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结束语 2
对史密斯这样的人来说，正是知道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才触动了他们，不再自满于生活（和死亡）。另有老兵说过：
我的思绪止不住要回越南，回到我第一次和死亡打照面的地方。是那让我开始思考。喏，你看到有人死去，才开始考虑生命的意义。战争，嗯，让我更了解自己……让我知道人能做出多残忍的事。在和当地人的聊天中，我还吐露了许多憋闷已久的事。战争还告诉我，战士心中有份令人难以置信的爱，不是电视或电影里那种狗屁的爱，而是真正的爱，这种情感我此后再没见过。只有这段经历才能让我对世界变得更美好有所期待，有了问题、困难大家就会互相帮助。无名越战老兵，引自辛迪·威廉斯，“让精神歇息： 越战老兵找寻生活意义”，《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53卷1期（1983年1月），页4。
对这些少数人来说，战斗可以作为正面的遐想： 梦想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但有爱，甚至和平也不是奢望。战时经历可以让人发誓不再碰枪（“现在我特别特别怕枪”，说这话的保罗·西格诺里原本最喜欢打猎）保罗·西格诺里，“越南归去来”，收沃尔特·凯普斯（编），《越南读本》（纽约，1991），页31。，（或者像《静物》的主人公）宁愿打断孩子双腿也不让他上战场。对像乔治·扎贝尔卡神父这样的人来说，只有积极投身和平示威才能获得对战时行为的宽恕。很多参加过战争的人也设想以同样的方式来过渡到和平。别的人呢——如目睹了美莱屠杀的休·汤普森——仗还是会打，但如果变得特别“残暴”，就按个人的道德逻辑进行抗议。更常见的是，许多士兵在绝望中会问这样的问题，即战争除了杀戮到底还有什么，对此威廉·L．卡利有很好的回答：“妈的，战争除了杀人就什么都不是了”。多数战士在遇到需要行暴、破坏战争法的时候只是默默地走开，而没有大事抗议。这种行为表明了他们在道德上的超脱。
无法这么做的战士，他们眼前总是会出现正在死去的敌人景象。杀人会带给人创伤，让人变得疯狂。折磨阿瑟·哈伯德（他参加了一战）、布鲁斯·F．阿奈洛（参加过越战）和戴夫·纳尔逊（越战时的狙击手）许久的苦楚被视为一种选择，一种适当的道德反应。这既肯定了他们作为“人”的身份，又使杀戮能够继续。一个士兵，在日记的一页上可能会诉说杀人时感到的极度痛苦；同样是他，在另一处可能会承认残杀时的无边快乐。彼此矛盾的情绪是能共处的，但历史学家一般只看到其中的一面，就断定所谓的快乐是“病态”、“不正常”，只有精神创伤才“合常理”。但正是通过创伤的语言士兵才能承受杀人后的不安经历。多数人不愿接受真心悔过后接踵而来必须减轻精神痛苦的努力。我们不知道哈伯德在回到伦敦、精神复原后发生了什么事情。阿奈洛没有机会追悔——他阵亡了。纳尔逊呢，他会继续受苦，以前的战友不能认同他对“武士气质”的理解，异口同声地指责他，使他的罪感愈发沉重。无论牧师和（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怎样努力，有些战士的良心是他们永远无法抚慰的。
本书虽然更多关注其共同点，但几次大战实际也有着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越战士兵经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参与的是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因而战后精神创伤要比其他人更深。某一场战争的道德立场会影响到随军牧师和心理学家的立场。越战中，这两类人都怀疑战争的合法性，但这只是社会对这场战争合法与否担忧的反射，而不是任何神学或心理学观点的改写。此外，杀日本人和越南人显然和杀德国人不可相提并论——杀人的是美国黑人、澳大利亚土著，还是爱尔兰人，也很重要。1939—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显然和越战，而不是任何一场在欧洲进行的世界大战有更多的共同点。有些特殊的情境促成或鼓励了某些极端的杀戮行为。领导不力、集体压力、目无法纪，以及不知道应在多大程度上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命令，再加上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无法与敌军直接交火、己方伤亡过于惨重和种族主义等），使越南比任何一次大战都要血腥。一战时大军压境，深壕坚壁，只能让人心生尊敬和爱怜，这在后来攻防速度加快的二战和越战就不会发生了。各国传统对其战争叙事也有影响（比如和英军相比，澳大利亚人可能更勇猛）。受教育程度不同，事前对战争有不同的期望，意味着不同的人找到的语言，传递他们的战争感受，也绝少有共同点。
一本关于战时杀戮的书不可能有斩钉截铁的结论。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我们审视了军旅生涯给人带来的变化，但别忘了，有数百万的士兵没能活着见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我们永远无法知道朱利安·弗朗西斯·格伦费尔（1915年5月26日因伤死于法国）在二战中会不会像一战中喜爱“德国佬”那样喜欢他的德国对手，或者“武士”的范型、（二战）王牌飞行员理查德·希拉里会不会保持其“青年的美丽、勇武和高贵”代言人的身份，他死时尚未成年。但本书一直想传递的信息是，战争是牺牲他人的过程，也是牺牲自我的过程。对许多男女战士来说，正是这点使得“战争如此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