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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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哨所的声音,也能万水千山传遍?
风雪高原
若没有风,仅仅雪,高原不会那么冷的。一旦有了风,风搅动雪,雪渗进风,顿时天寒地冻,肃杀一片。有多少人就在这样的风雪中献出了生命。
帕里有个叫堆那的村庄,有一年,六个年轻军人在从堆那前往边境的路上遭遇了雪灾。
当时他们探亲返回连队,车到堆那时,忽然下起了大雪,大得不得了,完全看不清路了。当时也就10月,在内地还是金秋。可那场大雪,却像是腊月里的。他们坐的车不能再走了,就下车来步行。他们不想超假,而且他们还觉得,不就是二十多里路吗?花个半天时间就能走到。他们低估了高原的风雪,当然若没有风雪,肯定是没问题的。
或者他们也估计到了风雪,但想以青春和热血与之抗衡。他们就开始走,或者叫跋涉,越走越艰难,深一脚浅一脚,每一步都需要付出全身的力气。在茫茫雪原上,他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越来越脆弱,体内的热量渐渐耗尽,寒冷更猖獗地向他们进攻,更猖獗地包围他们,吞噬他们,最后,他们终于倒下了……两位牺牲,另外四个人严重冻伤,后来分别做了截肢手术,有的是脚指头,有的是脚后跟,最厉害的一个是截了小腿。
冻伤的,毕竟还留下了性命。还有多少人,就在一瞬间被风雪高原所吞没!
我们军区的记者胥晓东告诉我,他有一回从亚东出来到帕里,雪很大,跟在他们后面的一辆空军的车就翻了,车上一家三口,加上司机,全部遇难。男的是亚东某空军部队军官,妻子和孩子进来探亲。他们急于走,却因为大雪,一直不敢走。那天看见胥晓东他们的车出发了,他们就跟了上来。想有个伴儿,一起走。胥晓东为了关照他们,还让他们走前面。在雪地上开车,有经验的司机都知道,前面好走,因为雪是松的,不滑。但那位军官谦让,让他们走前面。彼此推让了好一阵,最后还是胥晓东他们走在了前头。谁曾想,走在后面的他们,真的发生了不幸!车子坠下了悬崖……
胥晓东说,我当记者,出过多次车祸,不下10次吧,但这一次是最难过的。我老是感到内疚,到现在一想起来还是内疚。如果那天我不急着走,他们也许就不会走。
我不知道那家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孩子多大,孩子的母亲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急着走,一切都只能揣度。我只知道,那个军人的家庭就那样葬在了高原。还有那位司机,那个年轻的士兵,他也留在了高原。从此,在仰望高原的目光中,又多了几双含泪的眼睛。
有一年春节前,驻守在××的边防连,派出五人前往团部领过年物资,一个排长,带着四个兵。他们高高兴兴地去了,领了很多东西,还有这一段时间积压的报纸、信件,又高高兴兴地往回走。车到格金山时,大雪把路封死了,车过不去。他们想,就是30多里路嘛,车过不去就走回去吧,全连官兵等着我们带回东西一起过年呢。
于是他们五个人就背着东西开始走,不想没走出多远,又一场更大的雪从天而落,风雪交加,天昏地暗,简直看不清道路,气温降得更低了,寒风刺人骨髓。他们走了大半天,也没走出去几里路。一个战士先病倒了,急性肺水肿,发高烧。当时天已经黑了,排长和三个战友就把他放在中间,背靠背挤着他,暖和他。到了早上,那个战士还是没暖和过来,停止了呼吸。
排长难过不已,决定自己与一名战士守着过年物资和牺牲的战士,让另外两名战士回连队求救。两个回连队求救的战士在风雪中跋涉,一天没吃东西,身上一点热量也没有。很快,又一名战士病倒,完全走不动了。他的战友就架着他,拖着他。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不想连累战友,就推说自己要方便,躲到一个雪坑里藏了起来,任战友怎么喊也不答应。剩下的那一个,就一个人继续走下去,到最后是爬回到连队的。他的一只脚严重冻伤,后来截了肢。连里的官兵急忙赶到山上去救援,那个藏在雪坑里的战士,已经牺牲……
而那一年的春节,我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所有的人都一无所知,在欢欢喜喜地过年。他们守在那里,正是为了让所有的人欢欢喜喜地过年。
我想起那首鲍勃·迪伦写的歌曲《飘在风中》:一个人要走完多少路,方才能称做人?白鸽要飞越多少大海,才能在沙冢里安眠?炮弹还要呼啸多少回,才能永远销毁?我的朋友,这答案就在风中。
