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10
如此说来，战士并不是被动的道德主体，一旦犯下了滔天大罪就永世不得超身。相反，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自己“战争代理人”的角色，其道德脾性既不乏创造，也有韧性，且两者相得益彰。多数人上阵打仗不是出于主动（虽然也可以从中作乐），在实践其“美好世界”的理想时，他们会坚决阻止暴力化的倾向。这么说不是要否认，支撑这种抵抗的常常是遥远的浮想。比如，在不可期的暂时“强硬”和更持久的“残暴化”间，一般的区分就建立在“蜕皮”的隐喻之上，否则便没有“真”人的再生。肯尼斯·亨德森，《戎装与法衣》（墨尔本，1919），页78。有一种观点认为，战时杀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孩子”顺着父亲的足迹，经受了“考验”，再重新被一个更成熟的社会接纳，平和的父亲再度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血的洗礼： 这样的想法实质是对武士社会的膜拜。而且老兵也不是沉陷血腥的惟一人群： 平民也想加入，不过被拒绝了，无缘亲历群体放血的教仪。有趣的解说，见约瑟夫·瓦姆堡，《少年歌者》（纽约，1975），页58。另见琼·卡斯特里，“社会和越战老兵”，《天主的世界》，1971年1月。有多少平民缠着复员的战士，要他们讲“真正的”杀戮故事，听时“眼睛闪耀着急切的光芒”？杰克·斯特拉汉，“但是每个人都问”，收J．托普曼（编），《越南文选》，增补本（费城，1990），页20。连只是在越南服务过的女护士也被人带着嘲弄的语调追问： 你们杀了多少婴儿？无名女性退伍士兵，引自詹妮·施奈尔，“越南女性老兵及其精神适应状况研究”，收查尔斯·菲格利（编），《创伤及以后： 卷二： 创伤压力理论、研究和干预》（纽约，1986），页97。有老兵抱怨说：
我们被媒体描绘成吸毒上瘾的变态的杀手，这个形象已经无法消除……上帝要我们相信别人给我们的定位，美国人买回家读的也是这类玩意。我们整个民族都成了疯狂的瘾君子、狠心的杀手。因为，因为如果普通工人到越南去回来时是这样，那所有人都应该这样。“约翰”，引自理查德·莫瑟，“越南布鲁斯： 越南口述历史和我们对战争的一般记忆”，收D．谢弗（编），《遗产： 美国人想像中的越战》（波士顿，1990），页116。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士兵被当作了平民社会的翻版。菲利普·卡普托，《战争流言》（伦敦，1977），页ⅪⅩ。在埃米莉·曼的《静物》中，杀人分明也是平民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表现在小说、美术、电影，以及（稍少见的）国家许可的行刑仪式中，在大街上，在卧室里，英、美、澳都不例外。战场之人早在穿上军装前就已经被“残暴化”了。
“残暴化”理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前前后后这么一场戏，清纯被创伤击碎，这在叙述上给人以一种满足，一种贯通，战士、平民都乐意接受。还有一个原因可以在第一章的主题中找到，那就是战争文学和电影充斥着一种对勇武的想象。记者迈克尔·黑尔曾经注意到，年轻的海军陆战队员在镜头摇近时是怎么脱胎换骨、立时变得暴力无比的： 他们开始按银幕英雄的标准来做事。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对把战争“当真”的生硬拒绝，有助于士兵躲避骇人的“残暴化”。因此，黑尔就说了，开始几次他看到的战争，“其实什么都没有发生”：
所有的反应我脑子里早已有了。同样熟悉的暴力场面，不过是换了个媒介；同样的丛林游戏，大型直升机，精彩的特效，“演员”躺在帆布运尸袋中，等着这场戏结束，就能起身走开。迈克尔·黑尔，《战地直击》（伦敦，1978），页169。
普通百姓一直是把战争中的杀戮场面当作电影来看的——是战士最后不得不意识到这些场景“不可能被剪掉”。“残暴化”理论给胜者提供了替罪羊（老兵），并把责任推到了训练和战斗的经历上，而放过了其实更根深蒂固却难以捉摸的全民侵略心理。“症结”又一次被归于战争（尤其是海外战争），而不是个人良心的不安和鼓励侵略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