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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刘贵说，他真的是回家。他说他父亲都催了他好几次了，让他回去盖房子。我想这倒是个大事儿。有道是，盖房子搭屋娶媳妇啊。
临走时，刘贵把店里伙计的情况都说了。谁油，谁懒，谁老实，谁得顺着毛摩挲……我问他，来泰怎么样。刘贵笑了一下，他说咋说呢，我觉得这人脾气不太好。
我看了他一眼。我觉得刘贵没有把话点透。
刘贵走后没多久，来泰也提出不干了。当时我有些吃惊。不过我却没表现出吃惊的样子。我平静地问他，咋不干了。他说得含糊其辞，但意思我还是听出来了，那就是买菜的活儿不行，挣不到什么钱。
我说同样是买菜的，别人能挣你怎么就挣不到钱呢？
经他一说，我才恍然明白了。别人能挣钱是因为给好几家餐馆送菜，菜进得多，价格就便宜。价格便宜就能多加一点价。可是来泰就不行了，他就买的是一个餐馆的菜。他说他每天都是东一点大葱，西一把韭菜的，人家都不愿意卖，哪能便宜呢？当然，不便宜就加不上价。
我不得不承认来泰说得有道理。
可是，妻子也有妻子的道理。她说，既然这样，那就没办法了。他想挣钱，咱们拖家带口地跑到这么远，又是为了啥？要是想帮他，还不如直接给他点钱好听呢。他还不用每天去受那个累呢。她问我是不是这么道理。我说，他不想干了。妻子说，他不干更好，让他走。再不走也得把店给你搅和黄了。我说得了吧。我觉得妻子有点夸大其辞。她看着我说，你知道人家刘贵为啥走了？我说他不是回去盖房子吗？盖什么房子盖房子，人家现还在北京干呢。妻子说这事是一个伙计告诉她的。刘贵就是因为来泰买的菜不好，说过他几次，来泰就不高兴了，整天指桑骂槐。刘贵搭不上言，又咽不下这口气，最后人家才编了个理由，到他老乡的餐馆里干去了。
我问她知道不知道刘贵在什么地方。
她说，知道不知道有啥用？
我说再把他找回来呗。
妻子冷笑了一声，说，他可是撒了谎走的，再说，人家那是个大饭店，谁还回你这么个小餐馆来？我一下来气了，我说，这么说刘贵他也是有意找借口，没一个好东西！滚，都他妈的滚！
来泰正式不干的那天晚上，妻子让伙计做了几个菜，我们和他一起吃饭。平时他和伙计们一起吃，这次例外，多少有点贱行的意思。好也罢，赖也罢，毕竟干了三个多月，况且又是亲戚。这也算是人之常情吧。吃饭的时候，彼此心照不宣，似乎谁都找不到合适的话说。后来，我问来泰什么时间回去。他说他想转两天，来这么长时间，还没去过天安门。妻子也搭话说，转转吧，平时没事儿，再来一次北京也不易。
来泰转了一天。看了天安门，参观了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还想进故宫看看，一问门票，人就蔫了。最后是体验了一把地铁，整整坐了一圈儿，才下来。
按计划，他是晚上的火车。上午，妻子去商场里买回了一些果脯。准备让来泰给孩子带回去。她说千不好万不好，毕竟是亲戚。别看在这的时候气人，恨不得一时叫他离得远远的。可是真的走了，又觉得怪可怜的。
没想到，转了一圈的来泰，又改变了主意，不走了。他说他想转转，看能不能在北京干点别的。我当时就愣了，问他想干点什么。他说也没个目标，转转再说吧。我索性一想，觉得这样也好。至少也算是有个过渡吧。
事后妻子却有点生气，她说在餐馆里不行，又不回家，他瘸着个腿能干啥？我说他不是想转转么，让他转去。他觉得能干点啥，就试试，实在不行的话，就回去呗。在我看来，只能这样。谁都应该清楚，北京虽然很大，却不一定给所有来此谋生的人都能提供一处立足之地。每天每天，笑着来的有，哭着走的也有。你以为北京到处都是金元宝，谁都可以来拣呀？太幼稚了。
此后，来泰便开始骑着三轮车到处去转了。他每天早晨兴冲冲地出去，晚上再回到餐馆。开始，他几乎是一天一次地征求我的意见。什么修理自行车呀，烤羊肉串呀，发小广告行不行？甚至，他还动过倒卖盗版光盘的心思。但是，都被我在权衡利弊之下给否定了。几天之后，来泰就草鸡了。他满脸倦地说，老叔，真是太难了。不行我想回去了。
我早希望他回去了。把一个无依无靠的瘸腿亲戚留在跟前，不管咋说，都会让人想到一种潜在的拖累与麻烦。可是，来泰真的想走，从良心上讲，我又觉得有一点没有尽到责任似的不安。我说回去就不难了吗？
