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如果天空不死刘伯伯(2)
三
从太浩湖一路下山，峰回路转，开得我心惊肉跳。录音机里放的是法国作曲家萨蒂的钢琴曲。坐我旁边的刘伯伯睡着了，脑袋摇晃，不时地碰到玻璃窗上。他紧抱的那台索尼摄像机快成了古董，取景器还是黑白的。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他算个摄影爱好者，不论走到哪儿，总是哆哆嗦嗦地端着摄像机，好像那是他观察事物的一种方法。我跟他开玩笑，说他出门看到的永远是二手的黑白风景。更让人佩服的是，他不计成败，把拍好的录像带扔在一边，极少再碰，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
有时我怀疑，这位刘伯伯和那个年轻的刘杰是同一个人吗？是谁在讲述谁呢？听起来似乎不是他在讲述过去，而是过去在讲述他。在一个如同生命般短促而又漫长的梦中，刘杰把他叫醒。他清清喉咙，紧紧搂住摄像机，给我一些必要的指点：拐弯前要点一下脚闸，然后轻踩油门；最重要的是，弯道上绝不能煞车。
上大学前，刘杰当过两年司机，开货车几乎跑遍大西北。他那时还不到十八岁。车一抛锚，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他差遣徒弟搭车回兰州买零件，一去至少十天半个月。他一个人带着猎枪上山，餐风饮露，夜里睡在篝火旁。
有一回开车到彬州，刘杰跟一伙司机在酒馆赌博，玩的是Show Hand，赌注越下越大。最后一轮，只剩下他和一个车行老板。他兜里没钱，仗着牌好，顺手把车钥匙压上。这车可是他租来的，一翻牌归了人家。他问能不能再让他开三个月，赢家竟答应了。他拼死拼活，拉了三个月的货，把车钱挣了回来。“那年月，司机是老爷，运货搭客，倒买倒卖。除了飞行员，就属司机挣得多。”他说。
他还真差点儿成了飞行员。四四年秋天，他考上了成都双流的空军航校，这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失败有关。林琳死后，在极度的苦闷中，他匆匆成婚，不和。开飞机既能打日本，又能逃离家庭。可他晕高，航校的训练大都和高度有关，特别一上天桥，他两腿发软。日本一投降，内战开始了，比破裂的婚姻更可怕。他愤然离开了航校。
他先走街串巷，在上海推销了半年皮货。正赶上他父亲过去的同事、中国驻塔什干总领事需要个翻译，他成了塔什干领事馆雇员。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驻苏联大使溜号了。任代办的表妹夫，把他调到莫斯科使馆管总务。四八年底，刚上任不久的刘杰，出差采购，去斯德哥尔摩、巴黎等地转了一圈。
记得八十年代初，饭后茶余刘伯伯常讲讲欧洲见闻，让我们大开眼界。他说人家欧洲，家家户户单有根管子，一拧龙头，是新鲜啤酒，敞开喝。起先我有些怀疑，但想想人家毕竟见多识广。是啊，那多好，省得老去排队打啤酒了。直到几年后我自己去过欧洲，才明白那不过是一个酒鬼的梦想。
九二年夏天，我岳母和刘伯伯带女儿到巴黎来看我。旧地重游，刘伯伯感慨万千。他表妹夫早已病逝，表妹守着巴黎郊区的一幢大房子，沉默寡言，把记忆和毛衣织在一起。前总务老钱还活着，生活潦倒，在唐人街有间小屋，常弄几个小菜，找刘伯伯去喝酒。他身体不好，极瘦，眼睛鼓鼓的。听他们说起四十多年前的往事，真有隔世之感。谁谁死了，谁谁活着，谁谁病重了，那谈话如同命运的运算，加减乘除，还剩下些什么？离开巴黎头天晚上，刘伯伯喝醉了，半夜钻进厕所，哭了好几个钟头。
临回北京的头天早上，刘伯伯又去河沟里钓鱼。我中午开车接他，他竟连一条也没钓着，这还是头一回。他显得有些困惑有些迷惘，收完竿，驼着背立在河边发愣。跟他一起去钓鱼的老关，原在建委工作，后来去了香港，现在退了休搬到美国。他以往运气不佳，这回竟钓到七条巴掌大的太阳鱼。我建议放生，而且得由刘伯伯来放。只见他把水筒一歪，鳞光闪闪，
鱼扑通扑通跃入水中。他转过身来，嘿嘿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