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自杀 (1)
二根米是个沉默的青年，他在前面打手电就好比一盏移动的路灯。走在不折不扣的高原树林，空气混合了好闻的水果腐烂味、潮湿的苔藓味、甜酸的泥土味。跟闽西山区相比，这里的空气密度更大，更寒冷，因为潮湿而非常黏稠。如果用一个东西来描述这里的大气环境，最贴切的莫过于人的腋窝。二根米年轻力壮，他知道我恐水，也背过我一次，当我们走到晃晃桥的时候，他二话不说，背起我就上了桥。
到了桃盘，释比还在桥头的空地等我，二根米说去看看车子加油好了没有，就走了。在接近凌晨的寂静深夜，一盏路灯有气无力地打在我们身上，显得百无聊赖。释比笑一笑，说要给我做一个魔术。他把一片碎瓦放在羊皮鼓下，用手掌轻拍三下鼓，轻声念了一段只有他自己听得懂的咒语，然后翻过羊皮鼓，那一片碎瓦让人难以置信地变成一块黄金。在我匪夷所思的目光中，释比问我要不要试一试，只要咒语没念错碎瓦就一定会变成金子。他让黄金重返碎瓦，压在羊皮鼓下让我试验。在我动手拍鼓前，释比做了一个在我看来纯属多余的提示：
“你念咒语的时候，最最重要的是不能想到自己的母亲。”
我想，怎么会呢？我好好的想母亲干吗？可是，当我拍完羊皮鼓，念完咒语，翻过鼓来看，碎瓦仍然是碎瓦，哪有什么黄金。释比狡黠地一笑：
“告诉我，念咒语的时候是不是想起母亲了？”
我无法否认这一点，不过，假如没有释比的多余提示，我是绝不可能犯这个错误的。见我点点头，释比总结说：
“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有没有，没有的，说了就有；有的，没人说就没有。你母亲的事本来没有，现在有了，你想想，是怎么有的呢？你应该忘记过去，而不是追寻记忆。忘记不应该记忆的，碎瓦变黄金。记住我的话吧。”
这时，一辆吉普车摇摇晃晃开过来，二根米跳下车说：“你们上车吧，快天亮了。”
一路上我都在想，我父亲（按七斤的说法只是我的养父）杨仁杰这样爱面子的教授会以何种方式自杀，上吊、吃药、跳楼、跳海还是抹脖子？不用问我都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只是不知道他以何种方式自杀，我该以什么态度办丧事。应该以客家人的方式搞得隆重一点呢，还是服从滨海大学的安排随便火葬拉倒？
踏上滨海市的土地，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挂通吴医生的电话，吴医生在线路的那一端安慰我说：
“尸体已经冰冻在殡仪馆了，怎么回事儿你过来我跟你说，别着急，电话里说不清楚。”
精神病院我是很熟悉的，找到它不难，难的是如何进去，我既不是病人也不是家属，有一点像病人又有一点像家属，这样的形象是很容易引起保安警惕的。跟保安磨蹭半天，最后还是吴医生出来接我。吴医生拉着我的手，眼睛笑成了月牙形，抖一抖长寿眉对保安说：
“他是我长期观察的病号，以后来找我只管让他进来。”
保安啪地立正，朝我们敬了一个礼，动作滑稽，跟刚才狗仗人势的态度相比简直是判若两人。这不让我吃惊，让我吃惊的是，保安高声说：
“知道了，吴院长！”
我停下脚步打量吴医生：“你是院长？”
“没有的事。”吴医生松开拉我的手，改为搂住我的肩膀继续走路，“是挂职的副院长，我的单位在厦门仙岳医院。”
进了门诊大楼，吴医生领我进去他的诊室，这是一个小套间，外间有一桌一椅一凳一柜，桌子上有文件夹，柜子里有资料，角落有饮水机；里间十分古怪，除了一把椅子、一座钟摆老长的时钟，居然还有一张床。吴医生看出了我的惊奇，指着那张沙发床说：
“这是给病人躺的，用来做催眠用，这座大时钟也是用来帮助病人催眠的。”
“你就在这么舒适的地方上班，不用去病房？”
吴医生自己在床头坐下，请我坐椅子。“医院知道我在这里挂职不过两年，对我很客气，没让我做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所以我很闲，做一点课题研究，去亚太学院上上课，帮忙做一点心理咨询。找到你可不容易，我通过旅行社问到二根米家的电话。”
