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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干部下放的高潮到来了。邵清远头一个抢先报了名，申请书写得很恳切。说他来自旧社会，沾满了资产阶级污泥浊水。党把他提到领导岗位上，他惶恐得很，请求到劳动中去锻炼，并决心在劳动中争取加入党的队伍。
邵清远已是有先进工作者头衔、副总工程师职务的人。宣传工作要抓典型，扩大影响，报社来人和宣传科合作，把邵清远带头下放和他本人的申请书一并在《建筑工人》报上登了出来。邵清远成了带头下放的一个标兵。
李青对邵清远已不像初相识时那么好感。他觉得邵清远作为工程师，如果看不出苏联图纸所带的隐患，说明他技术上没有弟弟称职，如果看出来隐患，仍只是一味地坚持贯彻专家建议，以此讨好苏联专家和不懂技术的领导，未免私心太重。所以对于这次宣传邵清远，他并不热心。然而邵清远已经站在显眼的位置上了，他响应党的号召，热心带头下放，做得既正确又合乎党的要求，要挑个人作杆旗，不选他选谁呢？有什么理由不宣传他呢？
人的命运，有时就像投到滑梯上的一只皮球，一旦扔上轨道，就要向前滚去，谁也拦不住，那球自己要停下来也停不住。邵清远下去后，劳动得不错，报纸要继续报导下放干部在劳动中的情况，他又上了报。三个月之后，要组织下放干部报告团，到各处谈自己的改造体会，邵清远自然首先被选中。过了不久，大跃进来了，组织上提出下放干部不仅要在劳动中出思想成果，而且要出物质成果。这时就有个上过几年中学的下放干部，敢想敢干，提出几条建议，要用豆腐作蛋白胶，用工地扔弃的废草袋制造抹灰用的纸筋，用人头发作防雨涂料。尽管有人怀疑这些想法有点怪诞，可那时到处在喊“鸡毛上天”、“大放卫星”、“我就是龙王，我就是玉皇”，谁也不敢把这建议顶回去。党委召集工程技术人员征求意见。有人摇头说不懂化学，有人模棱两可。问到邵清远那里，邵清远说：“从技术上看，行！能够成功。”党委本来就认为，群众的创造性和跃进热情只能支持，不能泼冷水，有了技术人员的判断，这就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了。马上决定把下放干部集中起来办化工厂，由邵清远任厂长兼工程师，提建议的那个干部任技术员。邵清远一上任，宣布按照革命精神，不向上级要一分钱，白手起家办工厂。于是大家分头上各工地去捡“废品”、大缸、大锅、石碾子、废稻草，陆续全拉到郊区一个空地上了。建筑业的人盖房是容易的，工地上有的是“废”砖瓦木料。不到一个月，厂房、办公室全盖起来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下放干部们敲锣打鼓把一茶缸蛋白胶、一脸盆纸筋，用红绸子包着送到公司党委来。工会和宣传科也敲起锣鼓，放起鞭炮，挂起“庆祝化工厂试制新产品成功”的大横幅迎接他们报喜。
李青在他们建厂时参加过义务劳动。邵清远脱了衣服，只穿一件背心一条短裤，和众人一起抬大缸、安锅灶，细皮白肉晒得通红，沾满泥污。李青很为这热火朝天的气氛感动，又觉得邵清远作为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能响应党的号召，身体力行，确实也不容易。把他选作典型来宣传，借以教育别人，倒也不算过分。对他的看法又好转了点儿。
化工厂建成了，第一批产品生产出来了。那蛋白胶经过鉴定，确有夺木之力，纸筋用在灰墙上，倒也平滑白净，比买麻刀节约了成本。这时市内要举办“下放干部劳动成果展览会”，这两个项目一报上去，马上人选。责成宣传科准备展览品。除去样品外，还要成套的照片、图画、美术布置。宣传科并没有美术人材，要从各部门临时抽调。人们说邵明远学过建筑，绘画、雕塑、模型全拿得起来。最好调他来。李青听了，就亲自去维修队找邵明远。
