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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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诸葛亮而言,当然亦应同理。
客观地分析,诸葛亮代汉称帝,不仅不能视作罪状,反而应当看成是顺应历史潮流。“天厌汉德久矣”,《后汉书·孝献帝纪》中的这句话,极其准确地显示出当时社会舆论的主流倾向:东汉王朝腐败透顶,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1](《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这是大势所趋,是历史发展之必然,谁也阻挡不住。
既然汉朝气数已尽,汉家天子还值得辅佐吗?既然不值得辅佐,取而代之又有何不可?自古以来,大凡乱世之际,定是自负雄才伟略者风云际会之时。东汉末年的形势是“郡郡作帝,县县自王”,诚如曹操所言:“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魏书·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袁绍、刘备、孙权等人皆骂曹操是汉贼,其实他们自己也不想当汉臣,也想称帝称王。诸葛亮才智谋略并不弱于曹操、孙权、司马懿等人,他手中又握有“自取”的先帝遗诏,若天假以年,且北伐成功,克复中原,诸葛亮本人,抑或其子孙,受九锡,登上皇帝宝座岂非是顺理成章之事?我们又何必为之惊讶呢!
鞠躬尽瘁的诸葛亮不过是个野心小人
权倾朝野的诸葛亮－－从刘备托孤与《出师表》及北伐、斩马谡等事看诸葛亮其人。
公元223年，
蜀汉昭烈帝刘备连连遭遇了一系列重大挫折，东部咽喉重镇荆州在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下被夺取，随即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关羽、张飞接连身亡，他亲自带军出征却在夷陵之战中大败而归，最后终于在白帝城病故。
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其间刘备与诸葛亮曾经有一段对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是这样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这段话和事情的经过，就是被后世人所津津乐道，推举为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千古佳话的白帝托孤。此段加上后来诸葛亮为北伐而上的《出师表》，一直以来被作为推崇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范事例和佐证。
对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象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既不是刘备首创，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诸葛亮身上。远的不说，在三国早期，东吴奠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戏文。《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张昭)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
此时孙权年约十九，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但孙策死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势力东征西讨乘机扩张之时，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显然比不得早已扎稳根基的蜀汉政权，所以张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后，其“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等一系列的举动，比之刘备托孤后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而论地位，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之于蜀汉，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张在前，后世人等独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忘记了此事，这掠人之美的举动，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让孔明专美于前。因此认真说起来，此事并无什么值得大肆褒扬的地方，真要说也应该先说孙策和张昭才对。
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二人，并非是仅仅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应该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时期的东州集团，本地人为主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这一点，我们从《三国志》的传记就可以知道，蜀汉就是除去王室成员，列传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约只占了三分之一强，而且无一是高层官吏，均为下级官吏和侍郎一类的闲官。因此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
此前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没以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没有顾虑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了他的出色军事和政治能力。相比较而言，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建树的机会，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1)。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经把李严拔为尚书令，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由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利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也让我们相信，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利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在短短的一年多内，通过将李严从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书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为了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说明刘备要防备、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无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为一个君主的刘备，又是肯定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全力合作来加强其政权的。正好李严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外，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是南阳人，与“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分”，因此刘备希望这样二人可以多点“必能协规”的可能性(2)，从而通过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人物的通力合作来协调两大集团，以应付他身没以后蜀汉政权可以想见的、必定会面临的各种危险局面，进一步地巩固蜀汉政权。
遗憾的是，诸葛亮的性格和一贯的志向，使他并不愿意看见李严与他分享权利，甚至连李严进入政治权利中心机构所在的成都他都极端地不愿意。
二个托孤重臣，无论从那方面讲，都应该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严还是“统内外军事”这样一个相当三军司令的人物。如果说刘备死时蜀汉与东吴处于敌对状态，李严留镇永安是必须的话，那么在蜀汉与东吴在建兴元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4)后，还是将李严这么一个“统内外军事”、各方面都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继续置于和东吴交界的永安，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于建兴四年春李严却去了面对东吴的二线城市江州，依然没能进入政治权利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李严是不可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利中心的负面效应，乃是远离统治阶层的各个官僚集团，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逐渐被人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