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不忍的句号(2)
尽管康有为厌恶科举，但又不得不一次次地应试。康有为1893年中的举，身为举人，他才有资格参加入京的会试，向更高的功名——进士迈进。1894年，他曾与梁启超等一道入京参试，未中。1895年，他再次入京会试。到京不久，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这激起了爱国志士的愤怒。条约在4月17日由李鸿章代清廷签订，但要盖上皇帝大印方可生效，康有为想赶在条约生效前，将它废止。他联合赴京会试的各路举人，联名上书，抗议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所谓“公车”，就是官车。汉代实行征聘制，到京城做官的人，均由官车接送，后人就把“公车”作为应试举人的代称。没有公车这种形式，康有为要想“革命”，也是不可能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康有为乘着可以驶入宫门的公车辘辘前行，奋马扬鞭，一路呐喊，引来无数和者。先后有上千举人联名上书朝廷，康有为草拟了著名的《上清帝第二书》，在其中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而变法的要旨是：“富国、养民、教民、变通国政。”可以说，康有为是想借着这个万人憎恨的条约，为自己一直想要做的“变法”来呼风唤雨。然而他等来的并不是他期待的风雨，“公车上书”是雷声大，雨点稀，《马关条约》最终还是生效了，集会也由声势浩大变得寥落，会试结束，各路举人纷纷离开京师。中了进士的康有为心犹不甘，他在《上清帝第二书》的基础上，又拟写了《上清帝第三书》，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变法主张。由于递交第三书时，康有为的身份是进士了，都察院收到不久，就上报朝廷，并很快到了光绪帝手里。光绪帝对康有为的第三书很重视，结合着其他人提出的变法主张，采纳了一些，作为新政举措，如修铁路、造机器、铸钞币、开矿产、整海军、严核关税、汰除冗员等。但康有为并不知晓自己的第三书已到了光绪帝手中，他认为上书不达，于是又写了《上清帝第四书》，更为透彻地阐释变法思想。这份上书被各个部门推来阻去，万般无奈的康有为又想起了翁同龢。此时的翁同龢因《马关条约》的签订，心存愤懑，亦有变法之念，对康有为已无反感，主动约见了他。他向康有为道出宫中秘密，光绪帝是个有名无实的皇帝，掌权的其实是慈禧太后。这个消息对康有为来说，无疑是一盆冷水。既然“变于上”如此艰难，康有为自然就想到了“变于下”。他创办了《万国公报》，随着朝廷认可的报纸《京报》免费附送给京师的官员阅读，这很有点像如今的广告。接着，他开始筹备强学会，得到了洋务运动后期的代表人物张之洞等要人在资金上的捐助。然而京师的《万国公报》和强学会都是性命短暂，《万国公报》后来改为《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编辑，它因宣传西学和变法思想，终被封禁。而强学会以“植党营私”的罪名遭瓦解。康有为的变法之路可以说是步步坎坷。他离开京师，到上海欲复开强学会，并创办《强学报》。报纸虽然是万花筒，但在康有为手下，它不管怎么变幻，其核心都是为其变法主张服务的。康有为在《强学报》上发表了《孔子纪年论》等文章。以孔子为纪年，把孔子“师”的地位提到比“天、地、祖宗和君”还高的地位，等于否定当朝，无疑是要掘王朝的墓，这自然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愤怒，张之洞抨击了《强学报》，并公开表达了对康有为的不满。强学会在上海是昙花一现。康有为在其后的许多文章的结尾，果然都是先以孔子为纪年标记年代，其次才是光绪。如他的诗集自序最后写道：“孔子两千四百五十九年，即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九日，南海康有为更生自序。”康有为其实是要塑造一个新孔子，那就是《孔子改制考》中的孔子。这个孔子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圣贤，而是一个“变革”的孔子。康有为托古喻今，认为孔子虽然无位，但是得道，能为王者立法，这就是他心目中的王。
梁启超一直是康有为新思想最有力的支持者和贯彻者，他与黄遵宪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宣传维新思想。康有为一路南下，在澳门又创办了《知新报》，并再游桂林。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事件发生。此时的康有为正在京师，谋划着殖民巴西、开辟新疆土。从这点看，变法屡屡受阻，使他萌生了“退意”，或者说滋生了更大的“野心”，他要在他处建立一个“理想国”。胶州湾事件让康有为大为震怒，他再次上书，写就《上清帝第五书》，发出“舍变法外别无他图”的心声。然而这份上书仍是命运不济，工部尚书见行文犯忌，不肯上递。康有为心灰意冷，想要离开京师，他写信向翁同龢辞行。这封信改变了康有为的命运。翁同龢亲自来南海会馆挽留他，竭力在光绪帝面前引荐康有为，于是就有了1898年1月，李鸿章、翁同龢、荣禄等五位大臣联合对康有为的约见，听他阐述变法主张。之后，康有为奉旨写《上清帝第六书》，由总理衙门代奏，之后进呈《日本变政考》和《俄彼得变政记》。虽然是奉旨上书，但康有为并没有那么快获得他期待的结果。“上”不通，他又一次低下头来向“下”，成立了保国会，并利用公车京师会试的时机，召开成立大会，大造声势，又发起了三次“公车上书”：第一次是为俄国强租旅顺、大连；第二次是为抗议德国士兵在山东即墨毁坏文庙中孔子和子路的塑像；第三次是为了改革科举制，废除八股。应该说，三次上书的意义都是积极的。
