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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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张耀曾提及的“衡约往一谈”在沈钧儒4月4日的家信中丝毫未得提及。而实际上，沈钧儒在4月3日接到起诉书后，即给张耀曾写了一封信，此在4月9日给沈谦的信中有交代：“自我三日致函镕西，托其代邀季龙、咏华同来。”
4月5日，张耀曾“午前至事务所，候伯申不至。午后始得通电，请其代余赴苏访衡山，谈辩护事。伯申快诺。朋友患难相扶，可感也。写一信，托致衡山。”当天李等几人就前往苏州探视沈钧儒了，沈在4月9日给沈谦的信中说，“五日伯申偕张、俞、唐三位律师同来，并携有镕西先生函，附有意见，均甚切要。当日有几种决定……我的辩护律师除镕西、伯申外，已商定委任刘崇佑、秦联奎二律师，皆本来极熟之友。”
这样的话，沈钧儒就有四位辩护律师了。事实并非如此，尽管张耀曾大名排在其他三位前面，但是在实际的辩护中，发挥主要的作用的却是李肇甫、秦联奎。即便在沈钧儒等递交法庭的答辩状中，沈钧儒的三位辩护律师分别是张耀曾、秦联奎、李肇甫。这也就是说，张耀曾此时更多是担当了精神领袖的作用。
是时，张耀曾仍在病中。沈钧儒亦知道这个情况，在4月9日的信中依然嘱托沈谦，“镕西先生处晤及望为请安，云我万分惦记，律师各事仍盼其尽力主持，尤祝其健好，届时能出庭为我辩护也。”沈钧儒此时依然瞩望张耀曾能够亲自出庭，这样在法律较量上至少不落于当局之下风。
五 艰难的内部疏通
沈钧儒此时的希望仍然在“内部疏通”上，并将“疏通”的重任主要寄托在杜月笙身上。在4月18日给沈谦的信中，沈钧儒仍然不断催促：“汝或一访杜先生，或由徐君采臣间接探其真相，然后再访杨卫玉，或江问渔，二先生均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告以我意。如黄任之先生回沪，拟肯拨冗来苏一商为幸云云。”
4月20日，张耀曾在日记中记到：“薛子良来，谓冯焕章先生对衡山等七人案颇关切，前政府拟令彼等出洋或暂不来上海，可予释出。乃问衡山等，竟不允。请代询其中真情。如能接受前开条件之一，渠认为仍可无事释出云云。余允为向衡山探问。赴事务所，托李伯申赴苏州访问衡山。”
在李肇甫应张耀曾的安排前往苏州探视的同时，所谓的“内部疏通”也有点进展。4月23日，在这之前李肇甫已经来看过沈钧儒了，沈在家信中表示“又慧僧先生闻将为我等事访蒋，非常可感。惟我等有重要消息须于褚先生未见蒋以前详细告知，以为讲话准备，并可增加效力。……请褚先生来苏，即由汝代我敦请一行，并详述上述意思。”如果说以前把“通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杜月笙身上的话，此时沈钧儒等自然又多了一条“通天”大道，欣喜并焦灼之心是可以想像的。当然，沈钧儒等将注意力转移到褚慧僧身上，在后来事态的发展中自然地引起了杜月笙的不满，此为后话，暂且不表。
在沈钧儒给沈谦写这封信的同一天，张耀曾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打开他是日的日记，谓“午前访李伯申，询赴苏情形，固知衡山等对冯焕章所说条件极乐从也。”这一点说明张耀曾真正了解到了沈钧儒等对于冯玉祥说法的认同，对于从“内部疏通”自然又增一点信心矣。这段时间，张耀曾尽管因为生病等原因，不能前往苏州探视沈钧儒，但是其对于“七君子”的关心却丝毫未能减轻，在4月26日，张耀曾又“午至张岳军共饭，任之、问渔、陶遗、伯申、厚生同坐，谈建设学会事、沈衡山事颇久。三时半，始返。”
沈钧儒此时对于案件将如何结束也是很费踌躇。在4月30日给沈谅的信中，告诉儿子“开庭大约须迟至五月中旬。现在各方面热心朋友有种种设法进行，尚可有早日恢复自由之望。倘需出国，必来汝处作比较长时间之盘桓也。”从这封信所述内容看，关于沈钧儒等不想出国的谣言不攻自破，同时又与张耀曾在上述日记所说的，通过李肇甫了解到的情形相印证。事实上沈钧儒此时非但不反对，甚至极想出国，这一点我们从5月18号沈钧儒给沈谦夫妇的信中可以看出来。是信曰：
我对于出国一层，认为既非如此不可，即便决心遵从，且以能速首途为尤惬心愿。我个人对于司法制度有许多怀疑之处，从前曾托
