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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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中国古代对君臣间的礼仪制度是何等重视。相反,诸葛亮却胆大妄为到了连君臣名分都不顾的地步,他“以禅未闲于政”为借口,“遂总内外”(《蜀书·后主传》注引《魏略》),在外交上亦完全撇开刘禅,而由自己与孙权平等“对话”。
二
行文至此,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既然诸葛亮的“野心”昭然若揭,那他为何不取刘禅而代之,自立为帝?对此,陈玉屏先生在其文章中论曰:“当此之时,若论功,诸葛亮功在社稷;论权,蜀汉军政外交,事无巨细,亮皆专之;论才智,阿斗较之诸葛亮,无疑有天壤之别;论德望,诸葛丞相早已泽被四方,更何况先主有‘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的遗命,百官之中,亦非无阿谀之徒。可见蜀中同样具备禅代的条件。”
诸葛亮真的完全具备“禅代”的条件了吗?我以为,实际情况远没有这么简单。
众所周知,自秦汉大一统封建帝国建立以来,皇帝的地位至高无上,“君权神授”,神圣不可侵犯。在儒家的鼓吹下,“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权臣禅代夺位颇不容易,必须冒极大的风险,若准备不够充分,条件不够成熟,轻率地发动政变,不仅会招致杀身之祸,还将殃及三族。赵翼云:“古来只有禅让、征诛二局,其权臣夺国则名篡弑,常相戒而不敢犯。王莽不得已,托于周公辅成王,以摄政践祚,然周公不尝有天下也。”(卷7“禅代”)两汉四百余年,权臣秉政,虽时有出现,然皆不敢轻易觊觎神器。王莽代汉,苦心经营十余年,最后仍以失败而告终。东汉末年,董卓篡政,袁术称帝,皆旋踵而亡。曹操破黄巾,灭吕布,平二袁,克刘表,三分天下有其二,当孙权上书称臣,向曹操“称说天命”时,曹操竟说“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魏书·武帝纪》注引《魏略》),“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终其身不敢登上皇帝宝座。司马氏夺取曹魏天下亦经营三世,历经艰险。赵翼云:司马氏三世相魏,懿已拜丞相,加九锡,不敢受;师更加黄钺,剑履上殿,亦不敢受;昭进位相国,加九锡,封十郡,爵晋公,亦辞至十余次,晚始受晋王之命,建天子旌旗,如操故事,然及身亦未称帝,至其子炎始行禅代。(卷7“禅代”)
和曹操相比,刘备称帝的“人和”条件就要优越得多。曹操代汉,不管其制造何种理由,都很难洗刷篡汉的恶名,曹操被后人称为“国贼”,不就是因为其子曹丕禅代成功了吗?但刘备就与之大不相同,刘备是否是正宗的“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蜀书·先主传》),这里姑且不论,但他终归是“帝室之胄”、汉室宗亲。在曹丕于公元220年正式建魏,汉朝皇统中断的情况下,由“信义著于四海”,并已经占领益州,自称汉中王的刘备继承大统,承担中兴汉室的重任应该是名正言顺、情理之中的事。然而,即便如此,刘备集团中仍有人反对。当“群臣议欲推汉中王称尊号”时,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上疏曰:殿下以曹操父子逼主篡位,故乃羁旅万里,纠合士众,将以讨贼。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昔高祖与楚约,先破秦者王。及屠咸阳,获子婴,犹怀推让,况今殿下未出门庭,便欲自立邪!愚臣诚不为殿下取也。(《蜀书·费诗传》)
连刘备继承汉统都有人极力反对,何况诸葛亮乃异姓之臣,在身受托孤重任时就急欲篡汉自帝,易代更祚,这岂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吗?诚然,刘备临终时确曾允诺诸葛亮“自取”,但这绝不是刘备的希望,而是一种无奈之举,前提是在刘禅“不才”的情况下才能出现。诸葛亮执政时,刘禅还是能“亲贤臣,远小人”,遵从父言,“事诸葛公如事父”,故陈寿称赞他“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蜀书·后主传》),诸葛亮又有什么理由,轻易将其废黜呢?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虽独揽朝中大权,但在蜀汉政权内还没有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诸葛亮治国理民的政治才能以及联吴抗曹的外交之才世人有目共睹,然其军事才能究竟如何呢?刘备在世时,亮仅以“抚民划策见任”,从未单独领兵作战。众所周知,三国乃争战之世,非用武治戎不能立国。曹操、司马懿、孙策、周瑜、陆逊等人皆以杰出的军事才能而威震诸侯,闻名天下。诸葛亮若要代汉自帝,必须在蜀汉朝廷中树立崇高的声望和绝对的权威,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建立显赫的军功。
