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2章 不忍的句号(1)
一入苏村，看到的是一幅安恬的乡村生活图景：青砖的民居旁蜷着打盹的狗，荷花在水塘里静悄悄地开，挎着菜篮的妇女缓缓地通过石桥，耕牛在树下休憩，这一切，似乎都与我心目中康有为出生地的情景大相径庭，它是那么地和风细雨、欣欣向荣，没有丝毫的荒凉之气、沧桑之气。青少年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康有为，其心中日益积聚的政治“风暴”，缘何而来？
这故居原名叫“延香老屋”，是一座一厅两房两廊的普通的民居，面积不大。至1858年康有为出生时，康氏家族已有五代人在此生活。据说是防匪的原因，那个时代建造的屋子不见高窗，屋顶只开有拳头般大的方孔，天光就是从这儿迸射到屋内的。这样的方孔，就是一道光明的飞瀑。想当年，少年康有为正是借着这一束蓬勃的天光，发奋苦读，孜孜以求的。这道光明开启了他的心智。
我对康有为的了解，基本上限于历史教科书上的“定义”，他发起了“公车上书”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主义思想家。至于他个人的内心经历，不甚了了。在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心目中，一个艺术家的风华，是高于一个政治上的风云人物的，哪怕他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其实，这也是一种偏见。
看过康有为故居，我很想走近他，了解他。于是，从春光中千里迢迢飞回苍茫的冻土带后，我在雪光和寒流中翻阅关于康有为的书籍，以及他的文选。上个世纪的风雨，顺着康有为命运的轨迹，就这样朝我袭来了。
康氏家族是有“投笔从戎”的传统的，其叔祖康国器在咸丰、同治年间镇压过太平军，当上了广西护理巡抚。其父康达初也是连年征闽，平定叛乱。可以说，康有为发蒙读书时，萦绕耳际的除了诵读“四书五经”的声音，还有异乡战事中兵戈相击的声音。这一“士”风与另一“仕”风的交汇，影响了康有为的人生，他日后心中积聚的政治风暴，与这两股风的吹拂有关。同大多数孩子一样，康有为在私塾习的是八股文，家族自然也期望他将来能在科举考试中一举中第，光宗耀祖。然而天性自由的康有为对陈腐的八股文难以喜欢，他在十四岁第一次参加童子试时不中，第二年又不中。崇尚儒学的祖父康赞修特意请来了名师，教他八股，然而康有为长进不大，至十九岁乡试时再次落第。
康有为的人生转折，与朱次琦先生是分不开的。乡试不中后，郁闷的康有为来到了当地著名的礼山草堂，成为九江先生门下的学子。朱次琦是道光年间的进士，咸丰初年曾在山西做过知县，引疾辞官后，他在家乡创办了学堂。朱次琦不是简单的私塾先生，他精通历史，崇尚理学，著述丰富，具有大家风范。他的出现，为康有为的思想世界打开了一扇窗。读史令他大开眼界，康有为自此立下了“谢绝科举之文、土芥富贵之事”，“以圣贤为必可期”的人生理想。应该说，朱次琦是一座灯塔，指引了康有为的学海之航。他读顾炎武的《日知录》、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以及《周礼》、《尔雅》、《说文》、《楚辞》、《杜诗》、《后汉书》等。师从朱次琦的当年，康有为结婚；次年，对他影响甚大的祖父猝然离世，康有为的人生开始了一波三折，他的读书也由沉迷渐渐走向了怠倦。朱次琦推崇韩愈，注重学问，而生性叛逆的康有为认为韩愈之文缺乏“道术”，也就是说没有深刻的思想，空洞无物。见解的差异，呈现出的其实是信仰和志向的不同，康有为的人生之舟，自然会偏离朱次琦这座灯塔，求新的他也注定要开辟自己的“求道”旅程。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困，康有为曾在诗中写道：“道丧官私唯帖括，政芜兵食尽虚名”，“山河尺寸堪伤痛，鳞介冠裳孰少多？”他痛恨朝野的“不作为”和软弱，痛恨洋人蚕食祖国的疆土。这不安和愤懑压迫着他，难以解脱。