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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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寿评诸葛亮云:“亮才,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蜀书·诸葛亮传》)在诸葛亮军事生涯中,鲜有使用奇谋确是事实,陈寿之论并无贬低诸葛亮之意,这已成为当代治三国史学者的共识。然则,为何诸葛亮不肯使用“奇谋”?是他缺少军事才能,还是另有其他原因?东吴大鸿胪张俨评议诸葛亮与司马懿军事才干之优劣时指出:孔明……提步卒数万,长驱祁山,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仗兼并之众,据牢城,拥精锐,无禽敌之意,务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自来自去。若此人不亡,终其志意,连年运思,刻日兴谋,则凉、雍不解甲,中国不释鞍,胜负之势,亦已决矣。(《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
诚然,张俨褒诸葛贬司马之论似嫌夸张,但亦反映了时人对诸葛亮的军事谋略钦佩不已。作为三国时期一流军事家的诸葛亮不可能不懂得出奇制胜的兵家常理。但是使用“奇谋”的风险是极大的,若“奇谋”不成,军队损失惨重,诸葛亮本人就将身败名裂,称帝则更无从谈起。诸葛亮与魏延关于北伐路线之争的公案,曾引起后世史家的浓厚兴趣,为之争论不休。一些学者认为:魏延建策由他率五千精兵直出褒中,由子午谷偷袭长安,诸葛亮率大军出斜谷,趋长安会师,乃是“奇谋”,“如此,则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矣”[1](《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假如诸葛亮采用之,很可能北伐已经成功,可惜亮谨慎得近乎胆小。而另一些史家则支持诸葛亮“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的谋略(《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认为北出子午谷虽是捷径,但危险系数极大,一旦魏军卡住谷口,轻则劳而无功,重则全军覆没。我以为这两种见解都是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分析问题,而没有考虑这背后有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
北伐的成败既关系到蜀汉政权的安危,也关系到诸葛亮“禅代”的政治目标是否能够实现,诸葛亮深知其中利害,故其用兵怎能不谨慎,不持重呢。其实,诸葛亮对北伐的期望值并不太高,以弱蜀主动攻击强魏,这本身就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只要能夺取曹魏的部分疆土,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就足以显示诸葛亮杰出的军事才能,并给其带来崇高的政治声望。若依魏延之计,诸葛亮即使奇袭长安得手,但不过二十日,魏军就会重新集结,全力反扑(这是魏延本人的估计),蜀军必然要在关中这一曹魏的心脏地区同魏军主力展开殊死决战,若旷日持久,诸葛亮将长期不能返朝主政,则恐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若一旦失利,蜀军损失惨重,诸葛亮不仅不能实现“自取”的图谋,甚至连相位亦难保。事关个人政治命运的这一重大决策,诸葛亮当然是要慎之又慎。
对诸葛亮北伐的心态分析,并非仅是本人的妄测臆断,历史上有极其相似之例,可资佐证。“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的东晋大将桓温在其北伐的关键时刻,亦不欲与强敌决战于关中。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率兵北伐,所向克捷,军锋直指长安。北方名士王猛“闻桓温入关,披褐诣之,扪虱而谈当世之务,旁若无人,温异之,问曰:‘吾奉天子之命,将锐兵十万,为百姓除残贼,而三秦豪杰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温嘿然无以应”。胡三省注曰:“猛盖指出温之心事,以为温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镇服江东,非真有心于伐罪吊民,恢复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径攻长安?此温所以无以应也。然余观桓温用兵,伐秦至霸上,伐燕至枋头,皆乘胜进兵,逼其国都,乃持重观望,卒以取败。”(卷99)桓温北伐,兵临长安,为何不攻,“持重观望”也。因何持重观望?其一要保存实力,其二害怕失利,会妨碍其篡夺帝位。
刘裕北伐,战果最为辉煌,曾一度攻克长安。然刘裕急欲篡晋,恐久留关中,朝廷有变,故留下年仅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赶回建康。史载:三秦父老闻裕将还,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霑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人人相贺。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室宅,舍此欲何之乎!”裕为之愍然,慰谕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卷118)
