操房里得不到赞誉和认可，只好去邻居和家人那里寻找，这就如同真正富有的人无需显示，自卑的人，反而要证明自己的强悍一样。
那会儿，流行一本小说，叫《新来的小石柱》。小石柱是贫下中农的孩子，从农村来到省队，立志要练好体操，完成“空中转体180度”的高难度动作。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其中还包括“阶级敌人”的迫害），终于实现了梦想。
于是，小石柱，也成了我的偶像。
今天想来，这是一个多么荒谬的局面：一个八岁的孩子，被“上山下乡”的运动逼迫着，来到体操房，穿着洗旧的棉毛衣裤和发黄的白球鞋，每天在角落里模仿别人的动作，自学自练。摔疼了，在地上趴一会儿，爬起来再练；胳膊扭着了，自己揉一揉，缓过劲儿再练；心里怀揣着“世界体操冠军”的梦想，却不知，那梦想比天上的星星还要遥远。
姥爷在满是花卉盆景的小院里，奇迹般地给我竖起了一个高高的单杠，所有来家里的人都要从单杠下走过，而姥爷也会美滋滋地坐在他的藤椅里，看着我在杠子上翻来翻去。
有时候，我还会跑到外面宽敞的巷子里去翻跟头，给邻居们表演，让他们知道我学了些什么。
邻居们纷纷前来围观，赞不绝口：“小文丽，这个叫什么？”
“侧手翻。”
“这个呢？”
“拉拉提。”
“拉拉提是什么？”
“就是侧空翻。”
“小文丽不得了啊！”
“要当体操冠军喽！”
在一片赞誉声中，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越翻越来劲儿。
晚上，当“裴多菲俱乐部”的叔叔大大们，聊时政聊累了，或者“隔墙有耳”需要调剂一下气氛的时候，就轮到我出场了。两个个子大的叔叔，就把姥爷准备好的一根又粗又长的竹竿子扛在肩膀上，嗓音洪亮的良顺叔叔充当解说员，每日例行的“现场直播”开始。
“现在入场的是，我们中国最优秀的体操队员小文丽，她要给我们展示她最拿手的单杠项目，好，队员已经准备好了，比赛马上开始，看，她多么轻盈地翻身上杠啊，大家鼓掌！”
大家都热烈地鼓起掌来。
姥爷靠在小床上，那是他的老位置，抽着烟袋，眯缝着眼睛，笑嘻嘻地看着我，满心欢喜，满眼得意。
良顺叔叔更是意气风发：“单腿翻一个，单腿翻两个，单腿翻三个！”
那会儿，我只学会了单腿翻，别的动作都还不会呢。
“运动员翻身下杠，刨去最高分10分和最低分9.5分，小文丽的最后得分是9.9分！”
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在没有电视机的年代，我们是这样娱乐的，我是这样逗着大人们开心的，我们是这样打发着我们的日子的。
后来，筹拍电影的时候，我又回到了体操房，问了当年那批“正式队员”中学得最好的，现任体操队教练的素华：“小时候你练完体操回家，会不会给家人和邻居表演？”她说：“从来没有过。”
为什么我却表演得不亦乐乎呢？
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在学体操，生怕没有大家的认可？这种认可，在体操房我是得不到的，只好去家人和邻居那里寻找。而优秀的素华，已无需向别人证明什么了，她知道自己是最棒的。
这就如同真正富有的人，无需显示，自卑的人，反要证明自己的强悍一样。
△四
在我一个人练了一年多以后的一个下午，体操房里来了一个胖乎乎的小女孩，她妈妈手里拿着一大卷宣传纸，在跟路教练交谈着什么。
她站在妈妈身边，惊恐地看着眼前的一切，那情景，让我想起了一年多以前的自己。当她看到我的时候，目光停住了，好像是诧异于我的打扮跟大家的不同。
正当我们俩互相打量的时候，突然，我听到路教练那尖利的声音：
“小鬼！你过来一下，小鬼！”
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她是在叫我，因为教练几乎从来就没有叫过我。等她“小鬼，小鬼”地接连喊了几声，大家都朝我看过来的时候，我才一下子反应过来，赶紧从地毯上爬起来，向她们跑过去。
一个八岁的孩子，怀揣着“世界体操冠军”的梦想，却不知，那梦想比天上的星星还要遥远。
路教练和颜悦色地把这个胖乎乎的小女孩推到我的跟前说：
“她叫马燕，以后，你们俩一起练吧。”
这个叫马燕的小女孩，从此成了我的伙伴儿。
在这个偌大的体操房里，我终于有了一个跟我同样境遇的人，终于有一个可以一起练体操，一起说话的人了。真是如获至宝呀。
我像个小妈妈一样地，照顾着她，保护着她。
我们不仅练体操在一起，平时也舍不得分开。因为两家离得不远，她几乎“长”在了我们家。
清晨，天还没有亮，她就跑来敲我们家的窗户，叫我起来晨练。我们俩穿过伸手不见五指的巷子，穿过还亮着路灯的马路，认认真真地，毫不敷衍地向体育场跑去。