“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不北伐必然坐以待毙;对于诸葛亮个人而言,不北伐就不能显示其军事才能,蜀中士人就不会心悦诚服,也无法树立起个人的声望,最终也就不能达到登上帝王宝座的目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的主旋律就是两个字:北伐。这是诸葛亮执政后,举国上下推行的一以贯之始终不变的政策。“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在我看来,诸葛亮这番话并无任何矫情饰伪,反倒是一种真情流露。因为北伐一旦取得成功,诸葛亮将功高盖世,无人可与之颉颃。届时,其已功高不赏,他要实行废掉“不才”的刘禅而“自取”,就有了坚实的基础,雄厚的政治资本。
诸葛亮北伐的目的是为了受九锡,进而代汉称帝并非是骇人听闻之说,我们不妨以相似之例加以比较。诸葛亮辞世百余年后,东晋权臣亦欲以此而达到同一目的。东晋偏安于江左,中原及二京之地久为胡人所据,东晋朝野上下,无不以北伐、还归旧都作为公开打出的政治旗号。然东晋北伐乃是一把双刃剑,于东晋朝廷而言,北伐成功虽然能收复旧土,华夏一统,但权臣却因功高而坐大难制。东晋权臣每每以北伐为增加权势及声望的资本。凡北伐稍获胜利,即冀获封王及九锡之赐,为移鼎更祚创造条件。东晋大将桓温灭蜀后,声望大著,“朝廷惮之”,形成了“政由桓氏,祭则寡人”的政治格局(《孝武帝纪》史臣曰)。桓温都督中外诸军事,“自谓英猷不世,勋绩冠时,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桓温虽觊觎神器,但深知必须“立奇功于赵、魏”(《桓温传》),收复关中、许洛之地,才能获得超越人臣名分的九锡殊礼,进而逼迫晋帝禅位。史载:“温既负其才力,久怀异志,欲先立功河朔,还受九锡。”及殷浩失败被废,“内外大权一归温矣”,桓温率军北伐,前两次虽取得一定的战果,然太和四年(369)的第三次北伐却以惨败而告终。“既逢覆败,名实顿减”(《桓温传》),在谢安、王彪之等世家大族的抵制下,桓温欲加九锡的图谋终成泡影。
如果将桓温“欲立功河朔,还受九锡”与诸葛亮所云“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两相对照,可以清楚地发现,两人虽处于不同的朝代,但在大致相同的历史背景下,其言行何其相似乃尔。
与诸葛亮、桓温相比,南朝刘宋开国之君刘裕是幸运者,他的北伐在局部范围内获得了成功,从而加九锡,最终夺得司马氏江山。《魏书》卷97《岛夷刘裕传》载:“裕志倾僭晋,若不外立功名,恐人望不许,乃西伐姚泓。”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率军北伐,临行前,其心腹刘穆之谓龙骧将军王镇恶曰:“公今委卿以关中,卿其勉之。”镇恶曰:“吾今不克咸阳,誓不济江,而公九锡不至者,亦卿之责矣。”(《岛夷刘裕传》)晋军势如破竹,于当年十月攻克洛阳,而朝廷尚“未遣九锡”,王弘奉刘裕之命“还京师,讽旨朝廷”(《王弘传》),求加九锡。及刘裕平关中,擒获后秦主姚泓,晋安帝“封裕十郡为宋公,加相国、九锡,僭拟魏晋故事”(《岛夷刘裕传》。不久,刘裕篡晋称帝,建立刘宋政权。
蜀汉北伐的胜算到底有多少?其实诸葛亮的心里是非常清楚的。《隆中对》制定的待“天下有变”,益州与荆州两路大军同时出兵,夹击曹魏的战略计划,由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早已成了泡影,巴蜀之地虽号为“天府”,但毕竟仅“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蜀书·诸葛亮传》注引张俨《默记》)。可见,蜀汉的综合国力与曹魏是无法比拟的。虽然在诸葛亮的外交努力下,吴蜀又恢复了联盟,但两国间的裂痕根本无法完全弥合,双方各存戒心,仅满足于互不侵犯,用诸葛亮的话来说:“我之北伐,无东顾之忧,河南之众不得尽西,此之为利,亦已深矣。”(《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失去了吴国的配合,单凭蜀汉自己的力量,欲收复中原、一统华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作为三国时期超一流政治家的诸葛亮知己知彼,他对形势的判断洞若观火,绝不可能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为何诸葛亮明知不可为而强为之呢?对此问题,陈寿倒是作了很好的诠释,他说:“亮之素志,进欲龙骧虎视,苞括四海,退欲跨陵边疆,震荡宇内。又自以为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是以用兵不戢,屡耀其武。”(《蜀书·诸葛亮传》)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诸葛亮是想通过北伐来证明,蜀汉政权中能够“蹈涉中原”,与强敌曹魏争高低者,唯有其一人而已,这是其“自取”步骤上极其重要的政治砝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