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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这件事来，来泰就乐。说他已经把那个蜇皮子看透了，表面上像个流氓，其实啥也不是，就是整天瞎咋唬。那个熊种！
那个长途客站，离我的餐馆很远。一番“循序渐进”之后，来泰在那里觉得行了，稳了，可以扎下去了，就在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又在我的餐馆里拾掇了几件被淘汰的旧家什，锅呀，碗儿呀的，颠颠达达地拉过去，过起了一个人在城里的日子。
来泰有了落脚的地方，我觉得心里一下子松快了不少。妻子却多少有点不踏实。按她的估计，因为买菜的事，来泰心里肯定还憋着个疙瘩呢，现在能挣钱了，又有了落脚的地方，妻子说，你看着，他肯定不来了。
但是没有。每隔几天，有事没事的，来泰就笑颠颠地来了。
这么一来，反倒让妻子有点感动了似的。来泰每次来都是晚上。晚上餐馆里吃饭的人不像中午那么集中。我和妻子也就有时间坐在那里，和他说说话，扯一扯车站里的情况。末了，妻子总是叫伙计做上几个菜。问来泰是喝白酒，还是喝啤酒。吃过了，也喝过了，来泰一走，妻子就惆怅了。她说，你看了没？来泰吃得可真香，一盘子过油肉，一块儿都没剩。要是平时能见个腥货儿，那么肥的肉，他能吃得下去么？
后来我才知道，来泰一个人的日子过得的确挺苦，也很孤独。平时，活儿多的时候，往往几天不开火。在街上买两个面饼子，连水都没有，就坐在三轮车上干干地嚼了。闲下来，没活干了，才在小房里支上锅，拨拉个菜，很像回事儿似的吃上一顿。白天也就这么过去了。到了晚上，却有些难挨。累的时候还可以，张到床上便呼呼大睡了。更多的时候是睡不着。长长的夜，除了能到我的餐馆里转上一圈，偌大的北京城，竟没有他觉得可以去的地方了。只好窝在床上，盯着低矮的屋顶乱心思。什么孩子呀，老婆呀，在车站里一块拉货的人呀，东一耙子，西一扫帚……就像他自己说的，净是些没用的事儿。
实在寂寞了，偶尔也会叫上几个一起蹬三轮的伙计，在外边东一挠西一把地打点上几个下酒的小菜。回到租住的小屋子里，哥们儿一次。蹬板车的人这些人，虽说来自天南地北，口音不同，但从事的是同样一种劳动，性情上也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喜欢酗酒。能喝不能喝的，都喝，而且敢喝。两瓶二锅头拚下去，烧得都不像个乡下人了。壮怀激烈了。甚至比城里人都×了。侃呀，吹呀，个个都成了这个世界的主宰了。散场时，人都醉了。摇摇晃晃的出来，在深夜里高门大嗓地道别，最后，一泡长尿滋在城市的大街上，踉跄回去，倒头便睡。第二天醒来，人还懵懂着呢，恍然想起昨夜的事，一下子沮丧了……一百多块啊，这才叫扯蛋呐！
知道来泰平时一个人挺苦，舍不得吃，妻子就告诉他，没事的时候就过来，想吃啥就要啥。开始，来泰来了，我和妻子还陪着他一起吃点，喝点。后来，也就随便了。他自己想吃啥就点啥。但来泰从不多要。并且也总是“老三样”，过油肉，煮花生米，此外，再要一小碟咸菜。似乎很讲究，也很得体。
但有一次例外。那天晚上，来泰竟拖拖拉拉地领来了一个三轮车队。一进餐馆，他就很兴奋地叫着一个服务员的名子，让她赶紧安排个桌儿，上茶，点菜。一回头，发现我在餐馆里坐着，他马上灿起脸，拐拐拉拉地过来了，他小声对我说，今天是王大哥做东，他想在哪花钱不是花呀。就把他们领过来了。他告诉我，结账的时候，该咋着就咋着。
很快要好了菜，来泰叫我来了。王大哥也大着嗓门叫我过去。我本不想过去，但是看在王大哥的面上，我还是过去了。王大哥拖过一把椅子，热情地让我坐下。我说，不用不用，我站着就行。
这是我的原则。我不可能往那一坐，再加个小菜，吃呀，喝呀，与客人一整到底。最后把人家全干懵了，把账单往上一递，签个字吧――这是在我们老家内蒙古。北京就不行了。北京是大都市。大都市有大都市的“消费理念”，比如，在吃饭的问题上，越来越多的人都讲究“AA制”了。人家哥们儿姐们儿都“AA制”了，你再去伸一筷子，你算个老几？打折呀？免单呀？所以，朋友除外（朋友免单呀），再熟的客人我都不陪。从来不陪。我只倒了一杯啤酒，象征性地与每个人碰碰杯，一喝。然后。我就退下来了。退回到原来的位子，翻看当天的晚报。
