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屠宰 (3)
“那两个揪我的红卫兵这时候揪进来一个剃阴阳头、一身泥水的人，后面跟着一个他们的头头。头头跟我说，鼓匠，你动手吧，你不动手就别怪我不客气。红卫兵把阴阳头推到我面前说，你的老情人水漂萍在这里，你想清楚。我摇摇头，不相信这个丑八怪就是水漂萍，可是她叫我了，她说，七斤，是我，我受够了，我不想活了。头头一个耳光甩过去，把水漂萍的脸都甩歪了，半边头发散了下来。头头骂她烂货、臭婆娘，哎呀，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一个红卫兵把剥皮刀塞进我的左手，另一个红卫兵把剔骨刀塞进我右手，我不能把刀丢了，握住它们我浑身哆嗦，像一条被打晕的狗在地下室四处乱转。转了两圈我就转不动了，目光停在水漂萍身上，她的衣服被红卫兵一件一件脱去，她并不反抗，任由头头在自己身上折腾。这些畜牲，猪狗不如的东西，我恨不得一刀一个捅了他们。可是我没有胆量捅他们，我只能捅大头，手起刀落，右手的剔骨刀一刀就没入大头的胸膛。我拦腰挨了一棍，觉得整个身子被打成两截了。头头丢下棍子骂道，狗日的，谁叫你捅死他？我要你剥皮，剥活人皮。现在你做不出人皮鼓，我们当你的面轮奸这个臭婊子。”说到这里，七斤停顿了一下：
“儿子啊，我该死，我无能，但是我没有法子，我不想看到水漂萍受欺负，只好剥了大头的皮做鼓。”
一夜之间，我仿佛老了几岁。这是个思考之夜，我努力把自己记忆中的碎片拼接起来；这是个不眠之夜，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自己内心情感巨大的变化；这更是个难熬的夜晚，我在内心鞭挞着自己，拷问着自己，安慰着自己，清醒着自己。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觉得有哪个夜晚像今夜这般漫长。一个问题慢慢浮出脑海：
“人皮鼓给谁敲呢？”
七斤枯坐了一会儿，目光呆滞，突然又哭泣起来，无所顾忌、畅快淋漓地哭着，脸上出现难得的潮红，泪水哗哗地流下脸颊，嘴角边挂着的唾液也顾不上擦。我知道，七斤马上就要给出答案。
“给你敲。”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七斤擦去嘴角的唾液，说出了前因后果：
“人皮加工好以后，先将木料按鼓身的高度和弧度锯成长条形，等干燥了就拼缝胶合成鼓框，再把整个鼓身刮刨光滑，修好蒙皮两端的鼓口。因为人皮比羊皮脆弱，我特地在两端的鼓口里面附上用竹片做的加固圈，然后在鼓身外面中部钉上串有鼓泡的鼓环。蒙皮前，把鞣制好的皮子剪裁成大于鼓面的圆块，用水浸软，在皮面四周割出小孔，用来安装金属钩。再把皮面放在鼓口上，用绳索拉紧金属钩，鼓皮也就绷紧了。考虑到人皮的弹性要差一点，鼓口周围我都不涂胶鳔，而是用鼓钉将皮边钉牢，最后把多余的皮子切裁下去。鼓身涂朱红色的漆，除了美观，更主要是为了保护鼓身。
我没有做过人皮鼓，感觉不应该马上交上去，因为多放一段日子人皮的纤维会更稳定，鼓的音色就更稳定。红卫兵给我一根刺木鼓槌，让我试敲，我一看，正是杨仁杰巴结他们的鼓槌。人皮鼓不大，跟羊皮鼓差不多——人皮比羊皮大不了多少，大鼓都是用牛皮做的。人皮鼓做好以后就一直放在我们住的厕所工具房，一看到它我就想起大头，它毕竟是大头身上的皮做的呀。我想把它埋了，可是红卫兵来问我要怎么办？我把它塞进一个纸箱里，眼不见为净。