(冯浩摘自《当代》2006年第1期)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05期 作者：裘山山
老费的小屋
我竟然就记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那时人们都叫他小费。
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就站在招待所二楼他自己的宿舍门口。我想我当时肯定是吓了一跳:他的脑袋好大,一脸粗硬的络腮胡子刚刮过,冒一层青黑色的胡碴;个头好矮,还不到我的颈部;后背上隆起一个很大的鼓包,衣服便在身后吊着,如一个张开的口袋,往一边斜歪过去,半个前胸扭曲着突兀地几乎顶到下巴……
是个驼背,我想。我收起惊讶,冲他勉强一笑。有人介绍说他叫小费,是出版社音乐组的编辑,就住在我的斜对面,算是我的邻居。
那年,1975年,我25岁。25岁的眼睛看他,觉得他已挺老的了。其实现在算算他当时不过才三十七八岁的年纪。但我却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标准来称呼他,管他叫老费。
老费好像没有名字。反正很少有人叫他名字。“费”这个姓本来就少,而他在出版社,又是这样一个独一无二具有鲜明外形特征的人,无论老费还是小费,总归是在叫他。于是他用低沉沙哑的嗓音平平淡淡地应一声:唔。
我每天从出版社改稿回来,必要经过老费的门口。他的门总是半开半闭的,从走廊可以看见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龙飞凤舞很是气派。门里传出低低的音乐声,不像当时收音机里的革命歌曲。这使他的房间有一种神秘感。我走过那儿便忍不住想窥探一番。有时我听到他的门响,听到他房间的说话声,我想他的门既不关紧,想必在期待客人或是朋友。但他从不邀请我。
其实老费是很随和的人。在盥洗室遇到他,他总是嘿嘿笑着主动和你打招呼。他好像是哮喘病,因而那笑声有时有些波浪形的起伏,夹着几声发自肺腑的咳嗽。老费是个单身汉,得自己洗衣服洗碗拖地,他似乎挺乐意做这些事,衣服总是穿得干干净净。他的办公室就在我改稿的斗室楼上,有几次我闲逛到那儿,见他在埋头工作,桌上堆满了五线谱和简谱的稿纸。他的工作大概是誊抄这些谱表。我说你不歇会儿吗,他头也不抬地回答说不累不累;一会儿从办公室这头传出一个声音:老费……一会儿又有人从那儿喊:老费!老费像是不可缺少不可替代,老费苍白的面孔便容光焕发起来。
那时的人们彼此间很戒备很提防,但老费沉沉的眼镜片后面善良的目光,释放着信任和理解。他那硕大的脑袋缩在倾斜的肩膀上,像一个安全的岛屿。
有一天我终于下决心去拜访他,借口也许是向他借一件什么东西。我并非为了好奇,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只是很想同他说说话。我从遥远的北方荒原来到这喧闹的南方大都市,兴奋之余却有着无名的烦躁和疲倦。
他的门从不关严,所以不用敲门。我轻轻推门而入,他没有丝毫惊奇的表示。那瞬间我想起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我慌慌张张地在床边坐下,我宁可更矮也不希望他抬头仰视我。
那时我才看清他的小屋像一个狭长的车厢——所有的东西都靠一面墙放着,留出几米宽走路的地方。单人床连着写字台,写字台连着几只高低不一的毛竹书架。书架上的书有文学音乐美术各类,我想他的兴趣倒是挺广泛的。他活在他自己的天地里,这个旁人无法涉猎的心灵世界,也许既不残缺也不荒凉?
我们随随便便地聊起来。现在我自然已想不起当时谈了些什么,但他台灯下一只黑色的石雕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头造型古怪的老牛,横卧在一本字典上,似乎在默默地咀嚼着草料。我忍不住问:你是属牛的吗?
他嘿嘿地乐,并不怎样吃惊,好像谁都应该这样确认,反问:你知道它有多少岁了?
我摇摇头。
它同我一样大呢。他的神情很有些炫耀。这是我出生时,父亲送给我的纪念。我笑笑说,是不是让你做革命的老黄牛?他慌忙打断我,不是不是,我父亲哪有这么革命,他不过是个文人。他的意思是,做学问要像老牛吃草那样,反复嚼透,营养都吃进去,没有一点浪费。
我才知道在那个年代里,对“老黄牛”还有别样的一种解释。我觉得挺新鲜。
后来我便对他谈起我正在修改的长篇,谈到我的种种困惑和疑虑,掺夹着我的得意和希望。他静静地听着,一言不发。后来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镜片后头滑过黯然的忧郁,厚厚的嘴唇撇了一撇,却终于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