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8
爱尔兰人天生好斗，曾是许多人的共识。见詹姆斯·费舍尔，《爱尔兰兵团在佛兰德和达达尼尔海峡的不朽事迹》，1辑（都柏林，1916）；丹尼斯·格温，《雷蒙德的最后岁月》（伦敦，1919），页201；约瑟夫·基廷，“泰恩河畔的爱尔兰部队”，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28—129；G.肯尼迪教士，《一位随军牧师的峻语》（伦敦，1918），页35—36；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3及158；迈克尔·麦克多，《爱尔兰人在索姆河》（伦敦，1917），页26—27及114；N.马洛，“爱尔兰的精神”，《英伦评论》，6卷1期（1915年7月），页4及9；兰德尔·帕里什，《一个爱尔兰士兵的故事》（伦敦，1914），卷首插图及页343。他们生来非兵即僧，是句俗话。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11。与之有密切关系的是其士兵特别勇猛的共识：事实上，正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比英国兵更勇猛，所以军事指挥官才特别愿意把他们选入“导弹部队”。陆军史蒂芬·格温上尉，“爱尔兰兵团”，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49及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67。其胆量、“闯劲”和积极主动无人能及。阿尔弗雷德·奥拉希利教授，《耶稣会威廉·多伊尔神父：宗教研究》（伦敦，1925），页439；丹尼斯·格温，《约翰·雷蒙德的一生》（伦敦，1932），页404；亨利·汉纳，《苏乌拉湾的战友：皇家第七都柏林燧发枪团》（伦敦，1932），页7；约瑟夫·基廷，“泰恩河畔的爱尔兰部队”，收费利克斯·拉维里（编），《伟大的爱尔兰将士和政治人物》（伦敦，1920），页145；S.克尔，《爱尔兰兵团的作为》（伦敦，1916），页135；迈克尔·麦克多，《前线的爱尔兰人》（伦敦，1916），页124；J.麦肯齐，《欲望之箭：国民性格及前景论文集》（伦敦，1920），页182及196—197；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66—567。正如诗人艾丽斯·库克所说：爱尔兰士兵“战壕里最优秀，拼杀时不落后”。艾丽斯·库克，《爱尔兰英雄在红色战争中》（都柏林，1915），页16。另见页19—20。这种近乎本能的好战欲也被用来解释在爱尔兰超军事组织遍地生根的原因。自由党作家哈罗德·斯彭德曾于1916年在《当代评论》上撰文说：
当前游离在英国陆军和民族义勇军之外的爱尔兰青年不会乐于置身一场世界性混乱以外。在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超级唐尼布鲁克集市［始于1204年，每年在都柏林郊区举办，以喧闹混乱闻名，1855年被取缔——译注］时，别指望爱尔兰人会坐在炉边悠闲地烤火。战时的爱国心虽然摇摆不定，但对战争的喜好却没有丝毫泯灭。一度超然的人们……开始转向可能的暴力形式。哈罗德·斯彭德，“爱尔兰人与战争”，《当代评论》，110卷（1916年11月），页570。
换言之，爱尔兰人满腔的进攻欲亟待释放——要是不能老老实实地服役，就只有投身其他形式的武装冲突。征兵率偏低虽会引来对爱尔兰人缺乏活力的指摘，但其“灵魂”处仍深藏着尚武精神。如有人竟敢否认，会被喝“滚开”，甚至成为谩骂的对象。“爱尔兰征兵情况令人满意吗？”，《联军杂志》，新辑，51卷（1915年4—9月），页567及571。
爱尔兰人天生善战的神话在上世纪初不可思议地成为人们的信条，整个20世纪没有人对它产生过怀疑。二战时，在突击队中他们极为抢手，就是因为嗜杀成性（分列二、三的据说是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戈登·霍曼，《突击进攻》（伦敦，1942），页53。该观点甚至得到历史学家的赞同。在其无所不包的《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1973）中，谢尔弗德·比德韦尔欣然评论说，有的种群，如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和廓尔科人，可谓“尚武之族”。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战具与战术》（伦敦，1973），页146。在《好战的爱尔兰人》中，肖恩·麦坎把他们描画为“性情急噪……在任何历史阶段，不论对错，从不甘于寂寞，有机会总要施展一下”。肖恩·麦坎，《好战的爱尔兰人》（伦敦，1972），页9。另见陆军上将约翰·哈基特爵士序，陆军A.布雷丁准将，《爱尔兰士兵史》（贝尔法斯特，1987），页Ⅹ。连彼得·卡斯坦也在其学术著作中认可了“爱尔兰人好斗”的说法：没办法，他们就是天生爱干架。彼得·卡斯坦，“英军中的爱尔兰士兵，1792—1922：被收买还是被控制？”，《社会史学刊》，17期（1983），页40及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