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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爱恨情仇爱恨情仇 5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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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几近荒诞的残忍不同,前线士兵对敌人竟是模棱两可的态度。正如上文中斯托弗的数据所显示的,没有征战经历的士兵比真正的战士更恨敌人,留在本土的士兵比在海外服役的更恨敌人。其他的见解,见陆军H.洛根上尉,“当前的军事训练”,《陆军季刊》,6卷(1923年4月),页72及迪克森·韦克特,《咱们的小伙凯旋时》(马萨诸塞,1944),页488。前线战士对他们的对手一般都心怀尊敬——甚至有类似兄弟般的情愫。关于亲善最到位的论述,见托尼·艾什沃思,《堑壕战1914—1918:互不相扰政策》(伦敦,1980),页24—47。当时对亲善的记述见斯蒂温·斯泰普顿,“战壕之间”,《当代评论》,111卷(1917年1—6月),页636—644。1914年一战打响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德、英、法三国士兵间的“亲善”甚至成了神话,以致几乎所有士兵都宣称自己违抗了最高指挥部的命令,参与了这一活动。在以后几年,军方加强了控制,士兵们亲善的机会少了,他们甚至引以为憾事。比如在1916年的圣诞,杰拉尔德·丹尼斯就说自己
记不起在过去两年是否有过亲善活动。某种程度上,无人区两边的士兵其实是志趣相投的。我们彼此并不仇恨。大家都倒霉做了步兵,本该相隔铁网站着,不用担心有危险,然后握握手。这该多好!杰拉尔德·丹尼斯,“厨子的珍馐(1916—1918)”,1928年,页129,帝国战争博物馆藏。亲善的例子或见诺比·克拉克,“西线冷枪手”,页10,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及J.戴维,“致帝国战争博物馆馆长的信”,1969年7月20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亲善行为在宗教日最常发生,比如复活节和圣诞节,例见埃德温·贝特,“自传——第三卷:1914—1918”,页23—24,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再就是有人受伤时(“两人相互搂着肩,就像情侣,”克利福德·尼克松写信给父亲说)。克利福德·尼克松,“一缕记忆”,页83,朗从法国致父书,1917年8月25日,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另见M.比亚教士,“书信文件集”,落款1917年9月17日的信,帝国战争博物馆藏。当不得不端详自己就要杀死的敌人时,这种友善也会发生。塞西尔·H.考克斯就无法做到不动声色地杀人。在意大利北部某次战役中,上级命令他占领一座岛:
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德国兵向我这边走来,可就在这一刻却不忍心下手,于是垂下了枪。他见我这么做,也放下了枪,喊道“杀了我你到底能得什么好?我有(原文如此)不想杀你。”他和我一道往回走,还问我有吃的没有。那一刻我顿时宽慰了很多,随即把我的野战口粮和压缩饼干给了他。塞西尔·考克斯,“一战经历”,页2,帝国战争博物馆藏。
同性爱/恨
同性爱恋的产生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暴力,论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W.斯泰克尔在其《施虐狂和受虐狂:仇恨和残暴的心理分析》(1953)中认为仇恨与性的快感有关:“人之所以残暴,是因为这一野蛮行为可以带来快感,”他写道。W.斯泰克尔,《施虐狂和受虐狂:仇恨和残暴的心理分析》,卷1(纽约,1953),页12及31—32。人类学家德里克·弗里曼1964年的时候注意到,目赌毁灭性行为或向别人施加痛苦时,人常会有快乐的表示(如大笑)。德里克·弗里曼,“从人类学角度看人的侵略性”,收J.卡锡、F.埃布灵(编),《侵略的自然历史》(伦敦,1964),页113。精神分析学家拉尔夫·R.格林森在1968年一次讲座中着重分析了人类应对暴力的多种方式:畏惧、内疚与兴奋、迷恋交织。拉尔夫·格林森,“暴力吸引人的地方”,收格林森,《关于爱、恨和美好生活》(麦迪逊,1992),页187—199,1968年作的讲座。近来,艾德里安·西泽在其《像男人一样去应对:苦难、性欲和战争诗人》(1993)中提出,鲁珀特·布鲁克、齐格弗里德·萨松、威尔弗雷德·欧文、罗伯特·格雷夫斯等诗人的战争经历与其潜在的施虐受虐症患间是有联系的,并声称这种反应在军人中较为普遍。西泽还质问,人类为什么得互相残杀“以表达对彼此的和婉、温情、体贴和关爱”?艾德里安·西泽,《像男人一样去应对:苦难、性欲和战争诗人》(曼彻斯特,1993),页234。
性的隐喻在战争叙事中反复出现,这使人们开始注意“杀戮欲”与“性欲”间的关系。到20世纪60年代,精神分析学已渗透到文学语言的每一个角落,以至在战争的小说化叙事中使用这种隐喻已成风尚。丹尼尔·福特的《发生在穆克瓦的一件小事》(1967)和约翰·卡罗尔的《象征士兵》(1983)中便有两个寻常例子(一个发生在美国,另一个在澳大利亚)。在福特的小说中,杀人就好像强奸,两名战士“像爱人般扭作一团”:
然后都倒下了……(史蒂芬)从枪套中拔出刺刀,插入查理的肋部。刺刀碰到了骨头还是什么东西,可怜的查理扭着身子,两脚乱踢,指甲撕扯史蒂芬的手……(史蒂芬)抽出刺刀,就要斩断查理的喉咙。血溅满了他的手。丹尼尔·福特,《发生在穆克瓦的一件小事》(伦敦,1967),页146。
卡罗尔写主人公切开一位老者喉咙后“宁静”的表情,同样充满暴力,不过重点不在插入而在高潮:
你可以看见萨维奇受到了极大的震颤,诧异于自己的行为——好像刚刚完成了一次美妙的交媾,仍想沉浸其中。没错,他满脸发光——那种纯粹的快感,只有性爱才能给予。约翰·卡罗尔,《象征士兵》(维多利亚,1983),页215—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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