直到有一天，水漂萍突然冲进工具房，发了疯一样紧紧地抱住你。她说，儿子呀，妈妈要去死了，妈妈舍不得你啊。她的泪水像泉水那样奔涌，一下子就湿透了你的后背。随脚进来的正是那两个红卫兵，他们要把你们母子俩分开，可是水漂萍抱你抱得太紧了，任他们怎么用劲都撕不开。其中一个红卫兵紧急中想起了人皮鼓，命令我拿出来，挂在你的脖子上。他说，这个小王八蛋一起走吧，让他敲人皮鼓给反革命送终。”
也许是讲累了，也许是告一段落，七斤变得无声无息。一会儿，七斤紧紧地拥抱着我，我感觉到被子里他僵硬的身体。他浑身带着臭气，呼吸微微发酸，这使我想起了变冷的尸体。他的手抚摸着我的后背，我向床头靠，躲开他的抚摸。我费劲地坐起来，翻身下了床，摇摇晃晃，头有点轻飘飘的。七斤的头转过来，用那双丑陋的、布满血丝的双眼诡异地盯着我。我的心一软，说话就有人情味了：
“我妈是怎么死的？”
“到现在，你才肯说‘我妈’？”
七斤伸手重重地打了我一个耳光，又响又疼，我脸上火辣辣的，不争气的泪水噙满了眼眶。七斤摇摇头，我以为他为这个耳光后悔，其实不是，他说：
“我知道你们母子这一去凶多吉少，就远远地跟着你们，两个红卫兵揪着水漂萍，水漂萍背着你，你背着人皮鼓。走到校门口你们上了一辆大卡车，车上除了戴红袖章的人、穿军装的人，甚至还有穿白大褂的人。卡车一抖就出发了，我的腿再长也追赶不上卡车的六个大轮子，一拐弯就不见了。滨海市几个枪毙人的地方我都找遍了，没有你们的踪影，我正绝望的时候老天爷帮我，我居然在街上遇到了魔公。魔公的死尸店被破了四旧，他被定为反动分子，红卫兵要抓他，他就溜到滨海来躲一躲。我把情况跟他一说，魔公问我，这里的干部住院都住在哪一家医院？我记得校长住院的时候就住第一医院，杨仁杰还叮嘱我煲汤送去，所以我说当然是第一医院。魔公判断，你们一定在第一医院的后山上。
我们走到那里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山顶的树林里果然有一块平地，卡车可以开上去。我先看到树梢上的人皮鼓，然后看到树底下的你，已经快没气了，手里紧紧握住刺木鼓槌，最后才看到仰面躺着的水漂萍。可怜的水漂萍啊，她的下颚、舌头用一根竹签穿在一起，喉管被割断，右腰被划开一条大裂口。魔公抱起你又掐人中又给你吹气，我抱起水漂萍就哭，老天爷啊，她造了什么孽，要受到这样的折磨？就是杀猪杀狗也要给个全尸再开膛破肚，难道一个人类学家就连猪狗都不如吗？
我把人皮鼓从树梢上摘下来，埋进一个土坑里，那可是我的好朋友大头的人皮哪。大头的尸体我剥完皮后就被他的四类分子叔叔拉回红旗公社了，我做不到把他的皮和身体合葬。我收起你手上的刺木鼓槌，连夜把你悄悄送回芙蓉四302的门口就走了，我不信杨仁杰会让你饿死，我愿意赌他一把。我请求魔公把水漂萍的尸体赶回闽西，在她最钟情的蛊惑寨旁边安葬。魔公原先不愿意，说他害怕被红卫兵逮个正着。我承诺只要把水漂萍的尸体弄到蛊惑寨，我就给他十张羊皮。这下魔公动心了，要求只在晚上进蛊惑寨，我答应了他。
