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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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也许就是夏红邀请读者与他一起参与重构中国法学传统之记忆的一种历史意图，而重构这种记忆的判准则是学术本身，而非任何其他参照之物。更为紧要的是，依凭着这样一种历史意图的实践，我们甚至有可能重新激活起我们各自对于中国法学传统之未来走向的某种想象。而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因为有了夏红所讲述的那些有关“法律圣徒”的直白“故事”。
除此之外，在我看来，《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经由那些直白的“故事”还开放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具有某种批判性的问题。夏红所选择的法学人物不只是那些被强行遗忘的人物，而且稍加注意，我们还可以发现，这些人物大都未能逃离中国学术人不得不面对的学术与政治的困境。除吴经熊以外，他们（张耀曾、高一涵、杨兆龙和钱端升）或是先学术且因学术的杰出而后涉入政治，但最终都主要因为政治而荒废掉了学术；他们（谢怀栻、王名扬、周枏和江平),或是而后因为与政治不涉而做出了相当可欲的学术成就。这些学术前辈在学术与政治中的选择以及由此引出的相关命运，在我看来，不仅给当下的中国学术人提供了一种经验性的参照，更是给当下的中国学术人开放出了一个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解释学术与政治之关系的政治哲学问题。当然，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些学术前辈所经历的学术与政治困境，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且在任何时空中都会存在的，而毋宁是与某个特定时代的意识形态和知识生产基本制度之性质紧密勾连在一起的。而正是经由对这些学术前辈在院系调整、“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所蒙遭的厄运的描述，夏红向我们透露出了他对那个扼杀学术正常生产实践的时代的决然的批判态度。实际上，这里更为重要的乃是由此开放出来的另一个值得当下的中国学术人必须直面的问题，即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建构中国学术自主性及其条件的问题。
当然，我也必须严肃地指出，夏红经由讲述《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的直白“故事”而开放出来的问题所具有的批判性，不只是散见且隐含在他关于那些“法律圣徒”日常遭遇的字里行间之中的，更主要是围绕着学术人与其时代或学术生产与外部条件的关系而展开的。换言之，《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不仅没有对这些学术前辈的法学理论本身展开详尽的分析和讨论，更是没有能够对那些前辈学者（甚至包括吴经熊在内）的法学理论所明确表现出来的西方化取向做出任何的反思和批判。韦伯曾经指出，“在学术园地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所成就的，在十、二十、五十年内就会过时。这是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命运，或者说，这正是学术工作的意义。”我以为，韦伯这段名言的紧要之处在于，或者说学术传统的可能性乃在于，学者所必须面对的韦伯所谓的那种“命运”，并不是他们自己所能够成就的，而是必须凭靠其他同道或后辈学人的智性努力和学术批判来成就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这种学者的“命运”之于我们（当然也之于夏红），意味着一种更高的诉求，即对于前辈学人的思想和理论，包括夏红所称谓的那些“法律圣徒”的学术努力，我们都不能仅仅沉溺于缅怀或颂扬，而且还必须保有一种学术传承的担当并根据当下的时空认知进行反思和批判——亦即我所谓的对学术命运的“成就”。
指出上述问题，并不是对夏红《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的苛求，而毋宁是对夏红今后学术研究的一种期待，期望他在日后的学术研究中，能够根据他对当下中国的认识更为关注学术反思和学术批判本身的问题。实际上，这也是我应允为夏红做序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最后，我仍想重申的是，夏红《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一书确实为我们贡献出了一种极其深刻的历史意识并开放出了某种我们在当下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而且我希望，不同的读者能够在各自的阅读过程中根据各自的知识结构和认知立场去关注和思考这些问题，尽管这样的关注和思考肯定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或许，我猜想，这也是夏红《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这本书所旨在达致的另一层隐而不显的目的。