维修队在一个小学校干活，主体工程修完了，工人们在吊顶棚。李青问了一下，人们告诉他邵明远今天没参加干活，在才修好的校长办公室计算任务单呢。李青按人们指的方向找到校长办公室，见邵明远和维修队长——就是那位邻居刘师傅垫着两块砖坐在地下，图前铺着几张任务单，邵明远正往本上写什么。刘师傅一见李青进来，马上起身让坐。李青说：“对不起，我打扰你们一会。”邵明远听到说话，这才抬起头，打个招呼，又低下头去写他的。李青问刘师傅：“你们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刘师傅说：“平均超过百分之三十。”李青说：“不算突出。”邵明远收起本子，站起来说：“换个说法，叫提前四个月跨入一九五九年，您认为是不是就好听点了？”队长又接着说：“我们没放卫星、翻几番，可是我们的质量、数量保证经得起检查。这百分之三十，是邵工一个工一个工拨拉出来的，我们把每道工序、每个动作都测了时，邵工一天要干十五六个小时。我说，你们宣传下放干部的成绩，怎么不谈谈他呢？……”
邵明远马上打断说：“别胡扯，谈正事。”
李青看到这里的气氛似乎比化工厂邵清远那里冷清些，可也踏实些，忙说： “你们整材料来，我们宣传。”
刘师傅说：“这就难了，我们这儿惟一的笔杆子、惟一的计算尺、惟一的计划员都是他，他偏不肯为自己写一个字。”
大家说笑了几句，李青这才讲他的来意。他讲话时，刘师傅就用眼睛询问邵明远的态度，邵明远微微摇摇头。于是李青话一讲完，刘师傅就说：“不行，他走了我这儿拉不开栓！”
李青说：“下放干部总要走的，何况他是临时抽调？”
刘师傅说：“要是正式上调我就不拦了。正在大跃进，抽走我们的参谋长，不是故意要我们队吃蹩吗？”
邵明远说：“还是换别人吧，这一套我也干不来。”
李青不好强迫，说了几句闲话，劝他再考虑考虑，就告别回公司。邵明远把他送到小学校门口，欲言又止的哼了两哼说：“李科长，从上次到我家闲谈，我看出您是个讲信用的人，我想冒险劝您一句话。”
“你说。”
“现在正反右倾、拔白旗，我本不该多说什么，因为这事牵扯到我家兄，我不得不进一言。”
“你尽管说，我，你还信不过吗？”
“关于化工厂的宣传，适可而止吧……”
“怎么？你觉得这里边有假？产品确实造出来了。经济效果也证实了。我亲眼所见！”
“没说它有假，我是说……过两个月您就会明白的，不要弄得骑虎难下才好。”
李青想再问仔细，邵明远不肯多谈了。这时正在反右倾的高潮上，李青当然不会无来由地阻止对化工厂的宣传。于是一切准备工作都加快完成了。连环画、样品台，还像拍电影一样叫邵清远脱了光膀子，把安好的石碾、大锅拆下重安，以便拍连续性的展览照片。化工厂产品既经住了检查，宣传工作也做得出色，在中山公园开展览会时，就把一段最显眼的位置分给他们，并且从下放干部中抽了两个口齿伶俐、长相喜人的女同志来作解说员。开幕之后，这一部分展览很吸引观众。邵清远和展览内容再次用大字标题，配上照片在报纸上登了出来。展览中间，市里分管建筑的领导人在几位下属部门负责人陪同下来参观。在这展览台前看了许久，问公司领导：“这位邵工程师入党没有？”
公司领导说：“已经报上来了，这几天就批。”
市里领导又转身对设计院的负责人说：“你们光会打报告向市里要副院长，要总工程师，为什么不眼睛向下？这样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不提拔重用，光要老干部老专家哪有这么多？老专家也是从年轻时过来的么？”
设计院负责人说：“邵清远工程师能来我们当然欢迎，只怕公司不放！”
市里领导说：“不要本位主义嘛。”
展览会开了两个月，李青带着展览工作人员一直住在公园，没有再回公司去，公司偶然来人，也从不提化工厂的现状。等展览会胜利闭幕，李青带人回到公司，组织上却告诉他，参加展览去的下放干部、解说员，不必再回化工厂了，另外分配到各生产队跟班劳动去。
“为什么呢？”李青奇怪地问。
“化工厂关门了。”公司领导说。
