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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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的触目惊心？
1962年6月劳动教养结束后，谢怀栻继续在北京市团河农场劳动至1966年7月，才前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劳动。谢怀栻被劳改前后，妻子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不得不与其划清界限
离婚，其时，女儿谢英只不过是个3岁半的婴儿。等1979年谢怀栻回来，得以和妻子复婚时，父女才在北京认识，女儿已经25岁。
面对此骨肉分离、身陷囹圄之惨烈景象，谢怀栻并未怨天尤人，他不爱说这些，“他多次对母亲和我们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要向前看，等我们以后老的走不动了，再把那些事拿出来当故事讲。” 只是谢怀栻终生未对此段经历说什么，至多只是零星地指出，“右派分子个人吃下的苦果只是个人的事，算不了什么。国家因此而受到的灾难可是太深重了” ；或者说，“看着现在我国法学界人才辈出、著作如林的繁荣景象，我并不认为我个人荒废了30年岁月算得了什么。看着我热爱的祖国逐步走上法治的大道，我们这一代从旧社会进到新社会的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正在实现，我感到无比的高兴。”
五 “这二十年里，总算把自己的一点专长贡献出来”
谢怀栻自述：“1979年底，我和全国右派一起，摘了帽子，得到改正。我被分配到我的专业工作岗位，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工作。” 大概是1979年初，谢怀栻即结束了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的劳动，2月到6月间其所有关系还是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当时探望谢怀栻的同事徐鹤皋“高兴地看到，年已六旬的谢老，经过二十年之久的磨难后，依然显得精神矍铄，思维之敏锐，不减当年，对于国家法制建设的前景仍充满希望，愿意在有生之年，继续为法学所研究和教学工作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徐鹤皋将谢怀栻的情况反映给法学所领导，并随即带了一些供研究参考的德日文法学资料请谢帮助翻译。最后，谢怀栻“经过徐鹤皋同志力荐，调入法学所，重操旧业” ，“从此，谢老有了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专长的场所，安下心来专心致志地从事法学研究工作，长达二十多年之久。”
那么，这二十多年谢怀栻都做了些什么呢？谢怀栻低调自述：“我在这里从事法学专业的研究工作，教了一些学生，写了一些文章和书本，一直工作到1989年退休为止。退休后这十年里，我继续研究，写作，讲课。 这二十年里，总算把自己的一点专长贡献出来，对养我育我的祖国作了一点点报效。”
谢怀栻的学术作品中，最为学界看好的无疑是《票据法概论》。这本书自1990年出版以来，至今重印十余次。这本书还获得过中国社会科学院1977～1991年度优秀科研成果奖。 龙卫球认为，“该书文字简练，章法井然，重实证有思想，理论精深而不显臃肿，实践性强却又不零碎，可谓肥瘦合宜，是这一领域罕见精品” 。
“谢老其他出色作品多为论文，散见于期刊之间。” 谢怀栻本人则认为，“在这20年期间，参加的集体编著、译校作品，以及个人写作的作品，大都是些应付任务和人云亦云的东西，真正说得上学术著作的极少” ，对于这些作品，谢怀栻似乎并不看好，因此在谢怀栻自己选定，由中国法制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的《谢怀栻法学文选》中，谢怀栻坦言，“我检点了一下，拿得出来的东西实在太少。现在勉强凑出一本‘文选’来，只算为像我这样的‘旧’法学知识分子留下一点足迹而已。” 谢怀栻之谦和以及不滥言滥文的作风，的确令剽窃丑闻迭出的部分学者汗颜。
龙卫球认为，“《文选》收入的论文，与他平常发言的犀利不一样，文风显得平易，措辞也相当节制，属于和顺积中的一类，读起来或许并不很吸引人。但是，他的研究绝对是实然有物的，讲究实证，材料丰富，尚事、理、物，而不尚空谈，也不随意发挥。” 应该说，这本《谢怀栻法学文选》囊括了谢怀栻先生的主要论文，基本上能够彰显其学术功底和贡献。
除了认真做好学问之外，谢怀栻“还应邀参加了国家的一些立法工作和司法工作，例如一些法律草案的讨论工作、一些司法问题和司法案件的讨论工作。” 据梁慧星先生整理，“举凡重要的民商事立法如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海商法、著作权、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正在起草中的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证券法等，无不听取和采纳了先生的重要意见。”