二○○六年二月新春
于北京北郊未名斋
唐师曾：中国法律人剪影百年
唐 序
唐师曾
新华社著名战地记者，在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赴伊拉克报道，是最后撤离伊拉克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个在以色列公开采访的中国记者。
陈夏红比我晚生20年，故与我失之交臂，错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1983年，北大把我和海子等8人分到筹建的中国政法大学时，陈夏红刚在甘肃岷县破土而出。
1952年院系调整，北大把朱奇武、杜汝楫等“四讲师”分到蓟门桥创建北京政法学院，想不到这四个小子全是右派，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一片信任。同样未名湖出身的后生江平也是右派，异想天开要“法制建国”，结果被革命弄断一条腿。朱奇武到老都端着驴倒不散架的牛津腔，亲口告诉我“中国除了北大没大学了。”
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成立大会，领导宣布“这里是培养刀把子、印把子的地方”，让海子和我都不由肃然起敬。最后我和海子都当了逃兵，1989年海子在山海关从容卧轨；我则先他一步，到新华社当了耳目喉舌。
陈夏红出生在祖国大西北，土地贫瘠、营养不良。从社会底层崛起的种子才有生命力，小东西一发芽，就投身中国的法制建设。尽管他一落地就被西北风闪了舌头，至今“京腔”跑风，错过许多良机。时下京城又流行侃爷，讲究信息爆炸，云山雾罩……
听陈夏红这样的木讷学生讲真话，连我都着急——着急！索性不听！可是不能不看他的老实文字。
二○○六年二月
百年中国法律人剪影 第二部分
张耀曾的困窘(1)
张耀曾 (1885-1938) 号镕西，笔名崇实，大理喜洲镇人，白族。1903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后官费选送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法学。在东京人同盟会，和李根源、赵坤等创办《云南》刊物。1911年，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在南京任孙中山秘书。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临时约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帮助孙中山起草《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总干事兼政务研究会主任。从1913年起，历任众议院议员、云南都督府参议，北京大学法科
教授等职，参加起草《宪法》、《天坛宪法》 (草案)等法规文件。1915年5月，参加讨袁护国起义。1916年，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日本侵略军占据上海后，忧愤成疾，于1938年7月在上海病故。著有《考察司法记》、《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民法讲义》、《知非集》等。
1925年前后，张耀曾，这位天坛宪草的执笔者，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开了北京政府司法总长职位，从此四十岁的他放马南山，彻底地告别了民国政坛。
2004年11月法律出版社出版的《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中大部分篇幅，节录了张耀曾自1927年9月26日至1938年7月16日之间的所有日记。民初之后曾经历战乱流离，史料散佚数不胜数，作为一位曾经活跃在民国政坛上的活动家，张耀曾的日记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他、关于他的时代的非常翔实的读本。
笔者不才，阅读这些“求不得斋日记”之后，深深诧异于这位数次起落于司法总长职位的“不倒翁”，居然在离休后穷得叫苦连天。
告别司法总长职位后，张耀曾还是法权讨论委员会的当家人。一直到1927年6月张作霖率军入京后，他才挂印而去，“无官一身轻”地寓居于京郊，整天信马由缰地阅读，海阔天空地思考，吟诗作画，与家人一道颐养天年，日子过得乐哉悠哉。这样的日子过了快半年，这期间除为《中华新报》欠款揪心外（此系因公负债），并无只言片语流露出日子不好过。
在11月28日的日记中，张耀曾开始感叹钱不够花了：
故近来颇拟抛弃从来之政治生活，别作一田园生活，在城内荒僻地方如积水潭、西直门内等，购三五亩地，筑屋七八间，构造务极朴野，设备则求便利，种果木树及蔬菜，并养鸡饲蚕以劳役体躯，读书作画，并观天象，以养精神，妙契自然，以乐吾生。倘能心力日强每则努力著述，期与人类一大光明，似较之碌碌奔走，不能贯彻良心所命，徒周旋对付，纵有成就，亦与人生进化无大关系者计优矣。余怀念此既久，终未能决，则以此事亦须有相当资金方能备办，余则从政十年，迄今所负远过于所有，权衡情形，尚不许从容与天然为友矣。奈何！
其实，张耀曾这时候的日子远远比日记上所说的艰难，别说买房子，就是买书，他也得思索再三，最后还忍痛割爱。这是12月14日的日记中写的，“春一日毅生弟持来册页十二开，皆明末清初作家，余细阅之，真伪参半，只索价三十元，实为不贵，惟余现处窘乡，并此区区不能筹，只得还之，而记其略于下：计沈宗敬山水二页，胡石公山林二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