没一会儿，背后就突然响起了掌声和叫声。我回头看了一眼，原来，是几个人在为王大哥的一杯豪饮叫好哪。好声一过，王大哥深受鼓舞。他把酒杯往桌上一蹲，用手一指，倒！说着，双臂交叉，拽住衬衫的下摆往上一提，就从头上撸下来了。光着膀子，表示要大干一番的样子。
我环视了一下周围，其他几桌客人往那边看了看，尽管没表示出太大的反感，但心里总是有点不屑的。我没说什么。可是没过多时，后边的声音又大起来了。而且又有几个人像王大哥一样，成了“膀爷”。我发现来泰也“膀”起来了。他背对着我坐着，晃头来晃脑的样子，非常兴奋。我一时不悦，告诉一个服务员说，你去叫他们小点声。喝就喝得了，嚷什么嚷！肃静一会儿。又乱起来了。一个人还站起来，光着膀子喊，服务员！有酸辣土豆丝吗？再上一盘！
这时，餐馆里的几桌客人已经相继走了。最后，两个姑娘也站起身来，斜了“膀爷们”一眼也走了。餐馆里，除了来泰那些人，只人有一个老头在耐心地等着鸡蛋面。愿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我到外面街上散心去了。
谁知刚出去没多少功夫，一个服务员跑来找我，说来泰他们打起来了。
打起来的是两个小年轻儿。我没进屋，就听见吵闹声了，同时还加杂着两声脆响。我以为是谁煽了谁的耳光，其实并没有打到一起。只是像挣牛似的被几个人拉着，劝着，不时地用手拍在两个人的光膀子上。啪啪的响。比打耳光的声音响多了。
我劝了一会，根本不听，争吵得好像还更来劲了。我恶了一眼躲在一边的来泰，愤愤地说，再打，都给我滚出去，什么东西！
奇怪的是，我这么一骂，都老实了。有个小伙子过来解释说，没事了没事了。都是哥们，一会儿就好。
这时，我听见有人还在哼哼叽叽地骂。环视半天，才发现在餐厅的一角还有个人躺在椅子上。原来是王大哥，早就喝醉了，被放在那里“醒酒”呢。酒还没醒过来，人却醒了，躺在那里挣扎着骂。细一听，骂的却不是打架的那两个人，而是什么“黑鬼”……五十多岁的人，“天命”都应该知道了，还这么折腾，太出格了。
酒已经不能喝了。来泰和几个人又去弄王大哥，摆弄了半天没作用，最后，几个人硬是从椅子上把他拽起来，拖拖拉拉地架出去了。
却没人结账。来泰苦着脸要结。我能让他结吗？我说这样的人以后你少往这领！来泰耷拉着头，躲着我的眼睛。突然，他往吧台上一趴，狠狠地捶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我真他妈的没心！
在外边，又是一番折腾。王大哥根本站不住了。被两个人架着，一撒手，就没腿似的堆下去了。结果，七嘴八舌地研究了半天（刚才打架的两个人也参预了。真他妈的不可思议啊）最后是，来泰用三轮车拉着王大哥，另一个人拉着王大哥的三轮车，像一群被打败的土匪，丢尽了脸面，咣咣当当地远去了。
来泰知道在我面前打了脸。一个多月没露面儿。后来，还是一个客人为他挽回面子提供了一个机会。那天，他出现在我餐馆的时候，有个客人正在捣蛋（在小餐馆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都会遇上）。那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个，长得驴高马大的，喝了酒，性情上便有些颠狂，坐在椅子张牙舞爪。张来舞去的，啪喳，椅子坏了，散架了――人像个笨熊似的仰在了地上。本来大胖子没摔怎么样，仰在地上的时候自已还咧嘴笑了一下。可听其他客人轰地一笑，这才害臊了，不干了。躺在地上不起来。用手按着腰，呲牙咧嘴作一种摔坏状。后来在两个服务员的搀扶下，勉强起来了，却不罢休。不论服务员怎么道歉，他就是一句话，你说怎么着吧！末了，好说歹说，给全桌打了个五五折，他这才笑了，还幽了一默说以仗他年轻，否则，可就要了他的小命啦。语气和神态就像个娘们儿。
当时，来泰就在餐馆的一个角落里坐着。但有了那次“头发事件”的教训，这次他却忍住了，一声没吭。直到客人都走了，他才站起来。把餐厅的椅子一个一个的拽出来看，他发现好多椅子都咯咯吱吱的，松动了。他沉着脸说，这得修哇。
