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滔天罪恶滔天罪恶 4
驻越美军要更残忍。“我们灭过整个的村子，”一名黑人特种伞兵描述说，“我们（都）怕下一个是不是会轮到自己被送上军事法庭或被要求出庭给出不利于自己人的证据。”小阿瑟·伍德利，收华莱士·泰里，《血、血、血：黑人老兵越战口述实录》（纽约，1984），页261。一名老兵在一首名为《我的谎言》的诗中写道：
那可能性当然
是存在的
她或许很纯朴。
但我只能奉命行事。
而且即使
真实与美好的东西，
也不能有例外
所以，
乘她还没有走远
还没有从眼前消失，
我做了
自己
该做的事。克雷格·威登，“我的谎言”，收简·巴里、W.埃尔哈特（编），《非军事区：老兵在越南后》（宾夕法尼亚，1976），页24。
奸淫、拷打和谋杀常常见诸报端。例见比尔·阿德勒（编），《越南来信》（纽约，1967），页42；马可·贝克，《那片土地：亲历者眼中的越战》（伦敦，1982），页50；菲利普·巴尔伯尼，“美莱不是孤例：每位越战老兵都知道的事”，《新共和》，1970年12月19日，页13—15；理查德·博伊尔，《龙之精华：美陆军越南折翅记》（旧金山，1972），页137—139；唐纳德·邓肯，《“绿色贝雷帽”之抨击战争》（伦敦，1966），页9；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埃里克·诺登，《美国人在越南的暴行》（悉尼，1966）；“事关特种部队”，《新闻周刊》，1969年8月25日，页26—33。到上世纪60年代末，人们对越战的失望已与日俱增。这时，许多老兵站了出来“指证”在公众集会时发生的暴行。一次——即1971年1、2月间的“冬季士兵调查”——竟有上百名老兵一齐公开承认目击或参与了暴行。他们要传递的信息很清楚：在越南的战争罪行并不始于（或止于）1968年3月北越连队的作为，其在其他陆军和海军陆战部队也是常有的事。美军师威廉·克兰代尔中尉，收“越南老兵反战协会”，《冬季士兵调查：探究美军战争罪行》（波士顿，1972），页2—3。另见赫伯特·凯尔曼，“战争犯和反战者”，《社会》，12卷4期（1975年5—6月），页18—19；“在对詹姆斯·达弗中尉的审判中讯问霍华德·特纳上尉，1970”，收理查德·福尔克、加布里埃尔·科尔可、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246—247及陆军H.米勒上尉（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某连连长）1970年2月17日致双亲的信，引自理查德·福尔克、加布里埃尔·科尔可、罗伯特·利夫顿（编），《战争罪行》（纽约，1971），页395—396。社会学研究试图把这些论据量化，并证实：所有参加过“激烈战斗”、约三分之一参加过“一般战斗”和8%参加过“轻度交火”的士兵目击过暴行或帮别人杀过非战斗人员。对此类研究的描述，见理查德·斯特雷尔、刘易斯·埃伦霍恩，“越南老兵：适应模式及态度研究”，《社会问题杂志》，31卷4期（1975），页90。连高级军官也不得不承认未能严格执行纪律：对108名曾在越南服役的美国陆军将领的调查表明，他们中只有不到两成认为交战规则“在整个指挥链中得到了严格遵守”。近15%的人称他们“不是特别关心战争的每日进程”。调查的是他们在美莱惨案发生前的看法：道格拉斯·金纳德，“越南再回顾：美国陆军将官态度一览”，《民意季刊》，39卷4期（1975—1976年），页451。61%认为规则得到了“较好地遵守”。部队成员目击或参与暴行的几率并不一律。如果对“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该协会倾向于保守）和“越战老兵反战协会”（该协会更为反战和左倾）的成员进行比较，会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不清楚暴行发生的频率，但有43%的会员称美莱大屠杀只是“孤例”，只有7%的“越战老兵反战协会”会员持相同观点。“越战老兵反战协会”86%的会员认为类似美莱的暴行比较常见或“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而已”，而只有27%的“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会员作如是观。当被问到是否曾目击过杀害平民的事件时，答“是”的“越战老兵反战协会”的会员是“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两倍（40%）。约翰·海尔默，《把战争带回家：美国士兵在越南及以后》（纽约，1974），页202—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