放学后，我们相会在体操房，煞有介事地一起换衣服，一起做准备活动。
我就是马燕的教练，虽然我练得也不怎么样，但毕竟比她早来了一年多，所以体操房里每天的路数和训练程序，我都逐一耐心地教给她，那些我自学的动作和技巧，也都毫无保留地与她分享。
她很听我这个小教练的话，这个在孩子眼中无比高大的体操房里，我们是对方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训练结束后，我们也学着其他队员的样子，相互帮对方做放松。原来没人帮我做的事情，现在都有了，都正规化了。我也把我伟大的梦想传递给了马燕，我们俩要共同向着“科马内奇”进军。
有一天，马燕换上了一件她姥姥用花布给她做的“体操服”。花布没有弹性，她又有些胖，看起来就像个小花球，很是滑稽可爱。
虽然不正规，也比我的棉毛衣棉毛裤强些。我又成了唯一一个没有体操服的人了。
回到家，我就缠着姥爷，让他也帮我缝一件体操服。姥爷坐在那儿想了半天，好像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便带着我上街了。
那个时候，体操服、体操鞋都是体校统一发的，商店里不卖，所以我以为姥爷也想上街买一块花布，帮我做体操服。
我们来到市里唯一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根本没有体操服和体操鞋卖，只有墙上挂着的几件游泳衣。
“怎么样？”
姥爷问我。
“什么？”
我不解地看着姥爷。
“游泳衣啊！”
姥爷指着其中一件蓝色的小号游泳衣。
“干吗？我又不会游泳。”
“当体操服来穿嘛，除了没袖子，其他都一样。”
我真服了姥爷，从此我便穿上了游泳衣练体操，我跟小马燕，一个小花球，一个游泳衣，成了体操房的一景。
△五
训练结束后，我和马燕一起，学着其他队员的样子，在地毯上相互做放松。
路教练一边走来走去地喊口令，一边纠正着队员的动作。她走到我们身边的时候，看到马燕帮我放松的动作不正确，就在我的腿上踩了踩，给她做示范。
我幸福地被路教练踩着，真有劲儿，真舒服。
路教练边教马燕，边对我说：
“你这个小鬼，将来要长成大个子的。”
那天，真是我最幸福的一天。
路教练不仅帮我做了放松，她还说，我将来要长大个子。长大个子多好啊，这不是在夸奖我吗？
长大以后，我才明白，路教练其实是在暗示我，你就别再练体操了，练体操是没有前途的，因为你是大个子。其他运动项目可能需要大个子，而恰恰体操运动员需要小个子。
傻大姐一般的我，高兴得拉起马燕一路跑回家，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姥爷。姥爷听了也很高兴，他当然也希望自己的外孙女能长大个子，亭亭玉立，多好啊！谁又知道练体操是什么规矩呀。
姥爷看到了教练的表扬带给我的喜悦和兴奋，很想趁热打铁做点什么。正好那天，爸爸托人从新疆带回来几个哈密瓜。姥爷自己只留了一个，其他几个都切成一小牙一小牙的，分给周围的邻居，让大家尝个新鲜。
我是那个负责运送哈密瓜的人。
吴大姑、小脚张奶奶、姚大娘、李大娘……分着分着，瓜就没了。
从李大娘家回来，姥爷拎着一个小篮子，站在院子里等我，篮子里还是两牙哈密瓜。他把篮子递给我说：
“给你们路教练送去，让她好好教你，你就能成体操冠军了。”
那时我还不懂贿赂、送礼这些成人世界的游戏，但“拍马屁”是知道的，这是孩子之间的语言。
在学校里，有很多同学都拍班长的马屁。一下课，班长就被他们前呼后拥着，有的递给她香蕉，有的递给她糖，她接了谁的东西，就仿佛对谁格外宠幸一样，送东西的人就会高兴得不得了，直摇尾巴。看到他们那副样子，我总是想起哈巴狗。
所以，在学校里，我成了一个孤芳自赏的没人搭理的人。
难道现在，我也要成为一只这样的哈巴狗吗？为了博得教练的欢心，我要如此降低我的人格吗？
从家到体育场，这条路，是如此漫长，我的两条腿，如同千斤重。
我记得，路过文工团宿舍的时候，看到一群漂亮的大哥哥大姐姐，说说笑笑地从里面走出来。他们真是漂亮啊！阳光照着他们年轻的充满朝气的脸庞，快活的心情让他们忍不住想歌唱。
突然，门动了一下，屋里传来说话的声音。
我来不及多想，拔腿就跑，直跑到一个没人的墙角，才停了下来。
那一天，我的“科马内奇”梦消失了。
我久久地看着她们的背影，向主席台后面的排练厅方向走去，那是我心之向往的地方，这么美好的事物和我眼下要做的这么丑陋的事情摆在了一起，我拔腿便跑到了体操房后面的荒草萋萋的一条小河沟旁。
这条小河是以前我和姥爷经常一起来捞鱼虫的地方，红色的鱼虫，绿色的浮萍，相映在夕阳中煞是美丽。可我此时却无心去欣赏这自然的美景，只想着下面该怎么办。
