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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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它短兵相接,却常弄得碗盘与锅盖齐飞,鼠窜妻叫,偏偏斩获不易。一场大战下来,已是湿襟散发,汗流浃背,全不像个为万物命名的写诗者。杀蟑螂则不然,杀它容易,且常引为快感:大金刚脚飞快一踩,但听得吱一声,像火柴盒崩裂解体,清脆悦耳,移开脚,但见褐色的装甲下血肉模糊,宛如死了一车子的敌人;且见它两根前哨灯——长长的须须,犹兀自一动一动,好像临死还在探索谁是凶手,岂不快哉!不过对它仍有两怕,第一怕它“读”我的书,第二怕它的飞。尤其夜晚睡觉,竟然飞上你的鼻尖,那种感觉就像梦里被孤魂野鬼逮到一样,其惊惶可知。
台湾的动植物得天独厚,举世称羡,蔬菜水果种类繁多,鱼鳖蛇虾新鲜肥美。就说台湾老鼠吧,也是“健康活泼”,又蹦又跳的,哪像前两天我们刚用厕所门板轻轻夹死的一只美国老鼠(本来打算用鱼钩“纳”它),又干又瘪,像几十天没吃过饭。至于蟑螂,那更不能比了。如果拿一只美国小蟑螂跟一只台湾蟑螂比,那就像用一粒小绿豆跟一颗大橄榄比一样,简直小小巫见大大巫。任它再长,顶多大红豆大罢了。第一次撞见它,还真不相信这等没头没脸的家伙会是蟑螂兄呢。那时我刚到达我读书的小镇,同学会安排我暂住校外中国同学处。一位同学问我吃过饭没?我说飞机上吃过一点。他便要我再吃一点,领我朝厨房走去,主人说:“电锅有饭,瓦斯炉有猪脚,自个儿来,别客气。”
我打开橱柜,伸手准备拿碗筷,但见上面有众多小生物飞快地爬动,心里一毛,回头问主人:“这跑的是什么东西呀?”
“蟑螂,美国蟑螂,没关系,用水冲冲就好啦。”
即使用水“用力”冲了好久,那顿饭吃起来还是怪怪的。第二天我申请好学校宿舍,搬进去的房间刚好有一美国人搬走,遍寻房间,不见蟑螂一只,暗暗自喜。住过去后约一个月,才看见一两个比绿豆还小的小黑点在水管上奔跑,那时也不以为意。没想到再过一月,竟侵上碗盘橱柜来了,动作之快,想杀都杀不到。只有当它散步地板时,才比较容易踩到它,但声音全无,尸骨难寻,唯见地板一点湿湿而已。后来功课忙也无暇整顿,结果子子孙孙越来越多,连饭桌书桌床头它都想插一脚,常常在我清醒的时候列队横过眼前,那时心里想:“去你的,老子就不理你,一放假马上搬家。”后来懒得每顿饭都冲碗,就干脆把碗筷盘子统统往冰箱里摆,我们都取笑自己住的地方是“蟑螂居”。
7月初,同寝室的俩人搬出去住了,我却因太太要来此地短住半个多月,而不得不到处张罗扫把拖把,将寝室大加整顿一番。拖地板、擦桌椅、洗冰箱、喷蟑螂药,连续有好几天与蟑螂兄追逐于地板墙壁与天花板之间。据印象所及,大概一天能杀100多只,拿皮鞋穿拖鞋上下左右齐开弓,如果每只都像台湾蟑螂先生那么肥壮,不早已尸横遍野了?
太太来了,不明白我的努力,却心疼地说:“你怎么住这种地方?洗脸台、厨房、餐厅,还有睡觉,全在一起。”
“小姐,没有蟑螂就不错啦。”我答道。心想:要是她知道这种宿舍两个人合住1个月要台币1万,岂不昏倒。
蟑螂并未绝迹,常常在我们吃饭的当头飞快跑过桌缘,那真让我恨得咬牙切齿,只好每日继续狠杀。但到我们要离开小镇前往加州小住的那天,蟑螂的残余部队仍不知有多少。后来我才想通,蟑螂到末了,还这么猖獗难以灭尽,无非当初懒惰的贻害。如果当时能够预知,则或许花费十分之一的努力就够了。蟑螂居其实就是做人居,而懒人居,男人居,中国男人懒的扩大大概都从单身汉开始,从厨房浴室开始。餐盘不洗,饭屑菜粒满地,蟑螂闻到中国食物当然趋之若鹜,大快朵颐。
我曾参观过一位朋友的住处,坐落波多黎各人区,房租只有学校宿舍的三分之一,进得门去,但闻尿味四溢,橱柜上也是蟑螂乱爬,地毯潮湿脏兮兮,泛着一股馊味,住的4个人还安然读书看电视,我则一呼吸就觉窒息。后来再多去几次,奇怪,竟也慢慢同化,没什么不痛快,这大概就叫“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吧?但反观美国学生住的宿舍,不煎不炒不炸,又少开伙,房间鲜花盆栽,窗明几净,食物简单,厨房不油腻,蟑螂自然难以为生,却常有女生上门,值得借鉴。但再想起,也没什么好借鉴的,我们懒惰,他们好色。蟑螂兄懒懒散散地活了几亿年,没多大长进,人类的本性何尝不是如此。懒惰、愚蠢、自私、好色、好战,哪一样有一点进步?