在我看来，我们今天要试图客观的评价谢怀栻先生，我想谢怀栻最大的贡献，不光是给上个世纪末中国民法的恢复和重建奠定了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谢怀栻给中国民法学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部分人才。谢怀栻坦言，直接教出来的学生并不多，“我在法学所带的研究生并不多，因为我另外在北京的几个大学里给研究生讲课，还在一些单位办的训练班、研究班里讲课，所以见了我叫我老师的人很不少，好像我有好多学生似的。” 谢怀栻所言不假，在《谢怀栻先生纪念文集》中，受谢怀栻星星点点言传身教成长的学者，的确为数不少。倘若这些学者能够珍惜时光，认真做点真学问，认真带几个好学生，谢怀栻的梦想，即“希望中国民法典能成为21世纪初世界有影响的法典” ，或许真的能够实现呢。果若此，谢怀栻先生定会含笑九泉了。谢怀栻在晚年写道，“毕业60年，回顾这一生，我给了国家一点点贡献，国家给了我很大的回报。我感谢养我育我的祖国。” 呜呼，知君者谓君心忧，不知君者谓君何愁！能够终老社科院法学所终身教授席，毕竟谢怀栻晚境之福，苍天有眼，亦未可知。
王名扬的纸笔人生(1)
王名扬，1916年生于湖南衡阳县，当代著名行政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名扬1937年考入武汉大学攻读法学，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师从当时的行政法学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研究生。1946年他考取了最后一批国民政府的公派留学生，前往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1953年他以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巴黎大学行政法学博士学位。1958年学成回国，被分配进北京政法学院。1963年，王名扬被调到北京外贸学院，教授法语。1969年王名扬被下放到河南固始县和息县的“五?七干校”进行劳动改造。1983年王名扬重新回到中国政法大学任教。主要著作有《英国行政法》、《美国行政法》、《法国行政法》等。
这是位于对外经贸大学教职工宿舍筒子楼中极不显眼的两间屋子：昏暗的灯光，简单的家具，书架上堆积着的书籍和药片，很古旧的一台台式爱华收音机……屋里唯一可以显示出现代化气息的是墙角静静安放的一台电脑，这两间陋室的主人就是我国行政法学的泰斗王名扬先生。
就如学习物理的没有人不知道牛顿爵士一样，中国行政法学界没有人不知道王名扬的名字。他的一生就如一部编年史，既是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命运的写照，也是中国行政法命运多舛的真实反映。王名扬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行政法学史，也留下了一种精神，一种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下都不忘记奋斗和追求的精神。这种学以致用、用尽自己平生所学报效祖国、造福社会的精神，正是中国千千万万知识分子优秀品质的精髓所在。
年届八十七岁高龄的王名扬先生作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和他爱人住在这里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间，在这两间简陋的屋子里，王名扬用一部接着一部的行政法学著作，为我国行政法的法制建设和学术研究辛勤地耕耘着、默默地奉献着，所有的辛酸坎坷、所有的荣辱得失统统被抛之脑后，凭着一份对法学的痴迷和对国家法制事业的期望，王老终于圆了一生的梦想。
一 风流才俊系出三湘
三湘大地素以民丰物阜、人杰地灵著称。1916年王名扬出生于湖南衡阳县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他的祖父和父辈们都是勤劳朴实的农民，家境贫寒。王名扬是在族人的资助下才有了读书的机会。那时他一边放牛、打猪草起早贪黑帮助家里干农活，一边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刻苦学习。初中毕业时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湘南五中，即衡阳师范中学。师范毕业后王名扬当了一年的小学教员，旋即于1937年考入
武汉大学攻读法学，从此开始了与法学结伴一生的风雨路程。
其时正值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大肆践踏中华国土，平津危急！中华民族危急！风华正茂的王名扬和当时许许多多爱国的热血青年一样义愤填膺，穿上军装参加了战地服务团，成为晋南抗战前线上宣传抗日救亡的一名积极分子。1938年，王名扬离开晋南，随武汉大学迁徙到大后方四川乐山。
1940年，大学毕业的王名扬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师从当时的行政法学权威、留美博士张汇文攻读行政学和行政法学研究生，三年后获得行政法学硕士学位并在武汉大学法律系任行政法学讲师。
我国的行政法研究最早起源于上个世纪初，其结构体系基本借鉴于日本，间接受自于法、德两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