夕阳渐渐地落下去了，我看到队员们陆陆续续地从体操房里出来，路教练也出来了。她跟另外两个男教练一起，向体校宿舍方向走去。渐渐地，他们也消失在黑暗中了。
一直等到了天完全黑下来，我才离开小河沟，提着篮子，沿着路教练走过的路，向体校宿舍走去。
门卫拦住了我。“找谁？”
“体操房的路教练。”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体操队的队员。”
“那排的中间一家就是，路教练刚回来。”
我第一眼就认出了路教练的家，是因为她家门上贴着跟马燕家一样的，卫生防疫站的宣传画。马燕的妈妈是卫生防疫站的检验员。
我走到门口，听到路教练跟她儿子说话的声音。她的儿子我是见过的，经常在体操房里玩，很有优越感地跟着妈妈走来走去。
我一面听着屋里的动静，一面观察周围有没有人注意到我，同时还想着，该怎样才能把哈密瓜交给教练。
突然，门动了一下，然后，路教练儿子的声音已经在门口了，说时迟，那时快，我连想都没来及想，拔腿就跑。
门在我身后被打开了，就听见路教练儿子说：
“干什么的？”
我跑出大院，跑出了体育场，跑过好几条街道，直跑到上气不接下气，在一个没人的墙角，停了下来。
我蹲在地上，过了好半天，才把气儿喘匀乎。看看那个被我提了一下午的篮子，两块哈密瓜还躺在那儿。
我看了看四周，确认没人，就把哈密瓜倒在墙角，提着空篮子走了。
这一天，我的“科马内奇”梦消失了。
△六
从那以后，我对练体操就再也没有以往的热情了，只是为了让姥爷高兴才去练。“冠军”的梦想，已经不是我的梦想，而只是姥爷一个人的梦想了。
我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有时跟马燕一起去游泳，有时带她去小河沟捞鱼虫，有时在文工团排练厅外的台阶上，扒着窗户，看哥哥姐姐们排练节目。
另一个不想回体操房的原因，是怕见到路教练。
虽然那天路教练并没有看到我，但她的儿子打开门后，可是看到我了。他会不会告诉妈妈？路教练会不会问我为什么去她家？去干什么？那我该怎么回答？
好不容易克服了心理压力，再去体操房的时候，发现其实自己的种种猜测都是多余的，压根儿没有人多看我一眼。
爸爸说：你以后，不要再去体操房了。
突然，我的内心感到无比快乐，就像鸟儿放飞天空，就像囚徒重获自由。
在那段有一搭无一搭地练体操的日子里，爸爸从新疆调回来了。出于好奇，爸爸想看看他的小女儿是怎么练体操的。一天下午，爸爸的脑袋，从体操房的没玻璃的大窗户外，悄悄地探了进来。
他看见他的小女儿，穿着蓝泳衣、白球鞋，和穿着花布体操服的小马燕，孤独地在地毯的一角玩耍着，没有人理会她们。
教练正在辅导那些身穿体操服和体操鞋的正式队员。队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个接一个地翻着高难度的跟头，空中转体180度，生龙活虎。而地毯边上的那两个小孩，互相搀扶着做动作，如同小丑的表演一般。
这两个小孩并不知道，有一双看着她们的眼睛被深深地灼伤了。这样的一幕，映在爸爸的眼里，心里，他不忍再看下去，悄悄离开了。
那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从体操房回来，洗手洗脸，准备吃饭。
爸爸坐在椅子上，一直盯着我看。
我全然不知下午发生的一切，兴高采烈地吃着饭。爸爸突然说：“今天下午，我去体操房了。”
我和姥爷、妈妈都看了看爸爸，妈妈高兴地问：“是吗？我们的体操冠军练得怎么样啊？”
爸爸没有理会妈妈，还是盯着我说：“你一直就是这么练体操的吗？”
我低下头，不敢看爸爸的眼睛。
大家谁也没说话，气氛很压抑。
爸爸又问：“你为什么不把这个情况告诉家里人呢？”
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滴答滴答”往下掉，妈妈和姥爷也放下了筷子，大家都默默地看着我，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怎么回答？
这时候，只能听到钟表“滴答滴答”的声音了。
爸爸最后说：“你以后不要再去体操房了。”
突然，我的内心里感到无比快乐，就像囚徒得到了自由一般。我仰起脸，满脸是泪，感激地望着爸爸。
孩子的命运，掌握在父母手中，父母的命运，又掌握在社会手中。我们都被无形的压力捆绑着往前走，反倒是远道而来、不在其中的爸爸，用他干干脆脆的一句话，解放了我三年来的桎梏，解放了我的天性。
我的体操生涯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