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9
跟所有真正的英雄一样，爱尔兰士兵也特别善使刺刀。列兵罗伯特·麦格雷格1915年致父书，引自艾米·格兰特，《善恶对决：一战书信集》（波士顿，1930），页91—92及S.克尔，《爱尔兰兵团的作为》（伦敦，1916），页47—48及103。用都柏林第八军团威廉·多伊尔神父的话来说：“我们本可以生擒更多的人，都怪这鲁莽的爱尔兰人，这个危险的家伙只要摸着刀就要在每人身上戳好几个窟窿才完事。”阿尔弗雷德·奥拉希利教授，《耶稣会威廉·多伊尔神父：宗教研究》（伦敦，1925），页473。爱尔兰的宣传机器也拿这点大做文章。S.巴涅尔·克尔在《爱尔兰兵团的作为》（1916）中称，“爱尔兰士兵尤好近身作战。这种打法早已融入其血液，是与生俱来的。躺在战壕里等着‘中枪子’是他们最无法忍受的，这倒和法国人相似；爱尔兰人要的就是‘起来干他们’”。S.克尔，《爱尔兰兵团的作为》（伦敦，1916），页47—48。
如果说爱尔兰人是天生的斗士，勇武世人皆称道的话，那美国黑人就正好相反，被认为是厌战、怯懦的典型。从历史来看，这并不符实。事实是，黑人士兵在美军服役的历史很是久远，且有着骄人业绩，直到一战爆发前都是这样。其勇武一以贯之，从独立战争、美英战争到南北战争、美西战争。摘要见霍勒斯·邦德，“一战前美军中的黑人”，《黑人教育杂志》，7卷（1943），页268—287。但一战中，他们却被安排在勤务而非战斗部队，使得四分之三的黑人士兵整个战争期间不得不在非战斗部队服役。查尔斯·威廉斯，《黑人士兵趣闻》（波士顿，1923），页27。二战时，军方故意以黑人在美国人口中比例为限来招募黑人士兵，也就是说，每十名美兵中只有一个是黑人。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494。而这为数不多的黑人士兵又有四分之三是军需兵、工兵或运输兵。黑人士兵在整个陆军中占10%，但在勤务部队中就有20%，在“一般性”士兵中占了15%，在战斗部队只有5%。尤利西兹·李，《招募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页453—454。一战中，有首军谣这样唱道：
黑人兄弟只能用铲子和锄头打仗——
老天爷，您睁眼可怜可怜我们吧。约翰·奈尔斯，《唱歌的士兵》（纽约，1927），页48。奈尔斯认为黑人士兵唱歌不错，可打仗不行（页Ⅸ）。
虽然军方赞赏黑人对勤务部队的贡献，但不让他们上阵冲锋，还是被认为是对其勇武的直接否认。
这一政策背后有明显的种族歧视。美国空军最初就有这样的论断，说黑人（和日本人一样）不会驾驶飞机；等被事实驳倒了，又说他们打仗不勇猛，即使敌军防空火力“微弱、不准”也怕得要死。尤利西兹·李，《招募黑人士兵》（华盛顿特区，1966），页453—454。约翰·理查兹在一战时指挥一支黑人部队。他认为黑人士兵“身体素质好”，适于阅兵表演，忍耐力强，而且忠诚，“能无畏于枪林弹雨，勇往直前”，理查兹写道。但因为他们怕黑，进取心弱，易陷于恐慌，所以总的来说在战争中用处很有限。黑人不像英美人那么好斗，且易受他人影响，常开小差。理查兹继续写道：
你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可做起事来总是稀里糊涂。这可能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缺乏白人那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弹如雨下时，正是这种精神显现、我们受到激励之时，“德国佬根本不是我的对手，胜利终将属于我”。
在黑人士兵、军官中这种信念很少见。理查兹写道：“他们还都是孩子。永远无法长大，即使在炮火下也一样。”1926年，俄克拉何马大学某社会学教授也附和其观点，认为黑人士兵与生俱来的孩子气和对长官的完全信赖，使得“卓越的领导”成为保证其战斗力的最重要因素。他坚持认为，最好的黑人部队都是“德才兼备”的白人军官带出来的。约翰·理查兹，“与黑人士兵共处”，《大西洋月刊》，1919年8月，引自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33—236及239—240。巴勒德上将关于一战期间黑人士兵表现的报告也作如是观。他在日记中称，这些黑人士兵简直就是
窝囊废。且不说上阵杀敌，他们就连自己也照看不了。指望他们冲锋陷阵根本就是痴人说梦。我随军已三周，却无法让他们哪怕向敌人发起一次进攻。他们不是当兵的料。巴勒德上将的报告，引自杰罗姆·道得，《黑人在美国人的生活中》（纽约，1926），页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