咋不难啊，不难我还不出来呢。
那你就不要着急。既然有吃有住的，再转转，多走些地方，看看别人在做些什么。要饭的都能在这混得不错，不信这么大个北京，就真找不到一点可干的事情？
话是这么说，我却一点儿谱都没有。从内心上讲，我这么说，也是为了对来泰表示一种挽留的姿态。如果他坚持要走，我想，那就由他去罢。
来泰想了想说，我觉得也是呢。老叔，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又有亮堂了。不回去了，我还是接着转吧。
城南一隅，有个长途客站。从位置上讲，差不多已是郊区了。郊区的环境总是很差的，给人一种乱七八糟的感觉。一些城里禁行的车辆，在那里闹腾得特别欢实。大卡车，小三轮，马车，冒着黑烟的柴油车，可谓应有尽有。几乎没处可转的来泰，竟穿过一个乱糟糟的十字路口，跑那个长途客站去了。那是个很大的院子。人很多，车次也多。一些衣衫不整累累坠坠携着大包小裹的外地人，不断地被卸在这个城市里。来泰正在那里毫无目的的瞎看，就见不远处有个女人在冲他打着手势，一勾一勾的。从经验上说，人员杂芜的车站，似乎历来就是一个充满诱惑和陷井的地方。来泰心里唿悠地一下，就懵了。莫非是个鸡？他又看了那个女人一眼，女人不到四十岁的样子，穿着打扮得不俗，人还真有几分姿色咧。正当来泰愣神儿的时候，那女人又冲着他勾手。这次她说话了，她说你傻啊？我叫你哪，你过来呀？来泰有些恍惚，他想，我过去……我过去干啥？最后，他还是过去了。没想到，就是这个女人，把来泰的命运改变了。
这是一个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她招呼来泰，是让来泰把她从外地进来的两大包服装，送到附近的一个很大的批发市场去――那里有她的摊位。一切搞明白之后，来泰什么也没说。不过十几分钟，他骑着三轮车，就把两大包服装和女人一起，全送过去了。而且服务态度非常之好。那女人给了他八块钱。问他行不行。来泰摸着脑袋说，行呀，行！怎么不行呢？
他都要乐死了。
从商场里出来，他边走边想，妈拉个巴子的，这也能赚钱呀？我早咋就没想到呢！他又返回到车站，守株待兔般的站在那里。结果又被一个男人找上了。这一次，拉的货比较多，来泰挣了十块钱。
来泰回到餐馆时已经挺晚了。他的脸上带着一种与以往不太一样的表情。但不是高兴。似乎是一种经历过一点什么事情之后的平静，或者说是漠然。我问他去了哪里，他把车站的事情告诉了我。我说既然这样，明天你就再去试一试。来泰一口定音地说，那是肯定的！
几天之后，来泰决定就在这个汽车站扎下去，不走了。只是，事情并不像他想象得那么容易。进入这个车站，他才发现吃这碗饭的人多着呢，少说也有好几十号人。他们大都来自于外地，也有一些能吃苦的城里人。他们差不多已经形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群体。有活儿时，便笑着一张汗脸，蹬着三轮车往返于车站与批发商场之间。没活儿了，就聚在车站周围几个固定的地方，有的往车上一坐，吸着烟，看那些凶杀呀，抢劫、强奸之类的小报。有的聚在一起，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聊天，吹牛，侃一些天南地北的事儿。比较艰苦的生存方式，使这些人的情绪都比较烦躁，为了抢活儿，他们之间经常争吵，动辄打架。然而，过不了几天，又往往被几瓶啤酒一包花生米团结得你兄我弟，亲近得很。
来泰进入这个群体，付出了一定的代价。有些人发现以往熟悉的面孔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瘸子，开始互相询问“这丫是哪的”，终于没搞清来泰的来路，便直接质问上来泰了。
谁让你来的？
没人，我自己。
是不是找死来了？
来泰苦着脸不吭声。虽说他知道自己没什么错，车站又不是谁家的，你们能干，我他妈的就不行？但是来泰还是忍了。他想，就是去蹲小号，还得先挨老犯人几顿胖揍呢，何况咱这是和人家去争饭吃，能不挨骂么。
不过来泰有来泰的办法。他一是忍，二是躲。骂轻了，不吱声。一扭脸，就当没听见。骂重了，或者对方要动手了，事态严重了，转身就溜了。不过却不是真走。而是躲到别的地方去溜着那些人，看他们接到活儿了，蹬着三轮车走了，这时候，他蹬上车，侧侧棱棱的，就干到车站里去了。运气好的时候，刚进站，活儿就来了……这么躲躲闪闪，一天下来，也还挣上个三十五十的。来泰已经很知足了。