吴医生起身去外间给我倒了一杯纯净水，坐回床头言归正传：“那天早上，我发现你已经跑了，就把你父亲叫醒，杨教授血压高，心脏也不太好，当场就晕了。临走前，我反复叮嘱他不要激动，说你一定会回来的。杨教授的呼吸慢慢顺畅起来，我就放心地走了。
第二天，杨教授来医院找我，交给我一封信，要我无论如何当面转交给你。我留他坐，他说没空，我请他有空来玩，他反而磨磨蹭蹭不愿走。哼哼哈哈半天，原来想托我帮他买药，又不好意思开口……”
“买药还不好意思？”
“噢，这种药老人很少用，像杨教授这种年纪的男人就更加需要慎重了。”
经吴医生这么一吹，我更加好奇：“到底是什么东西？”
吴医生搓搓手，显得难以启齿：“万艾可。”
我想了一想，“好像没听说。”
“中国人把它叫伟哥，听说了吧？这种药是美国辉瑞公司发明的，用于心脏病的临床实验。”吴医生笑笑，“结果歪打正着，对男性性功能有显著的提升作用。”
“伟哥不是春药吗？”
“不同。我们所说的春药刺激性欲望，而万艾可增强性能力。”
这我就纳闷了：“他买这玩意儿干什么？”
“我也感到奇怪，但我不宜多问，下去药房帮他买了一盒五粒装的。杨教授拿到药赶紧塞进兜里，鬼鬼祟祟的样子像是偷了人家的东西。昨天上午，海源市公安局的副局长老虎雄带了三个警察来找我，一个叫郑彪，另一个很奇怪的名字，好像叫水发，还有一个是我们滨海市公安局带路的。他们是来找你父亲的，结果人找不到，门也敲不开，一问你对门的丁阿姨，丁阿姨说我曾经跟你们父子在一起。他们找到我，我跟他们一起去你家，撬开门一看，杨教授躺在床上，已经死亡。”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把万艾可当毒药用。”
“不完全是这样。”吴医生摇摇头，“万艾可的功效就是通过加速血液循环来达到海绵体充血的目的，如果有心脏病或者高血压，不但达不到目的，还会送命。杨教授显然是有自杀动机的，因为他把五粒全吃了。杨教授那么胖，他的心脏根本承受不了五粒的药性。自杀的方式千差万别，但以这种古怪的方式自杀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从自杀心理分析，杨教授一定有不为人知的心路历程，每一种自杀方式都是死者对人生态度的最后表达。”
“老虎雄怀疑你啦？”
“我没有杀人的嫌疑，只有帮助自杀的嫌疑。他们通知我不得离岗，随时配合调查。现在，唯一能为我开脱的人就是你了，杨教授的事情只有你说得清楚，对吧？”
“吴医生，你是好人。”我握住他的手说，“我一定会让老虎雄相信，你帮杨教授买药是出于好心。”
吴医生的脸上出现迟疑：“你为什么说‘杨教授’，不说‘我父亲’？”
“因为他只是我的养父。”
听我这么一说，吴医生吃了一惊。我把鼓匠七斤的言行简单描述一遍，吴医生出去外间取来一本厚厚的大书，粗略翻一翻，沉吟片刻问我：
“你急着回家吗？”
“不急，”我说，“反正尸体已经送到殡仪馆冰冻了，我急着回家他也不能复活。”
“那就好。”吴医生合上书，抿一抿嘴，以给学生上课的语气说话：
“那个叫七斤的鼓匠在我看来根本不是什么肉体闯进鬼魂或者灵魂出窍，在现代精神医学里，这种生命异象叫‘意识解离’。现代精神医学认为，一个人过去的各种经历、学习、听闻、幻想等，都会以密码的方式贮存在大脑里，但是，如果要唤醒它们，让它重新浮现在脑海中，所需要的神经能量却是不同的。一个人的身体状况、所处环境、面对的人物不同，他的意识状态就不同，就有着不同的神经能量。不同的神经能量，会唤醒不同的精神内涵。所谓意识解离，就是指一个人进入与平日清醒时不同的意识状态中，想不起日常熟知的精神内涵，反而唤醒出潜藏在大脑深处的其他内涵。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情形。我打一个比方让你明白这个意思，比如我们转动收音机，收听不同的频道，就会出现不同电台的节目。”
“为什么我们不会出现意识解离？”