安葬好水漂萍，胡乱找块石头立个碑天已经大亮。魔公卷起我的十张羊皮我们就分手了，他没有告诉我要去哪里，我却必须告诉他我要去哪里。我身上还留有最后一张盖好公章的信纸，我不识字，只能请魔公给我开介绍信。那个年头人人捧着自己的卵子过河，谁也信不过谁，不管怎么说，魔公总比陌生人可信。回到四川阿坝，我没有胆量待在桃盘寨，杨仁杰如果再来抓我，当场就会被他打死。感谢释比，是他把我带到这个深山老林中来，让我能够专心做羊皮鼓。后来释比告诉我‘文革’结束了，再后来找我买鼓的老板说改革开放了，但是我和大福都习惯了这里的生活。好比一棵树，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挪不动了。”
空气中充满了异样，我感觉到了。这种感觉很微妙，无法用语言来描述，但却实实在在，绝不是妄想。我感到紧张，焦虑，好像体内的一种野性在挣扎着向外爆发，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种不受制约的野性挣扎着想出来。那种任何行为都不受限制和约束的感受是那么鲜活，在我心里和平日所接受的价值观激烈冲突。我愤怒的脸色自己看不到，但我能感受到全身的血在沸腾。我想，时候到了。人生犯错误可以改正，错过机会留给自己的就只能是后悔。我叫了一声七斤“爸爸”，问他：
“爸爸，你为什么要给妈妈的尸体防腐呢？”
七斤体会到了我的用意，以同样改变称谓的方式来呼应我，他不再直呼其名“水漂萍”，而是说“你妈妈”。他是这么说的：
“你妈妈告诉我，古埃及人相信死亡只是短暂的，是通往永恒的来世的过渡，将尸体制作成木乃伊，就是为未来的复活做准备。我还问过一个被打为牛鬼蛇神的牧师，他证实，人死后会有复活。儿子呀，我不这样做，难以表达我对她的爱。你想，万一将来真的有复活呢，你妈那么美丽的容貌消失了多么可惜。你妈妈一辈子最爱的就是她写的两本书和羊皮鼓，可惜《桃盘寨考察报告》在杨仁杰手上，羊皮鼓在造反派手上。好在《蛊惑真相》和刺木鼓槌在我手上，于是我把《蛊惑真相》装进一个高粱酒瓶，用蜡封好放在棺材里，把刺木鼓槌塞进她右手握着……”
突然，二根米风一样旋进木门，直冲我嚷嚷：
“快，回桃盘！你家出大事了！”
我张开嘴钉在原地，答不上话来，二根米接着说：“一个姓吴的医生挂电话来我家，说你父亲自杀了，要你马上回去。”
我转过头瞧一瞧七斤，从七斤死灰色的脸、深陷的双颊、空洞的双眼、茫然张开的嘴以及污浊腐朽看上去像松动的棺材板的牙齿中，我听到了死神临近的脚步。七斤说：
“你走吧，我们的事说得差不多了。”
我又扭头瞅一瞅二根米，二根米说：“汶川有人开车来接释比去办丧事，我路上碰到释比了，我让他在桃盘等你，你可以跟他坐车到汶川。到了汶川，你就可以连夜赶到成都了。”
我低头瞄一瞄大福，大福仍然鼾声如雷，对了，他是个聋子，再大声说话也吵不醒他。
我收好鼓槌和照片，背起黄布包，跟在二根米身后出门，扑进无边无际的夜色中。我听到七斤在床上大声说：
“大福会把我的皮做一面人皮鼓，让你找回记忆。你妈妈是怎么死的，儿子啊，你可要弄清楚！”
我停下脚步，七斤又说：
“我什么都没有给你留下，只能给你留一面人世间最好的鼓，敲起它，你就能牢牢记住自己的身世。这样，我就可以天天跟我唯一的亲人，我的儿子你在一起了。”
二根米拧亮手电，虚弱的光柱几乎被黑暗吞没。好比我母亲的死亡线索，在庞大而杂乱的历史真相面前，显得多么的虚无缥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