李青大吃一惊，没想到竟又给邵明远说中了，而且恰好两个月左右。问一下原因，也极简单。做蛋白胶用的原料是豆腐，每天须派十几名下放干部天不亮就去副食店排队，买到豆腐，他们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尽管抢了居民的口中食，但副食店和化工厂有联系，倒不会影响生产。可是从这一年下半年起市场就不那么景气了，豆腐越来越少，终于断了供应，再往后连黄豆也看不见了。原料断了来源蛋白胶只好停产，至于做纸筋的废草袋，更是一场笑话。看着工地上到处扔着不少，岂不知一正式生产，用不了一个月就捡完了，只好改买新草袋，用火碱煮烂再碾成泥。而新草袋却要去天津等处产稻米的地方运，运费加上草袋、火碱，成本远比买现成的麻刀贵多了，生产也费劲多了。拿人头发制涂料，则始终处于试验阶段，幸好没成功，真成功了，派一批人到处去收集头发供长期生产，怕也不是便宜事。
李青问：“工厂关门，邵清远工程师干什么？”
“调设计院当副院长去了。”
李青说：“这化工厂看来并不成功，怎么还提拔他？”
领导说：“这么说不对。工厂遇到困难办不下去，不等于当初没有成绩，这股跃进的热情还是好的嘛，听党的话还是对的嘛，在政治上当时是打了主动仗、胜利仗的嘛。”
李青沉吟了一会说：“我认为对一些扎扎实实，在下面真跟工人结合的下放干部多作点宣传，比如邵明远……”
那位领导说：“我也听说维修队对他反映还不错，不过，维修队在整个大跃进中可不是上游。有没有迎合工人中保守思想的一面呀？现在还有人弄不清。一个指头和十个指头的关系，抓住一点缺点攻击大跃进，攻击三面红旗，我们不能放松警惕性。对他哥哥，我们在政治上是放心的，对他还不能这样说吧，树立一个先进典型要慎重哟！”
邵清远就任设计院总工程师后，再也没出现什么叫人留作话柄的事。但也没再创造什么突出成绩。议论当然仍有。说他好的，认为这人谦虚、谨慎，民主作风好。任何一件设计出来，他从不首先表态，总是开各种讨论会，征求各级领导指示，然后综合大家意见定出方案。说他不行的人，认为此人既无主张，也无创见，上传下达，划图办事。当这种副院长有没有专业知识关系并不大。但领导上对他始终是重视的，认为选一位这样又是内行，又是党员，组织观念强，民主作风好的领导人很不容易。所以多少年来每逢有代表工程技术人员出面的活动，总是选他。设计院的党政领导换了几批，他这技术领导却从未动摇过。
邵明远呢，说不上顺利，也说不上不顺利。每逢有技术难题要会诊，要解决，讨论会是少不了他的。平日则仍在技术科审阅图纸，选先进人物想不到他那儿，支部培养对象也从没把他列人。但也再没有什么运动扯到他头上。
这弟兄俩像竞走中的两名选手，起步时弟弟在先，哥哥在后，走出去没多远，哥哥超过去了，弟弟落在后边，而且越拉越远。如今已走进整个赛程的一半了，这距离仍未缩小，看来到终点也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变化了。
也就在这期间，李青调离了建筑公司。大概过了一两年吧，李青在一次路过南池子一条胡同时，正好一辆黑色伏尔加轿车迎面开来。他急忙躲到墙根，那车却在他身边停下来了。邵清远探出半个身子喊他：“李科长，您上哪儿去？”李青说： “我刚办完件事，回家去。”邵清远立即下了车，打发车开走，拉住李青的手说： “好久不见了，我就住在附近，到我那儿喝杯茶吧。”
邵清远住着独门独户的一个小院。房子不多，可是出廊出厦，花瓷砖漫地。院子里两棵刺槐，一架葡萄，干净清爽。孩子上大学，住在学校里，只他爱人在家。这女人四十出头了，看来不过三十四五，穿着纺绸白衬衣、木黄凡立丁裤子，薄施了一点脂粉，十指尖尖，指甲上还残留一点红色痕迹。她把他们让进客厅里。客厅内铺了地毯，沙发和落地灯尽管都很旧了，但一看就知道是贵重货，而且保存得很仔细。李青对这屋子和这女人，整个儿感觉是比院子外边的世界相差十几年，似乎从打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那天起，这屋的钟摆就停了，外边不管有多大变化，这屋内纹丝没动。
李青试探着问：“您在哪里工作啊？”
“我当家庭妇女了！”她说话的态度倒是诚恳亲切的，使李青印象变好了些。 “老邵要人照顾，家里又没旁人，我就一直没出去工作。”
“从解放就没工作？”
邵清远说：“她原来是评剧演员，后来嗓子倒了。剧团改国营时，动员她转业，她就退职了。报上不是宣传过，家务劳动也是社会主义劳动么？算了，给国家省点开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