“鼓匠七斤的情形虽然特殊，但并非绝无仅有。闽西桃源市有一个桃花会的会首叫方立伟，当地人都叫他哑巴，他爱上一首歌，一首叫《桃花结》的客家山歌，只有听到这首歌他才能完成性活动。蹊跷的是，整个桃源市只有三姐妹会唱这首客家山歌，因此哑巴跟这三姐妹都发生了性关系。她们的父亲以为哑巴是在为母报仇，因为他跟哑巴的母亲有扯不清的恩怨，特地来厦门仙岳医院把我请去诊断。
我采用了荣格的联想测验法，结果表明，哑巴没有报复三姐妹的动机，他的性变态缘于少年时期的初次性体验。三姐妹中的小妹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登台表演，唱的就是《桃花结》，她一只手一束桃花，边跳边唱《桃花结》，电风扇把她的裙子掀到肩膀上了。正处在发育期的哑巴坐在观众席上，他目睹了小妹裸露的双腿，完成了他人生的初次性体验——射精。从此，当哑巴听到客家山歌《桃花结》的时候，他的性导向就会转向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将他潜伏下来的记忆激活了。这样，听到《桃花结》成为哑巴的操作性条件反射，是他激发性欲的客观条件，只有听到这首歌，才能进行性生活。可见，哑巴爱的不是某个人，而是那首山歌，换句话说，谁唱这首山歌他就爱谁。悲剧在于，在这个世界上，会唱《桃花结》的就她们三姐妹，因为这首山歌是她们的父母合作创作的。哑巴的病态心理就是典型的意识解离。”
原来是这样。“那么，意识解离都跟记忆有关？”
吴医生皱皱眉头，长寿眉抖了一下。“有三个因素容易产生意识解离。”吴医生介绍说：
“一是体质因素，病人通常有喜欢做白日梦、借幻想来逃避现实困境的精神倾向。如果把他的脑子比作收音机，那就是螺丝松动，容易跳台。
二是心理因素，最常见的是病人面临他无法承受的心理压力或创伤，为了逃避痛苦，曾经令他充满罪恶感的经历本来被保存在一个秘密的频道里，这时会突围而出，产生占台的情形。
第三种是生理因素，比如因车祸、跌倒所产生的脑部受震荡，酒精、药物引起的意识变化及其他的脑病变等，它们就像大脑的信号混乱而自动跳台。”
“这么说来，鼓匠七斤是属于心理因素导致的意识解离。可是，他平时说的话有很重的福建地瓜腔，发病的时候说的可是流利的普通话。”
“虽然病人在意识解离时经常表现出他平日不太可能掌握的知识或技艺，这只是表象，其实有很多是来自他已经忘记的见闻、阅读或者幻想，当然，有些也可能来自人类奇妙的潜能。比如病人能说出一大堆他不知道的知识，我认为这是人类集体潜意识的产物，因为很多人在梦中也会拥有类似的‘影像化知识’。”
吴医生到外间找来小手电扒开我的眼皮照了又照。“你没事吧文武？”吴医生显然是心有余悸，“我最担心的就是你脑子犯糊涂，老虎雄他们还在你家等你哪。”
“我没事。”我站起来跟吴医生握握手，“我一点都没犯糊涂，我知道还有多少事在等着我去做。”
“那就好那就好。”吴医生轻叹一口气，“我跟老虎雄说了，你的神经比较脆弱，千万别穿制服吓唬你。”
我像长辈一样拍拍吴医生的肩膀说：“你放心，老虎雄我很熟悉的。”
吴医生被我的话钉在原地，我走出大门才听到他在后面喊我：“文武，文武你等等，杨教授的信还没给你哪！”
从医院到滨海大学乘车还要几十分钟，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家的，昏昏沉沉摇摇摆摆，我是个生活简单想法直接的人，这几天发生的事让我的脑袋瓜转不过弯来。父亲，养父，七斤，生父，母亲，盗墓，自杀，伟哥，这些杂乱无章的名词环绕着我，挤兑着我，逼迫着我，让我喘不过气来。父亲的信，不，养父的信（也许是遗嘱吧）一直被我攥在手上，走到家门口找钥匙的时候才发现它已经湿透了，可见我的手心一直在冒汗。对了，没带钥匙。我摁一下门铃，开门的是一个陌生警察，估计就是吴医生所说的本市带路的，他闪出半个脑袋问我：“你找谁？”我找谁？哼！我说：
“我要回家。”
见我从警察的身旁挤进来，老虎雄的头皮跳了两下，脸上堆起笑容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急死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