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结束语 1
纵观全书，“普通”男女在行暴时欢呼声不绝于耳。快感竟与杀戮、残忍相连，不能不让人震惊，这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每章开头所引故事的主角，都在全身心构筑他们心中的美好世界，并希望通过语言在混乱与恐怖中找到生命的意义。无可否认，他们的叙述无法传递战争的“真实”一面，而常常只是他们的想象。这不足为奇： 毕竟，没有“经验”可以独立于句法、情节、体裁的限制，更何况他们试图“诉说”的是一些莫大的罪过——杀人。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倒出了他们的故事。
多数士兵不愿以毁灭自身形象的方式来讲述其战斗故事。战场上的士兵虽然默默无闻，但他们却坚持为国出征的神话。这种在一片混战中仍能放飞个性、承担责任的可能赋予了战争——和他们的生命——以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战场上真的可以有秩序和连贯，我们在很多时候都有自相矛盾的看法。比如前面看到的，声称自己“不过是在执行命令”、那些心狠手辣的想法“不是自然就有的”，很难和主动为暴虐的冲动负责的愿望调和在一起。但接受自己不过是在行使别人的旨意，确是向可以忍受、甚至不乏愉悦的战争近了一步。
有很多办法可以让极端的暴虐举动甚至变得可亲。书中许多战士把自己想象成武士，好似战争文学和影视作品中的英雄人物。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举止很少有能称得上英勇的（许多战士对英雄壮举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种噱头即使不危及集体，也是极为愚蠢的）。在现代战争环境中，要构建一个崇尚技巧、近身、骑士的战斗体验确实需要不凡的想象力。这三个词也反复被征引，以鼓舞军心。正是这些代码使得士兵可以拒斥仇恨、拥抱关爱，逃离混沌、走向目的，摆脱道德上的羞辱、重申对勇武的自豪。连真正的英雄如罗伊·贝纳维德兹者，虽数次遭遇幻灭却仍信仰勇武的神话，终其一生致力于军队的改良，以使其尊重战士。虽然知道英雄在现代战争中日益贬值，贝纳维德兹仍坚守对死去的战友及其他伤残老兵的承诺，这隐约让人记起有关“绝杀”、争斗及良民的一系列神话。对他这样的人来说，对同伴的缅怀支撑着其暴力的欲求，给其残忍行动蒙上了一层荣光。
战场上也有简单的快乐。历史学家尼尔·福格森在他的大作《战争的不幸》（1998）中指出，多数士兵走上射击线实际并非迫不得已。正相反，他们中许多人根本就“陶醉”于“为暴力而暴力”：“打仗太有趣了”。尼尔·福格森，《战争的不幸》（伦敦，1998），页447及360。甚至有战士承认，不羁的杀戮给了他们性高潮一般的快感。战争的器具和景象有时有视觉审美意味，致命的武器更是让人着迷。军事科技的发展意味着战士再不能“亲见”武器的效果，于是又想象出了面对面的遭遇。此外，把敌人想象成个体也有助于其杀戮。它可以证实战士作为道德的人的身份，纯真而又能免于战争对人的持久摧残。记者兼编辑威廉·布洛伊勒斯在第一章开篇指出，杀戮的快感还和狂欢式的游戏（如对死尸的摆弄）和对不朽教仪（如留取纪念物）的诉求。通过这些骇人的举动，士兵才能直面、甚至欣赏战争的恐怖。
战争结束后，这些战士要回到家人、朋友的身边，编织平静安详的生活。布洛伊勒斯结了婚，生了子，出了书，写了电影剧本；艾恩·卢埃林·艾德里斯（他一战中在澳军当过伞兵）也是。女战士弗洛拉·桑德斯嫁了人，以后忙于家务。他们希望给战争的混沌以意义的努力（其叙述必然杂乱，并且是对想象而非现实的勾描，也一定有对所谓“战争消弭个体”说法的否认）都是其个人抵御“残暴化”的最后一道堤岸。眼光放长一点，所谓战士会成为野蛮人的担心是无谓的——实际上，听到百姓在早餐桌上笑谈屠杀的具体情状，或者读到“和平”示威者扛着标语高呼支持（共党分子的）武装冲突，我们的心里反会更不舒服。在直面后方的二手欢愉时，许多战士不得不在绝望中退却。
不论他们的经历怎样，回家总不是件容易的事，哪怕对积极讲述了自己战斗经历的战士来说也是如此。斯图尔特·史密斯就渐渐意识到，他已经无法“和乡间/年近不惑的安静矮人”知足地共处了，像他这样的越战老兵有很多。他写到：
世上有太多的新奇感受，
刺激的想法我从没有过，
太多的对爱和忧的嘲笑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斯图尔特·史密斯，“回家”，收简·巴里、W．埃尔哈特（编），《非军事区： 老兵在越南后》（宾夕法尼亚，1976），页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