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一个人和三个时代(1)
我认识聂华苓先生的时候，她已经八十岁了。也就是说，我是先逢着她的枝叶，再追寻她的根的。2005年，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刘恒和我去美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交流和访问。8月下旬，我们从北京飞抵芝加哥，从芝加哥转机到西达拉皮兹时，已是晚上十点了。从机场到爱荷华，还有一小时左右的车程。接我们的亚太研究中心的刘东望说，聂华苓老师嘱咐他，不管多晚，到了爱荷华后，一定带我们先到她家，去吃点东西。我和刘恒说，太晚了，就不去打扰了，改日再去拜访吧。刘东望说：“她准备了，要你们一定去，别推辞了。”十一时许，汽车驶入爱荷华。聂华苓就住在进出城公路山坡的一座红楼里，所以几乎是一进城，就到了她家。车子停在安寓（安寓，取自聂华苓先生的丈夫安格尔先生的名字）前，下车后，我嗅到了大森林特有的气息，弥漫着植物清香，又夹杂着湿润夜露，是那么地清新宜人。
门开后，聂华苓先生迎上来，她轻盈秀丽，有一双顾盼生辉的眼睛，全不像八十岁的人，她见了我们热情地拥抱，叫着：“你们能平安到，太好了！”她爽朗的性格，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红楼的一层是聂华苓先生的书房和客房，会客室、卧房和餐厅则在二楼。一上楼，我就闻到了浓浓的香味，她说煲了鸡汤，要为我们下接风面。她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我站在对面看着，她忽然抬起头来，望了我一眼，笑着说：“你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笑了。其实，她跟我想象的也一模一样！有一种丽人，在经过岁月的沧桑洗礼和美好爱情的滋润后，会呈现出一种从容淡定而又熠熠生辉的气质，她正是啊。应该说，我在爱荷华看到的聂华苓先生的“枝叶”，是经霜后粲然的红叶，沐浴着安详的阳光，风采灼灼。
安寓的饭桌，长条形的，紫檀色，宽大，能同时容纳十几人就餐。我和刘恒常常在黄昏时，沿着爱荷华河，步行到那里吃饭。这个时刻喜欢来安寓的，还有野鹿。坐在桌前，可见窗外的鹿一闪一闪地从丛林走出，出现在山坡的橡树下，来吃撒给它们的玉米。鹿一来，通常是两三只。有时候是一只母鹿带着两只怯生生的小鹿，有时候则是竖着闪电形状犄角的漂亮公鹿，偕着几只母鹿。这处红楼寓所又称为“鹿苑”，真是恰如其分。鹿精灵似的出现，又精灵似的离去了。华苓老师在苍茫暮色中，向我们讲述她经历过的那些不平凡的往事。夜色总是伴着这些给我们带来阵阵涛声的故事，一波一波深起来的。如今，这些故事，连同二百八十多幅珍贵的图片，完整地呈现在《三生影像》中，让我们循着聂华苓先生的生命轨迹，看到了一个为了艺术为了爱的女人，曲折而绚丽的一生。
《三生影像》分为三个部分：《故园》、《绿岛小夜曲》和《红楼情事》。《故园》写的是她的“根”——大陆；《绿岛小夜曲》描绘的是她的“干”——台湾；而《红楼情事》，闪烁着的则是她婆娑的枝叶——爱荷华，这也是她生命和事业最华彩的乐章。
聂华苓出生于1925年，母亲是个“半开放的女性”，气质典雅，知书达理。她嫁到聂家后，直到生下了三个孩子，才发现丈夫已有妻儿。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关于中国问题的专著中，曾有这样的论断：“中国人的性格中，最让欧洲人惊讶的，莫过于他们的忍耐了。”我以为，“忍耐”的天性，在旧时代妇女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聂华苓的母亲虽说是羞愤难当，闹了一阵子，但最终她还是听天由命，留在了聂家。聂华苓的父亲聂怒夫，在吴佩孚控制武汉的时候，是湖北第一师的参谋长，在军中担任要职。桂系失势之后，聂家人躲避到了汉口的日本租界。旧中国军阀混战的情形，聂华苓的母亲描述得惟妙惟肖：“当时有直系、皖系、奉系，还有很多系。你打来，我打去。和和打打，一笔乱账，算也算不清。”聂华苓的童年，就是在租界中度过的。英租界红头洋人的滑稽，德租界买办的傲慢，以及日本巡捕的凶恶，小华苓都看在眼里。有的时候，她会溜进门房，看听差们热热闹闹地玩牌九、掷骰子，听他们讲她听不懂的孙传芳、张作霖、曹锟、段祺瑞，也听他们讲她感兴趣的民间神话故事：八仙过海、牛郎织女、嫦娥奔月。聂华苓的爷爷是个可爱的老头，性情中人，他高兴了大笑，不高兴就大骂。他教孙女写字，背诵唐诗。有的时候，他还会邀上三两好友，谈诗，烧鸦片烟。小华苓常常躲在门外，偷听他们吟诗。“什么诗？我不懂，但我喜欢听，他们唱得有腔有调。