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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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倒显示出张耀曾的书生性格了，咱买不起还不能把名字都给记下来?等以后有钱再买也可以嘛！实际上，读书人都有这通病，这错过的书恐怕这辈子不会被第二次碰到了。
到了12月27日，在日记中张耀曾亮了家底：“甘肃文仙舟来，谈及周文山身后萧条，请约同朋辅助，余勉应之。然检点家中存款，不及四十元，余尚不知何以自了也。可叹。”在此前四天，张耀曾曾花二十元钱，“赴少怀侄家，……购取先伯菊畦公所藏《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纪事本末》共八十本。”算上这二十元，其手头所有也不过六十元钱，真难为这位退休高干了，日子之窘迫超乎想象。
12月31日是阳历除夕。往年这一天，少不了亲族欢宴。如今俱往矣，张耀曾在日记中，忍不住想想昔日门前热闹鞍马多的场景，发出长长的叹息感慨：“数年来，年关前进款，多则千余，少亦数百。今年竟一文俱无，社会与个人同此萧条。故亦不张除夕之宴，只约数人吃扁食、打小牌一桌而已。”第二天即1928年1月1日，民国改历，但是对于张耀曾来说，新年唯一的新气象就是“晚亲族皆聚，与往年同，但酒肴之丰美远不及耳。”古来穷人过年时，总以“年年难过年年过”自我安慰，对于张耀曾来说，这个年不光难过，更是难堪，毕竟他已经是不惑之年了，侧有贤妻，膝下四宝珠环伺，自己再说也宦海沉浮二十年，这年怎么能是这种过法？
半个月后，张耀曾再次和老伴一道，就最近准备过农历新年的开销掐着指头算了一遍：“过年还日用细债及杂用至少需二百元，而手边存款现只余十余元，金城存款所余只一百五十余元；画行取用尚须不敷，若法权会及法律馆两处津贴提前发给，尚可安全度岁，否则非典质不可矣。”张耀曾也明白这是破天荒地的，“余
留学回国以来十余年，待典质始能度岁，恐将以此为第一次。”张耀曾在日记中写到：
此中困窘情形，只见余家表面情形者，必不肯信，即余亦不自料遽至于此。盖五六年来，余薪俸收入始终未断，中间且有数月，日得千五万之数，不可谓少。乃今夏辞法权会委员长时，仅存现款千余元，天津租房布置等又耗去七八百元。自波至今，半年来幸有法权会、法律馆两处顾问津贴，月平均二百余元补助日用，否则早索我枯鱼之肆矣。余生平不赌不嫖，服仰亦未敢侈滥；家人自君默（张之妻，笔者注）以下尤为节俭，女子所用贵重饰品从未买过。屡年收入不少，似应稍有节余，乃一寒至此，余尝自惊。自推其故，大约建筑现住之房屋耗去大半；从前贴补《中华新报》及为该报偿债负利，为数亦巨；又补助旧政学会同人公用及亲友借贷，亦颇不少。此外则日用矣。余拟依帐簿，将每年支出分类列表，以便了然于支出之种类、数量，俾知吾用款正当之情形，庶子孙有所鉴焉。
在这里张耀曾又露出书生性格中可爱的一面，希望子孙后代能够把自己的困窘当作反面教材，以祖为鉴，面向子孙，至少使今日张耀曾所经历的困窘，张门后人们不再经历。在这则日记中，张耀曾还感慨：
民六，余罢免司法总长后语人曰：“此次做官别无所得，但可确实了解一事，即凡做官发财，必其不守法也。”盖做官而至总长，可谓高受俸而至千金，可谓丰。然余为总长者一年，依然故我，则他人之因仕致富，其来源安在，不可知乎？是言也，余至今益信。
张耀曾这是说得明白，做得糊涂呢，还是说得明白，做得也明白呢？凡后来人均可各取所需，自圆其解。
发出这番感慨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农历除夕当天，法权会及法律馆各送来薪俸一月，“年关勉强可以度矣。”
当然，法权会及法律馆的薪俸对于张耀曾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过完年又是囊中羞涩了。1月31日日记非常简略，“再游海王村。详览书摊，以价昂，竟一部未购，但多知若干书籍版本，不为无益耳。”这说的是实话。2月4日“游海王村。复纵览书摊，购《四铜鼓斋论画集刻》一部，计所见欲购之书，因价昂未成记于左，以待他日：……”这已经是第二次过此书瘾了，张耀曾此人可怜复可爱可敬。
日子还没有到最难过的时候。到了2月20日，可以说是张氏家族到了最窘迫的时候——
小孩学费未交，房捐催索多次，家中一元俱无，与君默清查银行存款，只余五十余元，尽行取出，亦不敷十日之用。筹议再四，只有公债四百元（内二百元系梁凯铭所有），可以设法押借，乃托景弟向银行设法借二百元，尚未知为何也。
四天后，“晚赴法部参司宴景弟，代借农商银行二百元，月息一分三厘。”到了2月29日，“朝何海秋来谈，余托其以宅屋做抵借款应用，渠允为设法，并谓如急需用，彼有存款可以应急，余谢之。”这些借款似乎并没有办妥，这从3月23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出来：