戊戌年（1898）的5月底，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病逝。奕是光绪帝的叔叔，他对变法向来抵触。他的故去，使康有为看到了曙光，他代杨深秀和徐致靖拟写了两个奏折《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和《请明定国是折》，它们很快就有了结果，光绪帝命翁同龢起草了“明定国是”诏，得到慈禧太后许可后，在6月11日正式颁布了诏书。这道诏书无疑是一道闪电，激起了一场风云浩荡的风雨。“百日维新”正式拉开了帷幕。6月16日，光绪帝在颐和园的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不过就在召见的前一天，翁同龢被朝廷开缺回老家，这对康有为打击很大，他已感觉到前景不妙。“百日维新”中，光绪帝开新政，任用了一些维新人士，免除了李鸿章在总理衙门的职务。新旧势力的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年轻的光绪帝在康有为的建议下，又向太后提出了进一步重用维新人士、重用袁世凯以及聘用参加过明治维新运动的日本的伊藤博文为朝廷顾问。这些举措无疑是要给朝廷大换血，等于要撼动慈禧太后的根基，自然引起了她的愤怒，政变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光绪帝被幽禁，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戊戌六君子”遇害，康有为流亡海外。
康有为活了七十岁，但他的生命，在戊戌年他四十一岁时，已然终结。尽管其后他在印度撰写了《大同书》，但他身上的勇气和锐气，在戊戌年后，已不复存在。康有为曾请人在一枚印章上刻下了这样的文字：“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可惜这些“眼界”并没有让他变得开阔和深刻，他在归来后反对的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支持和参与的是张勋复辟。直到他去世的那一年，他还赴天津，为溥仪祝寿。坊间关于他晚年生活糜烂的传闻，亦不是空穴来风。
一个人何至于由先锋变得落伍，由澄明变得昏聩，由先知先觉变得墨守成规？究其根源，与康有为内心的矛盾有关。他一方面反对专权，一方面又尊崇至高无上的皇权；一方面厌恶科举，鄙薄功名，可是当他中了进士后，还是怀着光宗耀祖的喜悦，在家乡祖祠前的广场上，竖立了一对十余米的木旗杆，以示纪念。他向西方寻求真理，得到的不是沉甸甸的果实，而仅仅是艳丽的花朵。他一意思变，却忽视了在历史进程中，有些东西是“命脉”，可以不变或渐变。他不断地给社会开出种种改良的“药方”，却从未想过自己日久天长也会“生病”。可以说，他清高倨傲的背后，是不乏功名心和世俗心的。从他前半生的锐意变法到后半生的消极守旧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
但康有为还是了不起的，“公车上书”和“百日维新”，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的鼻祖，成为个性解放的先驱。捧读《康有为文选》，发现他的一些见解在今天仍具有指导性，如他在《乱后罪言》中说：“既庶，不富不可也；既富，不教又不可也。”他的长处在于他的“思想”，而不是他散文中被后人夸大了的“文采”。读过关于他的一些文字，我在4月份来到青岛，去中国海洋大学讲我的长篇新作《额尔古纳河右岸》。广东的春天过去了，但青岛的春天正在高潮，桃花点点红，樱花簇簇白。我去了康有为在福山路最后的寓所，门厅里摆放着一幅徐悲鸿先生画的康有为的肖像，他白发苍苍，目光温和，但这温和中却掩饰不住茫然。他唇角微蹙，似在咀嚼着荣辱和苍凉。他坐在那里，坐在4月的微风中，看着来来往往的人。我想，以他不羁的性情，他并不喜欢坐在画框中。在他心中，那也是一种“牢”吧。
康有为的墓地，在浮山脚下，朝向大海。拜谒他墓地的那天，是个晴好的日子。他的碑文是刘海粟先生题写的。墓地开阔，但格外冷清，一个游人都没有。本该是万木葱茏的时节，可墓地却衰草凄凄。他的墓是圆形的，青白色。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句号。康有为就躺在这个句号中。康有为五十六岁时，曾创办了《不忍》杂志。我想他一生最不忍的，大概就是这个句号。在广东南海的苏村，我看到的是康有为的起点，而在青岛，我看到的却是他的终点。他的起点到终点，曲曲折折，波澜壮阔。
康有为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八十年了。八十年风雨沧桑，物换星移，包括我在内的年轻人，又有多少人知晓他呢？这个应该被我们了解的人，正逐渐被世人遗忘着；这个应该被我们纪念的人，正一天天地淡出滚滚红尘。
康有为墓地面前的大海，已不是一览无余的海了。近年来迅速兴起的海景高层住宅，正逐渐地分割着他视野中的海。大海破碎了。不过康有为见过的海多了，见过的破碎的山河也多了，他不会介意的。更何况，不管大海怎样被遮挡住，那海水在风暴来临时的惊涛拍岸之声，他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康有为最爱的，不正是这样的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