原来书上的字还可以变成歌唱，你爱怎么唱，就怎么唱，好听就行了。他们不就是各唱各的调调儿吗？”这段充满童趣的回忆，天然地道出了诗文的本质。从聂华苓先生对故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是如何捉弄爷爷的使唤丫头真君的，看到她因为得不到一把俄国小洋伞而哭得天昏地暗的，看到她如何养蚕，用抽出的蚕丝做扣花、发簪和书签。虽然是在租界中，她的童年生活仍然不乏快乐。然而，聂华苓十一岁的时候，她的父亲，在贵州平越任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聂怒夫“殉难”，聂家从此失去了顶梁柱，少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对于父亲的死，聂华苓在书中是这样记叙的：“那是1936年，农历正月初三。长征的红军已在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另一股红军还在贵州，经过平越。”
父亲去世了，母亲艰难地撑起这个家。这个大度而不屈的女性，无疑对聂华苓的性格成因，有着深刻的影响。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在湖北省立一中读书的聂华苓，跟同学们一道，慰问从抗日前线归来的伤兵，给他们唱歌，代写家书，表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机日夜轰炸武汉，每当空袭来临时，母亲就要把几个孩子护在身下，反复念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为了躲避战火，1938年，聂华苓的母亲带着孩子，在长江上乘船闯过鬼门关，逃难到了老家三斗坪。在那里，她们一家度过了一段平和恬静的日子。由于三斗坪没有学上，指望着儿女们为她扬眉吐气的母亲，不管女儿多么贪恋那儿的山水，还是毅然决然把她送到了恩施湖北省立女子中学读书。离开亲人的华苓，从此就开始了漂泊生活。伴着飘忽的桐油灯，一群读书的女孩子，苦中作乐。食物匮乏，她们可以从狗嘴下抢下一块腌猪肝，来到农家，将它爆炒，痛快地吃一顿。她们还偷厨房的米饭和猪油解馋。她们三三两两的，在河畔嬉戏。然而，就在那里，也有看不见的斗争。比如生有水红嘴唇的音乐老师，是共产党，她有一天突然失踪了，据说是被国民党捕去了；而有着一双美丽大眼睛的同学闻立武，参与了学生运动，也是地下党。聂华苓从来都不是一个对政治敏感的人，这样的事，都是半个世纪之后，她才知晓的。
1940年，聂华苓初中毕业后，与两位女生，搭上一辆木炭车，踏上了去重庆的旅途。由于盘缠不足，加之战乱，旅途受阻，每天只能吃两个被她们称为“炸弹”的硬馒头。即便这样，女孩子爱美的天性，还是使她们从嘴下节省出一点钱，各买了一块花布，自己动手，缝制了一件直筒形的花袍子。辗转到了重庆后，聂华苓通过考试，在国立中央大学外文系读书。楼光来、柳无忌、俞大，都是外文系的名教。聂华苓坚实的外语基础，就是在那里打下的。在那里，她与六个性情相投的女孩子结为“竹林七贤”，她们在苦读的时候，也不忘了到野外玩耍，“去橘林偷橘子，吃了还兜着走，再摘一朵野花插在头上”。《三生影像》第一部分的插图，我最喜欢的，就是一群女学生站在稻田里的照片。每个人的头上都插着一朵花，烂漫地笑着。她们的花样年华既有着淑女气和书卷气，又透着股豪气和野气，真是迷人。在重庆，聂华苓与同学王正路谈起了恋爱，虽然三十年后，他们最终还是分手了，但他留给了聂华苓一双可爱的女儿：薇薇和蓝蓝。
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在1946年从重庆回到了南京，聂华苓在南京又读了两年，终于毕业了。1948年底，她和王正路一起到了北平，结为夫妻。那时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机场，北平围城开始了。他们的蜜月，是在枪炮声中度过的。北平解放了，聂华苓和王正路离开故土，飞往台湾。
聂华苓出生在大陆，她离开时，已经二十四岁了。她最早的文学熏陶、所受的教育以及世界观和艺术观的形成，与这片土地休戚相关。她用二十四年光阴扎下的这个根，牢牢的，深深的，这是天力都不能撼动的。没有它，就不会有日后挺拔的躯干和繁茂的枝叶。
读《三生影像》的第二部时，我的心是压抑的。那座宝岛，带给我们的，不是风和日丽的人文景象，而是阴云笼罩的肃杀之气。出现在那里的人，雷震、殷海光、郭衣洞（柏杨），一个个雕塑似的，巍然屹立。他们不是泥塑的，也不是石膏镌刻的，他们都是青铜质地的，刚毅，孤傲，散发着凛凛的金属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