没多久，来泰的处境就好多了。用他的话说差不多就算打进去了。挨骂时，他把脸一扭，木头似的戳在那里。所谓死猪不怕开水烫。碰上那些老实的，他就往跟前凑，会抽烟的递颗烟，不抽的就瞎搭讪。一来二去的，就与一些人熟了。聊起来，来泰觉得这些人还都是挺不错的。
但有一个人，却老是找他的麻烦。
这人外号叫蜇皮子。二十六七岁的样子，留着很长的头发，总是斜叨着烟卷，目光里流露出一种好斗的神情。没活儿的时候，他经常蹲在三轮车上，拿着一瓶啤酒，一边喝，一边指点着过往的女人，发一些很下流的感慨。否则，就是跟同行侃大山，吹牛皮，同时说着一些城里骂人的话，不是“他妈的”就是“傻×”，要不就是“我抽你丫的”……有几次，蜇皮子竟指着来泰的鼻子骂他，说不看你丫瘸拉巴叽的，我一脚踢死你得了。从明儿起，你必须在我的眼里消失！来泰不想“消失”，就尽可能地躲着他。实在躲不开了，任凭蜇皮子怎么骂他，他都是木着一张脸，不理他。
有一次，他却忍不住了。那天，他在那等活儿的时候，窝在三轮车上睡着了。正做梦。梦见了家乡的山和水……只觉得耳朵里轰地一声，一个激灵拱起来，才知道是蜇皮子在使坏。原来，这小子正用一个矿泉水瓶子，对着来泰的耳朵往进灌水呐。来泰突然就愤怒了，上前就给了他一杵子。蜇皮子被打了个愣怔，接着就和来泰打在了一起。这时，旁边有两个蜇皮子的老乡，以拉架做技巧，被蜇皮子抓住机会，一拳打在来泰的脸上，鼻子立刻就流血了。还没等来泰反过手来，又是一脚，正踢在了他的腿裆里，疼得来泰当时都脆下去了，半天都没有缓上气来。蜇皮子还要动手，一个当地人过来了，才把蜇皮子喝住，说，嘿，怎么还要打呀？知不知道打人犯法呀？我告诉你，真要是打坏了人哪，谁他妈也便宜不着！
应该说，在这些外地人面前，城里人还是有一点威力的。蜇皮子没有继续动手。
那个城里人姓王。此事之后，来泰就喊他王大哥。两个人处得很好。有一天，来泰还带着王大哥到我的餐馆里来过一次。他五十多岁，头发理得很短，大部分已经灰白了。他身体不错，人也很实在。我留他吃饭，他也不推辞。只是说，您哪，甭客气，简单点，拌个老虎菜，弄个花生豆，主要是喝点酒，这就齐了。
他喝酒，也不喝别的，就喝二锅头。
我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王大哥告诉我，他在内蒙兵团整整呆了五年。回来后，在模具厂上班。几年前厂子完蛋了，倒闭了。之后他卖过报，当过交通协管员，没意思。后来发现蹬三轮儿这玩艺儿不错，他说能挣几个不说，关键是它锻炼身体呀，人不活动老呆着哪成啊。您说是不是？
王大哥家里只有他和老伴儿两个人。他有个女儿，在一个饭店里上班。去年走了，出国了，去了南部非洲的博茨瓦纳。我问是不是留学，他说不是。说完，便端起酒杯来喝酒。脸上掠过一丝不悦的表情。我敏感地意识到，他的女儿似乎是一个他不愿细谈的话题，也就没再多问。
我说起了他对来泰的帮助。王大哥的情绪立刻快活了，话也多起来。他拍着胸脯说，您放心，只要我在那没人敢怎么着他。都是一样的人，怎么着？哎，行你干就不行我干呀，你他妈不也是外地人吗？北京人还没说话哪，你丫抖什么激灵？话说回来了，就是北京人也不能欺服外地人呀。再说，什么是外地人呀，北京人到了上海是什么人？上海人在广州是什么人？真是的，中国人到了国外你还是外国人哪。叫我说，什么北京人外地人，都是他妈一样的人。您说是不是？
王大哥说得慷慨激昴，很在理，也很动情。他间或地抿一口二锅头。他不用别人劝酒，他也不劝别人。那天他和来泰很晚才离开我的餐馆。走的时候。我发现王大哥有些过量，两脚迈得七高八低的，他还斜过身来，一再叮嘱我，有什么事就言语一声。
据说，蜇皮子再没有找来泰的麻烦。那次打架之后，来泰总和王大哥在一起。同时，他还在后腰上别了一把镙丝刀子。很长地露在后衣摆的外边。没活的时候，他坐在那里，把镙丝刀子从腰里抽出来，狠着脸，往地上扎着玩。同时，还不住地东瞅瞅，西看看。有几次，他发现蜇皮子坐在不远的地方正在偷偷地看他。来泰的目光一挺就过去了，硬得狠。蜇皮子的目光一软，立刻躲开了。如果说目光也是可以打败人的，蜇皮子就这么被来泰打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