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部分：解甲归田解甲归田 9
战争未能污染士兵的道德和审美情操，这也许并不足奇。毕竟，受过杀人训练的士兵在战后一定会继续杀人的说法是建立在一个错误概念——“杀手性格”——之上的。在本书中我们再三看到，“普通人”也可以杀戮为快。虽然杀手可以渐渐“畸变”，他其实本无“典型”一说。收到爱人来信时禁不住落泪的“和婉”男人，也未始不会犯下极端恐怖的暴行。雷吉·桑德斯笔下的迪克·巴克斯特，收悉尼联合电视广播公司，“电视节目《战争中的澳大利亚人》的采访稿”，日期不详，页码不详。但一回国，他们就
脱下军装，放到衣橱里，买新衣服，试着看参军前的衣服还能不能穿得，重又回到生活中来，早晨起床，上班，晚上回家，有的读书，有的成家，有的玩乐，好像战争没有发生过。无名士兵，其访谈收巴里·布罗德富特，《战时岁月1939—1945： 全体加拿大人的回忆》（安大略，1974），页413。
战争一结束，多数士兵就想着回归原来的生活状态，重新体验做平民的喜怒哀乐。塞缪尔·A．斯托弗曾这样描述二战后的那段时光：
完全不同于人们的一般想象，认为退伍士兵会对复员后的生活抱有深深的仇恨和幻灭感，或是出现大规模的精神崩溃，或是对平民社会和组织有很强的敌意……仍在军队的士兵的一般态度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要回到平民生活，战争不过是一段插曲。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 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597。
正如希特勒所谓的“志愿行刑人”，克里斯托弗·勃朗宁，《寻常人： 后备警察101营与波兰大屠杀》（纽约，1992）；丹尼尔·戈尔德哈根，《希特勒的帮凶： 德国百姓及纳粹大屠杀》（伦敦，1996）。盟军部队不过是些
美国（或者英国，或者澳大利亚）小伙。他们并不想要这座山谷、那片森林。参军前他们是杂货店伙计、公路搬运工、银行职员、高中生，履历表上干干净净，也许有点不安分，但都不是杀人狂。
一名论者1943年说。约翰·赫西，《进退维谷： 海军陆战队的一次冲突》（伦敦，1943），页30—31。对杀人真正感兴趣的人在人群中是均匀分布的。
大量研究表明，普通人在不普通环境里的表现有时连他们自己都不敢想象。战时，杀戮的外在限制被取消，杀戮甚至被鼓励，这种情况下的杀手和平民社会里的是不同的。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308。在多数人看来（少数要回到市中心贫民区的人例外），平民社会是无法复制战时情形的。B．麦克尼尔，“战争精神病学回顾”，《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2期（1945—46年），页503。我们反复看到，战士自己也很清楚地划分（针对敌军的）合法杀戮和（针对平民的）非法杀戮。即使在战争环境中，军民的界限还是很清楚的。阿尔弗雷德·E．布兰德的信里有一个让人称奇——不过算不上少见——的例子。他1916年2月25日写信给妻子说：
我再不希望处处撞见德国鬼子。要是见着，我一定一枪结果了他。我不知道什么是内疚，也不知道同情。这帮家伙要是，像常常发生的那样，不会使步枪或手榴弹，结果把自己给炸了——那跟我无关。我咒他们是蠢驴，不在意他们的伤痛。他们活该。我可没工夫在他们身上浪费眼泪或为他们担惊受怕。
雪真美，星星也是，啊！星星。我昨晚走过阵地回家，抬脚就出了支援堑壕，到了露天，然后爬过山顶回来，天狼星一直头顶上方，正南。多美的星星啊！我站着，从堑壕的窄墙头盯着它们看，然后就想起了你。陆军阿尔弗雷德·布兰德上尉，“与妻书”，1916年2月2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战士们十分清楚战时和和平时期对他们的不同期待。迈克尔·麦克多的《爱尔兰人在索姆河》（1917）中就记录了一名爱尔兰士兵的话：
你做这些事能得到赞赏，比如砸碎一个人的头颅啊，或者一枪结果某人的命啊，而在国内你要是这么做的话，就只能四处逃命了，一声喊捉，全国的警察就都会对你紧追不舍。无名爱尔兰士兵，引自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2。
等“战区”的外景一撤，就只会有很少的人继续快意于杀戮。就像我在《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1996）中所说，战争也许会让男性更清楚地意识到女性的爱，以及和婉、平实感情的可贵。详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 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