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5
寻求“战斗力的科学度量”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有些精神病学家直言不讳，精神病人甚至同性恋倒可能是当兵的好材料。这让心系军人名声的士官很尴尬，因为这一结论的逻辑推衍就是，征兵时就不该把这些人排除在外，对正在服役的也不该开除——至少在正缺人手的紧急关头是不对的。
军人，包括值得、也广受尊敬的J.F.C.富勒上尉，有如下言论不足为奇。富勒就说
劳动力市场的失意者，甚至有犯罪污点的人，倒常常有股与生俱来的“蛮”劲，战场上的表现要好过他们温良的战友。陆军J.富勒上尉，《本土防卫步兵训练津指：从招录到训练》（伦敦，1913），页2—3。
这让很多军官不知该如何处理，H.W.威尔斯医生就遇到过这样的事。一战时他是第四军的一名神经病专家，曾收到一个短笺，询问该如何处理一名酗酒的士兵。短笺说这名士兵
突然跑到通讯战壕里，嘴里不停地咕哝着“该死的东西”。到了前线，他突然翻过胸墙。我们都以为他会用机关枪，可没过多久就听他不知道在怪谁鸡奸。然后露出头来，揪着一个德国军官的后领，一面还踢他。接着就掉下堑壕来，嘟哝了一句“在弹坑里找到这家伙的，正鸡奸呢”，就晕了过去。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也不知道是该推选他拿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呢，还是该把他送上军事法庭。所以才把他带到您这儿来。H.威尔斯博士，“医学史脚注……一般方面：炮弹休克”，第1条，页6，利德尔收藏。
心理学家约翰·T.麦克迪在一战结束时曾说，好士兵“应该多少天生是个屠夫，谁比他傻听谁的”。约翰·麦克迪，《战争恐惧症》（剑桥，1918），页129。从二战到越战，由骁勇士兵组成的精锐部队无一不把“牛仔”式的人物、出狱的少年犯和蹲过大牢的人作为征召目标。有人说过，“平时最能惹事的”打仗最在行。陆军伍泽尔·恩特中尉，其访谈收鲁迪·托默迪，《没有号角，也没有战鼓：朝鲜战争口述实录》（纽约，1993），页19；马克·莱恩，《美国人访谈录》（纽约，1970），页140；艾尔·桑托利，《生命的全部：三十三越战老兵口述实录》（纽约，1981），页201—202；希拉里·桑德斯，《绿色贝雷帽：突击队的传奇故事1940—1945》（伦敦，1949），页39；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适应部队生活，卷一》（普林斯顿，1949），页329。
对“坏小孩”冷嘲热讽是一回事，用科学论证战场英雄多出自变态、强迫性神经病患者、过失或预谋杀人犯、监狱假释出来的人，就是另一码事了。陆军E.福特少校，“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扶养中的原则及问题”，《战争医学》，8卷1期（1945年7月），页30；伊莱·金斯伯格、约翰·赫默、索尔·金斯伯格，《精神病学与军方用人政策：二战经验的重估》（纽约，1953），页18；陆军艾伯特·格拉斯上校、陆军卡尔文·德雷厄中校，“意大利战役（1944年3月1日—1945年5月2日），精神病学在师级部队”，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罗伊·格林克、约翰·斯皮格尔，《千钧重担》（伦敦，1945），页12；阿瑟·海辛，“神经精神病学在空降师”，收陆军哈尔·詹宁兹中将（编），《神经精神病学在二战中——卷二：海外战场》（华盛顿特区，1973），页396—397；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爱德华·斯特雷克、肯尼思·艾普尔，《精神病学与现代战争》（纽约，1945），页13。有精神疾患的战士很重要，公众应给予他们的服役以更高的奖偿，达拉斯·普拉特少校和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在1947年说。陆军达拉斯·普拉特少校、亚伯拉罕·诺伊施塔特，“患精神病士兵的战斗记录”，《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9期（1947年9月），页809—811。精神病学家也曾试图软化他们的说辞，指出部队可以“好好利用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让他“爬出战壕，往前冲，收拾敌人”，然后再“传令嘉奖”，以示褒扬。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另见艾伯特·格拉斯、弗朗西斯·赖安、阿迪·鲁宾、C.勒马纳、安东尼·塔克，“精神病预测和军队战斗力：第二部分”，《美国三军医疗杂志》，7卷11期（1956年11月），页1581—1582。把他们留在后方纵然危险（他们可能攻击别的士兵），关于其不利方面，例见陆军E.福特少校，“战斗机轰炸机飞行员扶养中的原则及问题”，《战争医学》，8卷1期（1945年7月），页30；陆军阿瑟·海克少校、陆军马文·普莱塞特中尉、陆军菲利普·格雷纳中尉，“服役训练期间的精神病问题”，《美国精神病学杂志》，99期（1942—1943年），页38—39；威廉·波特，“军事精神病学与选拔征兵制”，《战争医学》，1卷3期（1941年5月），页370。但只要让他们在前线，就算控制住了一帮铁面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