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4
“爱你的敌人”
对家庭纽带的强调可以走得更远。奥斯卡·王尔德的《囚歌》（1896）、艾贝尔·查普曼的《关于游猎》（1908）、W.R.D.费尔拜恩的《从本能到自我》（1937）和伊莱·萨根的《同类相食》（1974）都提出：人“爱什么才杀什么”。查普曼和费尔拜恩还用打猎的比喻来解释这种爱恨交叠的现象。查普曼说过，狩猎爱好者“爱他们的猎物就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30年后，费尔拜恩指出，“猎狐人杀狐也爱狐”的现象可以对我们解答“人为什么会对战争意兴盎然”的问题以启发。艾贝尔·查普曼，《关于游猎：在英属东非打野物并研究鸟类》（伦敦，1908），页302；W.费尔拜恩，“武器和孩子”，《从本能到自我：W.R.D.费尔拜恩论文选——卷二：应用和早期的贡献》（新泽西，1937），页329，首刊《利物浦季刊》，5卷1期（1937年1月）；伊莱·萨根，《同类相食：人类的侵略心及其文化表现》（纽约，1974），页68—69及80；奥斯卡·王尔德，《囚歌》（伦敦，1896）。另见R.马尼基勒尔，“战争走向：从心理学切入”，《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6卷3期（1937）；页230—231。宗教界人士认可了这些隐喻，并常常以此劝诫世人，在杀戮时莫忘记要爱自己的敌人。详见第9章“随军教士”。
多数士兵觉得这不可思议。一战中，一名美国军官在日记里写道：“爱你的敌人！我可没法在杀他们的同时又爱他们。我其实不恨他们，这我承认，可要我爱他们！不可能，我做不到。”无名美国军官日记，年份不详，9月18日，收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196。虽然不至于“爱”，许多战士还是惊奇地发现自己竟对敌人怀有感情。詹姆斯·扬中校在其1915年7月13日的日记中也承认，战争“太奇怪了”：陆军詹姆斯·扬中校，《随第52（低地）师转战三大洲》（爱丁堡，1920），页11，1915年7月13日日记。
一方面，我们同时拥有极度的憎感和不羁的爱意。与生俱来的癫狂至今仍在我们心灵深处潜藏。另一方面，无私的奉献、精神的纯净我们也都具备，即使是对我们欲除之而后快的敌人。这表明内心深处仍有上帝的恩典在，使我们的灵魂不致彻底堕落。
或者就如一战中一名步枪手所说：在“战斗进入白热状态时”，双方的士兵杀起人来“不问青红皂白，也无怜悯之心”，但战斗一结束，“敌意”立刻就被忘记，对待俘虏也“像待我们自己人一样”。赫伯特·麦克布赖德，《步枪手从军》（北卡罗来纳，1935），页209。另见罗伯特·布莱肯，《解剖刀、刺刀和担架：四十载劳逸》（伦敦，1931），页255。作战双方可以互相残杀，但如对方受伤也同样会给他烟抽，如阵亡也同样会予以哀荣。海克特·伯莱索，《战事报告：一战机驾驶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47及科林兹比·道森，《战壕荣光》（伦敦，1918），页13。战士们“从死去的敌兵身上搜集纪念品的认真劲一点不亚于出征前对自己的女友”，在1938年英国心理学会的一次会议上有研究人员指出。W.费尔拜恩，“侵略不可克服吗？”，《英国医疗心理学杂志》，18卷2期（1940），页166—167。即使是闻尸味，在有些士兵也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亨利·科特利，“书信集”，从萨洛尼卡致姊书，1916年10月15日，编号8/139，伯明翰大学图书馆藏。对战士来说，敌人有一种“磁力”。比如一战时，战机驾驶员塞西尔·刘易斯就注意到，战士对敌人的“爱”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但其对敌人的尊敬之情却无可怀疑。他还注意到：
此外，就像每一个战士都知道的，两人如果棋逢对手，那一定会相互吸引。一次我和一架敌军侦察机在三英里的高空周旋，就有亲身感受。我在空中盘旋、转圈，留心看他怎么飞，感受他的飞机的力量与速度，看着他在五十码开外的地方也在审视我，心里在盘算，等候机会出现。我俩都很小心，也紧张，准备施展技艺，给对方以最后的致命一击。假如对方被打中了，驾机在烟火中下坠，那他必将领受英雄般荣光的谢幕。多么勇敢的战士啊！死去的差点就是我。塞西尔·刘易斯，《人马座将起》（伦敦，1936），页45—46。
对手间的相互爱慕在象征层面也有体现。曾有人把用刺刀杀人比作“送对方回家”，且常有士兵声称自己曾看见两具尸体相拥在一起，手中的刺刀都深插在对方体内。列兵安东尼·布伦南，“日记”，1916年7月1日条，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邓肯上尉的信件，引自《前线来信：（加拿大商业）银行官员在一战中所起作用之记录，卷一》（多伦多，1920），页16；“G.G.A”，“刺刀之于马上步枪手”，《陆军评论》，5卷1期（1913年7月），页86—87；艾恩·艾德里斯，《沙漠纵队：一澳大利亚骑兵在加利波利、西奈和巴勒斯坦的战地日记》（悉尼，1932），页57，1915年9月条；锡德·肯普，“追念：西肯特皇家第六军团在1914—1916”，页31，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弗朗西斯·劳，《一人持枪：两次大战回忆录》（伦敦，1983），页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