康有为似乎迷途了，他一度遁入风景秀丽的西樵山，在白云寺里静坐养心，修炼方术，遍读经书，以期找到出路。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曾对老师这一段的静修生活给予过高度的评价：“森然有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之概。先生一生学力，实在于是。”康有为的西樵山静坐，其实是想把自己幻化为一支可以烛照人生的蜡烛，这样他面对沉重的黑暗时，内心会有勇气。静坐肯定是增长定力和智慧的，康有为走出西樵山时，开始了更广博的读书，他的阅读不仅仅局限于历史、文学方面，而是扩展到自然科学上，如算学、地理、物理、天文学等。同时，他还对西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依据“以地绕日一周之故”，欲将“年”改为“周”，三百六十五天为一周，十年也就是十周，这些看似异想天开的提法，其实是以自然规律的变化为基础的。他从显微镜下看到物体能被放大成千上万倍，视虱如轮，观蚁如象，而悟出大小齐同、大小无定而无尽的道理。康有为感叹道：“不知天之为一蚁乎，蚁亦一天乎？”这大概就是他日后提出人类平等、大同的理论基础。
从这些细节上看，康有为不是一个死读书的人。他喜欢诘问，喜欢求新。他总是期待他的想法能得到世人的承认和响应，期待他内心的波澜能波及现实，激荡起潮汐。否则，他不会发起“公车上书”，也不会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创建强学会、保国会、保皇会等。喜欢结社，就是喜欢风雷，喜欢感天动地的呼唤。
西学的科学民主与人道精神的渗透，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滋养，使康有为视野开阔起来，野心滋长，他恍然觉得“道”已在心中，雄心勃勃地要写作《万身公法》，欲对古往今来行为准则的利弊得失做一番梳理，从而制定出一套更为合理的标准，这套卷帙浩繁的著作按他的设想包括《实理公法全书》、《公法会通》、《祸福实理全书》、《地球正史》、《万国公法》、《各国字典》、《各国律例》、《地球学案》等等，从这些书名可以看出来，能完成其中的一卷，都可能要穷其一个人一生的智慧与思考，它需要撰者富有丰富的学识、过人的勇气以及严谨的治学风格，而康有为其实并不具备这全面的素质。他备好了火种，可惜没有可供充分燃烧的柴薪，这团火只能在刹那间熄灭，流于空想。尽管如此，从他完成的部分篇什中，还是可以看出他的一些进步思想，比如他关于“孝”与“慈”的说法：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关于男女之爱，他认为爱则聚，不爱则散，不得用立法以约束，指出如果不爱而强行嫁娶是犯罪。在礼仪方面，比如作揖、下跪、握手等，康有为提出无论仪式的繁简，都要以医生的判断为准则，对人体有益则存，有损则舍。由此出发，他指出“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血气相通，痛痒觉焉”，希望全人类的人能够相通相爱。可见，他的思想是唯人性的、进步的。这也是他改良思想的体现。
康有为是个胸怀天下的人，他具有领袖欲。他的这种情怀，使他愤世嫉俗，不会安于现状。他注定要走出书斋，走向“革命”，成为名闻天下的人物。
1888年，康有为离开故乡，向着京师北行。以应试的名义，开始了他维新变法的旅程。初到京师，康有为拜谒十三陵，登长城，在政治旋涡的中心发出了“国势日蹙，中国发愤，只有此数年闲暇，及时变法，犹可支持，过此不治，后欲为之，外患日逼，势无及矣”的慨叹。在一个以君权制为主的社会中，变法必须要通过皇上的钦定方能施行，而康有为对专制的君权制的弊端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在他眼里，君主一颦笑如日月之照临，一喜怒如雷雨之震动，卷舒开合，抚天下于股掌之上，可见他对君权是信赖和崇拜的。