这是刘裕自欺欺人之言,夏国主赫连勃勃的军师王买德看透了刘裕的企图,指出:“关中形胜之地,而以弱才小儿守之,非经远之规也。狼狈而返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7](《赫连勃勃载记》)果不出王买德之所料,刘裕“欲速成篡事”,宁可弃关中而不顾,其篡晋不久,长安就再度沦陷于胡人之手。
与东晋国力相比,蜀汉远不如之。故诸葛亮北伐,始终不肯弄险。他把北伐的目标和方向选择在陇右一带,以图“分裂蚕食”(《蜀书·蒋琬传》),“广拓境土”(《蜀书·法正传》),取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从政治局势、地理、人和条件来看,陇右地区确是曹魏统治区域的最薄弱的一环,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方,诸葛亮认为“平取陇右”,即可稳操胜券,“十全必克而无虞,故不用延计”(《蜀书·魏延传》注引《魏略》)。
魏延善养士卒,勇略过人,是蜀中唯一的超群绝伦的上将,刘备拔魏延为汉中督,“一军尽惊”,在北伐中,魏延曾率兵大败魏国名将郭淮,立下赫赫战功。诸葛亮北伐时,“蜀兵轻锐,良将少”(《诸葛亮传》注引《袁子》),然对于魏延这样一个难得的将才却始终不肯委以方面之任。“延每随亮出,辄欲请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如韩信故事,亮制而不许。延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蜀书·魏延传》)魏延的军事才干,诸葛亮不是不知,但为何不尽其才?个中原因值得探究。由于北伐是诸葛亮“自取”的本钱,故北伐的军事指挥大权必须牢牢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魏延可以建立战功,但必须在诸葛亮的直接指挥下,是诸葛亮神机妙算的结果。然而“性矜高”的魏延却冀图“如韩信故事”,单独统率一支军队,这在诸葛亮看来,就是要摆脱他的“领导”,和诸葛亮争夺北伐的军功,这当然要遭到诸葛亮的“制而不许”。
诸葛亮自出隆中以来,政治道路可谓一帆风顺,从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耕夫,一跃而为总揽蜀汉军政大权的宰相。在刘备“自取”的许诺下,诸葛亮离帝位仅咫尺之遥。然而“北伐”就像一座高不可攀的大山,挡住了诸葛亮登上九五之尊的道路。从公元228年至234年,诸葛亮五次伐魏,可以说是连年动众而屡出无功,导致蜀国兵疲民困。为了北伐,蜀汉的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充兵,为了保障后勤供给,乃至役及妇女。诸葛亮“空劳师旅,无岁不征,未能进咫尺之地,开帝王之基”,反而“使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引起蜀中士民的普遍不满,在此局面下,一生谨慎持重的诸葛亮当然不敢受汉禅。随着星落关中,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其“自取”的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为了北伐,诸葛亮确实做到了“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然而其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除了世人一致敬仰的“忠心”以外,是否还有极其隐蔽,不易识破察觉的“私心”?当然,要揭开这层厚重神秘的面纱绝非易事,正如白居易在《放言五首并序》诗中所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其实,人的欲望与追逐的目标是会随着主客观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改变的。即如曹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卷6“荀传”),他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说:初起兵时,仅“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操之“不逊之志”,是在其“三分天下有其二”时,才逐渐萌生的。诸葛亮遭逢乱世,幸遇明主,初必竭尽全力酬答刘备的知遇之恩。然“后主时,诸葛亮功德盖世”(《蜀书·赵云传》),又掌握了蜀汉的军政大权,其是否能心甘情愿地辅佐幼主,就很值得怀疑了。汉魏之际,五德终始说盛行,皇权衰落到极点,君臣名分的纲常伦理亦遭到严重破坏,这就给权臣受九锡与禅代鼎革提供了政治土壤与舆论基础。在此历史背景下,一旦时机成熟,诸葛亮效仿“汉魏故事”,在蜀中筑起受禅台亦是极有可能的。
千百年来,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诸葛亮奉为中国古代社会忠臣贤相的圭臬,而笔者却通过上述分析得出诸葛亮可能“自取”的结论,这是否有损于诸葛亮的形象?
笔者认为,倘若诸葛亮取代蜀汉王朝,自己登上九五之尊,即如同曹氏代汉、司马氏代魏一样,属于正常的易代更祚。在封建的纲常伦理、正统观早已被否定的今天,再去讨论所谓权臣“篡位”问题,已毫无意义。连古代有识之士都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自古已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所以我们现在来评价王莽、曹操、司马昭等人的历史功过,都不会迂腐到再以其是否篡位作为评判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