留学德、法各国朋友代为调查，他们搜来资料，终仍于自己所企求之点不能满足。倘能亲自去一行，就机会论，亦属求之不得的，还有何话可说耶。昨询各友，他们亦均有各人愿意研究之目的。据待时先生云，已由杜先生负责筹经费。我个人对于杜先生此次对于我们的热诚正谊，真是说不尽的感谢。惟此事如已认为一成不变，颇望从速进行。汝能晤采臣先生，望为切实言之。杜先生事忙，关于出国一切可否由采臣先生负其专责，如护照、船期等类，均先为设计起来，不胜祷渎之至。汝或专访采臣先生一商尤好。
此为后话，姑立此存照。4月30日沈钧儒的家信中，事态又有了新的进展，“我事，杜电发在钱电之前，热忱可感，现在专盼叶楚伧先生处消息。”叶楚伧时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可以知道，4月23日杜月笙给沈钧儒发了一封电报，三天后钱新之亦给沈钧儒来电，“热忱可感”四字道尽沈钧儒接电后之感受。
“从内部疏通”莫非又多了一份希望？在5月2日的信中，沈钧儒颇显焦灼，“杜、叶交涉，不知办到如何地步。”这说明在23日杜月笙的电报中，可能有向叶楚伧交涉云云等的信息，否则沈钧儒不会眼巴巴望着这方面的消息。在这封家信中，沈钧儒表明了此时他的态度：
我等事在我们止希望两种办法结束，一撤回公诉；一判决无罪。此两种结果，多是要在外面讲妥，然后从法律的立场来做一个手续的结束。还有一种，交涉不能获有迅速结果，而彼此已有相当谅解，那就是交保的办法。把这几个人交保出来，然后再进行切实的交涉，或者格外可以爽直些。因为有的时候要直接还可以直接。以上三种办法，哪是容易哪是难，现在我多不晓得，亦不能随便推断。
同样在这封信中，沈钧儒还就“七君子”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此时他本人内心中对此的真实想法告诉了家人。今日读来仍觉感人，兹照引如下：
不过要我们表示，我可以赌咒说：以后仍愿继续努力抗日工作，尤其愿在政府领导之下牺牲一切。不过如其要我认错悔过，那是无异杀我。宁可判罪入牢，不可自悔其人格也。除此一点外，几乎多可商量。以前的确没有反对政府，为什么要硬派我是反对政府？的确没有背景，为什么硬要说我有背景？多几个人有背景，多几个人反对政府，这种做法我真不懂于政府、于党有什么好处？真可不必。政府代表国家，与个人不同，无所谓恩怨，无所谓面子不面子，有嫌疑抓进来，了解了解释放他，愈见得政府有威信，我是这样看的。
在做这份自我辩白的同时，沈钧儒依然把希望寄托在杜月笙、黄炎培等先生身上，要求沈谦“要把我的意思完全说明，尽可能的信赖几位先生，至要至要。”
转瞬间到了5月5日，沈钧儒等来苏州已经六个月了，“七君子”事件仍然未能够解决。各种希望、各种努力都交织在一起，或有利或不利的各种因素依然在发生作用，事态的发展似乎在考验大家的忍耐力。
比如，这天沈钧儒的家信中，则希望沈谦“将上海最近交涉大概及我与各友质直坦白过去绝无背景；本案虽起诉，尚有几种挽回办法，除悔过一点外，其余均可接受；若再进行审判，在政府方面亦有很大不利等情形，详细告之为要。”沈钧儒此时显然希望能够找到使“七君子”能够保持尊严，而又能够使政府体面地收场的方式。次日，沈钧儒给四子沈谅的信中也显示出这种骑墙态度，“日来一方面为法律准备，一方面作政治接洽，烦而且忙。”
而张耀曾对此几乎看透了。在5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晚至浦东大楼聚餐。黄任之谓叶楚伧云，沈等七人仍需判罪后，送反省院保释云云。余谓判罪与否乃推事之权，今当局屡言判罪后如何，似判罪完全由当局决定者，亦可见中国司法之地位矣。”张耀曾的这些具有反讽意味的叹息，颇为显示出他本人的无奈，——判罪由当局决定，此乃中国大地上千古不易的真理，古今一也。
5月7日沈钧儒等“七君子”事件的确露出了一线曙光，在这天的家信中他告诉儿子，“云李协公得冯先生函云，我等在短期间内即可保释，特此相告。……张志让、李伯申、刘崧生诸先生处可以告以近情，辩诉书恳其从早商定也。”对于“短期内即可保释”的小道消息，沈钧儒先生既想相信，却又不敢相信，尤其是长期的律师生涯所造成的这种对法言法语的敏感，更让后人们觉得其时情势瞬息万变的惊心动魄，这一点，他在这句话后面特意括弧注明，“此字待考，不过交保出外而已，非释也”几个字中可以感受出来。
两天后，沈钧儒又获得了最新的消息，“此事尚未可乐观。昨南京李杰才来，知张岳军亦在上海，蒋又到，或容易解决，仍要看杜、钱诸公之着力与否也。”接着，沈钧儒又给儿子安排了从法里法外需要准备的情况：
“上各辩诉意见望即找三十份送张季龙先生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