太太回台后我搬了家。一两星期下来,偶见一两只小不点的蟑螂,都即时飞杀之。只有一夜,突见一只庞大祸影窜过眼前,我马上跨前,飞脚踩下,但听一声火柴盒破裂的清脆。定睛看去,我与室友都叫起来:“这不是台湾来的吗?”此时但见它两根长须临死还左右摆动,似说:“为什么杀我呢,我们本是同根生呀(一样懒)!”
室友把它踢向角落,准备让其他室友回来观赏。没隔两分钟,回头再看,嘿,竟不见啦。我们遍寻室内,就是找不到。我说:“哇,好厉害,肝肠俱断,竟然不死,还跑得不见踪影!”室友说:“唉,算了,反正是少数民族。”
(丁洋摘自《台港幽默散文精品鉴赏》,河南文艺出版社)
摘自：《青年文摘（绿版）》2006年05期 作者：白 秦
万水千山传遍(外一篇)
关于电话,在西藏有太多的故事。
我第一次进藏时,不要说手机,就是有线电话也很难打。除了在拉萨勉强可以用军线和家里通个电话外,其他地方几乎不可能。所以一进藏,我就和家里不再联系了,直到回去。电话不通,信也很慢很慢,我在西藏给儿子写的明信片,都是我回去之后才收到的。一走二十多天。
关于信的故事,在西藏也多得不行,可以写上几万字。我从拉萨发个信都要半个月,你想那些在边防的,得多长时间?有时信到了团部或营部,因为大雪封山,送不上去,所以很多边防连队经常半年收不到信,一收就是几麻袋。但是,许多事,许多情,在收到信时,都已成为过去。由此发生的悲剧,数不胜数。特别是像墨脱那样的地方,情况更加严重。墨脱是中国2100多个行政县里,唯一不通邮的县。不通邮对当地百姓来说可能不是个什么问题,但对从全国四面八方去那里当兵的人来说,就是件非常痛苦的事了。
有个新兵,在送来的几麻袋信里都没找到属于自己的一封,就忍不住哭鼻子了。排长和班长轮番来劝他,安慰他,都没用。他就是难过。后来排长想出个办法,动员那些信多的战士,每人贡献一封给新兵看,而且指定要那种“好看的”,即情书一类。几封甜甜美美的情书,总算把那个新兵给逗乐了。
在西藏连队,情书公开是常事,我都参与过。1998年去查果拉哨所时,我曾给战士们读过排长李春的情书,李春不但不生气,还幸福得脸色黑里透红。
还有个比较奇特的例子,发生在哨所军医志翔身上,当他得知他要去的哨所通信困难时,就事先写了数封信交给在山下的战友,让战友每月帮他发一封,其中包括关于妻子晋级的,孩子教育的,还有给父母贺寿的内容。他的家里一直没有察觉,直到后来妻子进藏探亲才知道真相。
更有甚者,一位叫许光富的副指导员,在封山的半年时间里,给妻子写了一封长达7万5千字的信,妻子收到后,读了7个晚上才读完。听邮局的同志说,现在写信的主要是两类人,一类是打工仔,一类是士兵。打工仔还有可能买个磁卡往家打电话,而士兵,尤其是边关的士兵,写信仍是他们与家人保持联系的重要方式,仍是他们情感世界最重要的支撑。
1990年我在采访西藏女军人时,得知她们感到最最痛苦的,不是生活艰难、工作辛苦,不是寒冷缺氧,而是精神的寂寞,感情的寂寞。只要一进藏,基本就不能和家里联系了。特别是做了母亲的女军人,把幼小的孩子丢在内地,常常因为想孩子而痛哭,哭得撕心裂肺,也不能打一个电话。有的女军人为了缓解思念之情,就在探亲的时候,把孩子说的话和哭声笑声录下来,带回到西藏,在失眠的夜里一遍遍地放出来听,边听边流泪。
后来有了卫星电话。那个电话有很大的回音,你讲一句,必须停顿一下,等电话里回响一次你的声音,你再讲下句。即使如此,也很难打通。通常要拨无数次才能通一次。那个时候在西藏的邮电局里,长途电话机,最先坏的总是重拨键,因为人们要一遍一遍地按它,直到按通为止。很多军人告诉我,他们打电话听到最多的,是妻子的哭泣。
现在的西藏,不仅到处可以看到直拨电话,还有了移动电话。连孤岛墨脱,都可以通手机了。有了光纤,上网也渐渐普及。不过,在那些偏远连队,不管到了什么时候,想和家里通电话依然不容易。所以才会有那样的奇事,一个战士去县城,其他战士就把自己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他拿着写满电话号码的纸条和需要告诉家里的事情,一个一个地拨打电话,逢父亲接电话就叫爸爸,逢母亲接电话就叫妈妈,哪怕这爸爸妈妈从未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