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部分：医者于役医者于役 11
同情病人、伤员，在医生是美德，但军医的任务不是向司令报告他的下属不适宜执行某项任务。士兵只要在前线，就是能执行任何命令的最好凭证。“炮弹休克”，1915年7月，收查尔斯·伯彻尔爵士，“文件和报告”，（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
在1943年年初，因精神问题而被遣返的士兵超过了征召的士兵人数，于是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精神病医生不得建议遣返有精神疾病的士兵，惟一的例外是精神错乱的人。引自唐纳德·彼得森，“讨论”，《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3卷7期（1967年1月），页819。到越战时，军方的强硬态度使像唐纳德·B.彼得森这样的海军陆战队员要求精神病学家采取强硬措施。他们要是手软的话，就会有非医务人员的军官来“保持战斗力”。同上，页819。越战期间，当激进的军医试图反抗、帮助士兵躲避兵役时，军队指挥官干脆只把自己想开除的士兵送到他们那儿。L.克什纳，“对待军中异见者时的反移情问题”，《美国行为精神病学杂志》，43期（1973），页657。
但实际操作中，这些很少能约束住心理学家。军队心理学没有一套专有的技术（这一点不像实验心理学），关注的也不止一些共有的问题（这与发生心理学不同）。它只与军队相关，是它的一个下级学科。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有机会进入一个庞大的“实验室”进行应用研究，而且有这么多驯服的实验对象，心理学家自然非常欣喜，也愿意听从部队的要求。詹姆斯·德里斯凯尔、贝克特·奥姆斯特德，“心理学和军队：近期的应用和发展”，《美国心理学家》，44卷1期（1989年1月），页45。虽然有论者试图从工作划分的角度解释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军方需要间的矛盾，例见陆军罗伊·克劳森上校、阿琳·丹尼尔斯，“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角色冲突及其解决”，《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23卷3期（1966年9月），页281；阿琳·丹尼尔斯，“束住手脚：军队精神病治疗中的行政限制”，《健康和社会行为杂志》，10卷4期（1969年12月），页257；阿琳·丹尼尔斯，“军队精神病学：一门分科的兴起”，收埃利奥特·弗雷德森、朱迪思·洛伯（编），《医务人员和他们的工作》（芝加哥，1972），页160。但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两者间其实没有“角色冲突”。社会工程正是他们要做的。
实际上，医务工作者就好战而言不逊于别的军官。虽然有人说“当别人都在毁灭生命时，挽救生命给了他们极大的满足”，《红魔：一支空降野战救护队在诺曼底》，1944年，页45，（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但也有很多医生向往在战斗中扮演更具攻击性的角色。至少，他们都认为救助伤员是为了能让他们继续去杀人。戈登·利文斯通博士，“在越南救治”，收理查德·福尔克、加布里埃尔·科尔可、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436—437及罗兹·桑代基，其访谈收基思·沃克，《心里话：26位越战美国女兵的故事》（诺瓦托，1985），页9。在训练中不断有人提醒他们，“你们到部队，是杀德国人、日本人的，是来赢得战争的。别忘了这一点！”列兵弗雷德里克·布拉顿，“被强征的英国皇家陆军军医队员”，页9，（韦尔肯医史研究所）当代医学文献中心藏。在有机会扛武器时（如二战伞兵团），大部分医务官都乐意全身武装，以“尽其所能，进入战争状态”。《44印度空降师：第一份训练手册：医疗服务》（出版地点不详，1944），页8及14。另见A.沃克，《澳大利亚海空军的医疗服务：有一章专讲医疗队中的女性》（堪培拉，1961），页512，有关于“前线”、“后方”界限日渐模糊，可能会导致医务人员武装的叙述。据二战时一份报告讲，他们“希望成为战士”，这种想法与他们职责间的冲突给了他们很大的压力，而且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经常粗暴对待或极度纵容士兵的原因。给所有医务官的通报，“军心、纪律和精神健康”，二战中但未注明日期，伦敦档案局之战争部222/218。另见约翰·里斯，《战争对心理学的影响》（伦敦，1945），页18—19。在整个越战期间，全副武装的医务官是大头，不是少数。就像杰克·斯特拉汉回忆的，那些“既乐于被当作杀手也乐于当医者”的医生，并不认为这两个世界在道德上是互相排斥的。杰克·斯特拉汉，“医疗队员”，收J.托普曼（编），《越战文学选集》，增补本（费城，1990），页37。另见医疗队员李·雷诺兹的话，收埃里克·伯哲鲁德，《电闪雷鸣：一战斗师越南体验》（新南威尔士，1993），页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