一介布衣的康有为，见皇上自然比登天还难，他只能求助于能接近皇上的人：时任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吏部尚书徐桐，以及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翁同龢。这三人中，徐桐视康有为为草莽，将三次登门的他拒之门外。翁同龢呢，身尊位重的他在最初根本没有把康有为放在眼里，康有为也只能徘徊在高门之外。只有潘祖荫答应了康有为的求见。但潘祖荫并不欣赏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尤其厌恶他为自己设计的“哭谏”之法、“辞官”之举，草草打发了他。碰壁的康有为极度失望，他不再把希望寄托在这些王公贵卿身上，而开始奋笔疾书，大胆地直接上书于皇帝，拟写了《上清帝第一书》。康有为写道：“臣到京师来，见兵弱财穷，节颓俗败，纪纲散乱，人情偷惰，上兴土木之工，下习宴游之乐，晏安欢娱，若贺太平。”针对这种糜烂混乱的社会现状，他发自肺腑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政治主张。应该说，这是一个合理而进步的主张。然而这一番慷慨陈词怎么能被皇上所看到，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按照规矩，身为科道之官或四品以上的堂官才可以直接上奏，否则，需要请人代奏。康有为只能又回到老路，求助于徐桐和翁同龢。徐桐看了康有为的上书后，称其为“狂生”，斥之不理。主管国子监的翁同龢呢，他对这份上书的评价是：“语太讦直，无益。”康有为再次碰壁。他内心的愤懑和苍凉在一首诗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海水夜啸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
叩帝门无望，康有为并未彻底绝望，他采取迂回之策，联络京城那些与他志向相投的小京官，让他们代言。其中就有时任都察院御史的湖北人屠仁守。屠仁守对政治改良抱有热情，敢于直言相谏。通过他，康有为代拟了几件奏折，由他上呈。比如请求朝廷广开言路的《请开言路折》，就修建铁路发表个人见解的《请开清江浦铁路折》，痛斥在海军捐款中买官行为的《请停海军捐折》，以及希望光绪帝亲政澄明的《请醇亲王归政折》等。个别奏折递到朝廷，起了些微波澜，但大多的沉入死水，阒然无声。但不管怎么说，屠仁守毕竟是一条连接康有为与朝廷的脐带，可是这个脐带很快就被专权的慈禧太后剪断了，屠仁守以“逞臆妄言，乱紊成法”的罪名被革职，这样，康有为失去了唯一可以进言的渠道，他似乎已无路可走，像当年在西樵山隐遁一样，康有为重回书斋，沉迷于金石碑刻，研习书法，并写就了一本关于书法的著作《书镜》。《书镜》是康有为的一次疗治心灵创伤的远足，当他身上恢复元气时，他注定不会再流连于这条路上的风景，尽管它是那么地秀丽。《书镜》完成，他又一次参加了顺天府的乡试，落第后开始南归。
可以说，康有为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京师“上兴土木，下通贿赂”的腐败现状如一潭泥沼，弄脏了他的双足，可是又没有一盆至清之水可为其洗濯，让他难以畅快，因而离别之际他曾负气地发出了“专意著述，无复人间世志意矣”的誓言。然而以康有为的秉性和志趣，这不过只是一句气话罢了。
康有为一路游览，回到广东后，结识了廖平。廖平长于经学，治学善变，著有《今古学考》。康有为受其思想的影响，把眼光放在被历代统治者视为经典的《周礼》、《古文尚书》、《左传》等著作上，辟其伪经，求其真经，对古文经书进行了大胆的怀疑和否定，开始了《新学伪经考》的写作。此书的着眼点并不完全在学术上，所以这个系列文章多有偏颇，它在本质上可以说是讨伐旧制度的檄文，康有为的维新思想逐渐由混沌变得清晰，由狭小变得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