之后，他便差不多是每天晚上都来了。一来，他就在餐馆的外边修理椅子。钳子，錘子，镙丝刀，还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些铁角子，夸夸张张地铺了一地。那几天北京高温。即使到了晚上，仍持续着一种难耐的燠热。我从外边回来，见来泰正弯着腰，别扭身子往椅子上拧镙丝，那架势，像是人也要钻进木头里，下力得狠。我不叫他修了，说实在不行，就它换几把。他说换不得花钱么？别的都行，就是榫子没沾好，修修一样用。说完，他一边拧着镙丝，一边骂，这鸡巴活儿干的，榫子这么短，连个铁角子都不上，它能不散架么？
他干得一丝不苟，专心致志。一连干了十多个晚上。所有松动的椅子都被他用铁角子做了固定。他让我看看，行不行。我一试，好了，一点都不松动了。
这件事让我和妻子非常感动。那天我让伙计做了几好菜，款待来泰。像以往一样，几杯酒下肚，来泰说话的口气就亲热了。一口一个老叔地叫着，又是点烟，又是满酒。后来，就说起了在我餐馆里喝酒的事。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他第一次抨击了王大哥。他说那人喝起酒来，就是不知道个深浅，那天差一点没喝死。他们一直把他送回家里，第二天去车站的时候，脸焦黄儿，蹲在那里还一个劲往出酿酸水哪……我说那样他还去什么车站呀，在家歇着呗。来泰喝了一口酒，他说他是想歇着，可是他指望啥呀。接着，他转换口气，说起了王大哥家的困难。他说，王大哥那人看起乐乐呵呵的，家里那叫困难。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那间房子最多也是十多平米，外边有接出那么一块当厨房。再加上老伴有个抽风病，不咋收拾，那屋里布摆得满满当当的，连个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却没一样值钱的玩艺。他说，桌子上有台电视机，也就这么大――他放下筷子，用手比划着。
我说，看起来行呀，他不说他蹬三轮就是想锻炼锻炼身体吗？
拉倒吧。来泰说开始王大哥跟他也那么吹，后来他们处铁了，他才啥都知道了。我说，他女儿不是在国外吗？来泰说是在国外，可是不行，王大哥说寄不回钱来。她每年寄回那点钱，还不如她在国内上班的时候给得多呢。来泰告诉我，王大哥的女儿是嫁到国外去的。当时，他和老伴都死活反对。可女儿不干，说啥也要跟着那个老外出去。现在，王大哥跟谁都不愿意提起女儿的事。我问他为啥不愿意提。来泰口气有些神秘地，他说，那个老外是个黑人！
看着来泰说话的样子，我觉得他有点少见多怪。我认识一个年轻的女诗人，她的“准老公”就是个黑人。有次她们一起来我的餐馆吃饭，“黑小伙子”长得又高又大。我问女诗人与他在一起习惯不习惯。人家女诗人郑重地说，怎么会不习惯嘛，挺好的。
来泰说，你没听王大哥那天在喝多了时候，老是“黑鬼黑鬼”的骂吗？他就是骂那个老外呢。我说既然他挺困难的，你们怎么让他请客？他说王大哥平时总吃别人。那天，他拉了两趟大活儿，有几个家伙就眼热了，非让他请客不行。结果他却喝醉了，钱也没掏……你说这是什么事呀。说到这里，来泰的脸上重新换上了不快。
我觉得，北京的时间要比乡下的时间过得快。乡下的时间被老土墙挡着，那是一寸一寸的挪。北京的时间就不一样了，太阳就像挂在陀螺上。一转就是一天，一转就是一个月……来泰掰着指头一算，他说哎呀老叔，我到北京都一年零两个月了。
这期间，除了在我的餐馆里买了三个多月的菜，来泰一直钉在车站里，包括过年，他都没有回家。应该说，他干得挺踏实，能吃苦，很下力。当然，收入大概也是不错的。妻子曾问来泰折子上存了多少钱。他说没多少的。说完便憨着脸笑了。
有一段时间，来泰曾雄心勃勃地筹划，想把老婆孩子都接到北京来。他说老婆在乡下也是呆着，没事干。来这里找个事做，还能挣上几个。我觉得他把老婆接来倒是可以，不过把孩子接来却不太现实。别的不说，上学就是个问题。据说，他儿子当时已经上了高中，小家伙学习在班里一直把尖儿。可是“把尖”有什么用？到了北京，没有人买你的账。我女儿转过来的时候还上小学，都费了老劲了。我说你想给孩子找个高中，有钱行，否则的话，我看没戏。据我所知，别说是找个好点的学校，就是一个普通的高中，没有个两万子“赞助费”，也是很难进去的。虽说政府已经有了规定，外地人子女在城里上学的，可以就近选择学校，不许多收费。可是人家不多收费，也不收人――“招生名额已满”总是可以的吧？
可是来泰却有点不以不以为然。他说王大哥说了，这事由他来办。我说那就让他办着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