陈铭竹介绍杨某来看余住房，拟出售也。余半生奔走，所得私产，仅此地四亩，房四十余间。此外不但毫无积蓄，且有负债（因团体事负债除外）。今生活困穷，并此区区不动产，亦将不保。古语，廉吏可为而不可为，诚有慨于中之言也。然丁乱离之世，无托族地者比比然。余竟保此庐舍，安居四年，岂非天眷独厚。况奔走国事，曾无寸金之积，一椽之构者，非无其人，余视之有愧色矣。故凡事退一步想，则无怨；取法乎上，则不自是，然以此自处可见也。若观夫恃籍权势、巧取豪夺、食人肥己者，往往反能擅荣华、据高位、长子孙，殊令人叹。谨厚者，不适生存；狡悍者，反处优越，有世道沦落之惧也！
张耀曾这是自嘲还是自慰，抑或是后悔呢？或许三者兼而有之吧。此后张耀曾为“节流”，卖掉了自用汽车，辞退了司机（3月31日），又“检家中仅存之公债票百五十元，交少民弟易得百十三元充用”（4月4日）。此后日子似乎渐渐有了起色，张耀曾的日记中读书、访友，鲜有提及囊中羞涩的困窘情形。1928年8月，张耀曾旅居上海，与沈钧儒等开办律所，从此过上了好日子。
沈钧儒私人记录的 “七君子”事件(1)
沈钧儒像沈钧儒（1875-1963），字秉甫，号衡山，浙江省嘉兴人。清末进士。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参加立宪运动和辛亥革命，1912年参加同盟会。后又参加护法运动，反对曹锟贿选。五四运动期间，撰文提倡新道德，新文化。曾任国会议员、广东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浙江省临时政府秘书长。1928年起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并执行律师业务。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12月领导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5月参加宋庆龄、马相伯等发起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力主抗日，致使同年11月与邹韬奋、李公朴等同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曾组织平民法律扶助会，为被迫害的人们、抗日军人家属及进步图书杂志义务辨护，1941年倡议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与黄炎培等创建中国民主同盟。抗战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1946年1月代表民盟参加旧政治协商会议。当国民党撕毁旧政协决议，下令召开国民会议时，代表民盟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伪国大。1947年民盟被国民党政府非法解散后，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48年在香港主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同年5月响应中共五一宣言，9月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到北平，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主席。1963年6月11日病逝于北京。
1936年11月23日凌晨，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因宣传抗日救亡，在上海被
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这件事已经过去近七十年了，对于个中的纷繁纠葛，恐怕除了后人们人云亦云地附会之外，我们已经很难知道真相究竟如何。
沈钧儒被捕前，和张耀曾一道，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合伙执业律师，二人交往已久。在沈钧儒被捕后，也正是张耀曾等上下奔走，才使得“七君子”身陷囹圄后，重新获得了自由。张耀曾为此出力实在不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张耀曾的日记中窥其大概； 而张耀曾日记中空缺或言之不详的部分，我们又可以从沈钧儒的家信中得到印证。
一 沈钧儒被捕
张耀曾的生活完全地被沈钧儒的被捕打乱了，他11月23日～27日的日记，全部是关于沈钧儒的。11月23日日记如下：
今午前四时顷睡梦中，忽被女仆敲门唤醒，谓沈先生来，以为衡山有急事也。入客室视之，乃为衡山子。惊询所以，则衡山已为捕房及公安局人在三时左右撞宅门捕去矣。据云，同时接电话，被捕去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共六人也。余谓明早必送去法院，当往辩护。令速往褚慧僧处设法向市府疏通。汝兼（即沈谦，号汝兼，系沈钧儒长子，笔者注）去时，夜犹沉沉，仍入卧床，睡不能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