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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英雄背后英雄背后 4

书籍名:《面对面的杀戮》    作者:乔安娜·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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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1914—1918年间,征兵时要进行体检,以淘汰过于瘦小、不适于打仗的人,也是为了甄别两种人,一种在硝烟弥漫的战场表现最佳,另一种则更适合在后方工作。当时的新兵被分为四等。分属哪个级别,主要看体形:身高、胸围、体重是主要判断依据。把新兵按健康状况分为四类,既是因为认识到阳刚气和战斗力之间存在正相关,也是基于身体健康的医学标准。相关讨论见乔安娜·伯克,《肢解男性:男人的身体、英国和一次大战》(伦敦及芝加哥,1996),页172—173。有评论人员认为,军方没有采取足够努力来寻求对“战斗力的科学计量”。查尔斯·伯德和G.斯坦利·霍尔(两人都执教于麻省克拉克大学)是颇有影响的心理学家,他俩不约而同地建议军方采用法国盛行的形态学,把人分为四种身体类型(肠胃的、呼吸的、肌肉的、大脑的),每种都对战斗力大小有重要影响。“肌肉型”的人——一般是四方脸,长得有横有竖,四肢发达,身材匀称——应派往最危险的前线。“肠胃型”——平顶金字塔的头,消化器官较常人大,躯干粗壮,四肢短小,胸腔也小——适于防守,要是有人敢打补给品的主意,他们是会出手的。骑兵和飞行员应当从“呼吸型”里挑选:他们胸肌发达,脸也大,最宽是在鼻子那条水平线。“大脑型”的人虽然矮小,却有很大的韧劲;尽管情绪容易失控,却是很好的将才。查尔斯·伯德,“离家上阵:士兵心理研究”,《美国心理学杂志》,28卷3期(1917年7月),页323—324;A.谢卢、利昂·麦克奥利弗,《医疗形态学:四种身体形态研究》(巴黎,1912);G.霍尔,“顺应战争而发展的心理学的实际应用”,《教学研究季刊》,26卷(1919),页83—84。这样的四分法与早先黏液质、多血质、胆汁质、神经质的划分不无相似之处。
这种大而化之的分类虽然一战后就销声匿迹,但该理论并没有完全被唾弃。直到上世纪20年代,勇武还是靠体格来衡量的。所以才会有新西兰医疗队的A.D.卡贝里中校在1927年澳洲医务工作者大会上提出下面的标准,作为是否应吸收某人入伍的依据:
第二性征也应在考察之列:生殖器的发育情况,体毛的分布,尤其是上阴毛的轮廓怎样,头皮、眉毛怎样,骨盆的大小,还有脂肪在全身的分布等等。盆腔过小,体毛、脂肪分布近于女性的或第二性征发育不完全的男性,一般不会成为好士兵。陆军A.卡贝里中校,“招募新兵的医学考虑”,《澳洲医务工作者大会会刊(英国医学会)之第二次会议记录:达尼丁,1927年2月3日—10日》,1927年11月12日,页369。
到二战时又增添了个性考察和简单的健康检查作为补充。研究人员又设计出了通过“观察体格来判断阳刚气”作为挑选士兵的办法。按这种办法,“正常人”(也就是没有内分泌失调的男性)可以按是否具备“男性气质”分为高、中、低、差四级。“阳刚气十足”的人应很精瘦,臀部比肩窄,胸腹部要平,股间要有空隙,“腿肚内收明显”,阴毛应向肚脐聚拢。这些人应立刻派上前线。男性气质低的一般外形绵圆,肌肉不多,臀比肩宽,胸部浑圆,“腹部像女性一样隆起”,两股距离近,“腿肚外凸”,阴毛向两侧偏聚。与“真汉子”不同,他们的手臂总是屈着(过度放松)。这样的人打仗不会很厉害。1943年,英国皇家军官训练队测试了该理论。在那些“阳刚气十足”的人中,41%被列为优秀军官候选人;男性气质一般的人中这一比例是11%;在低、差的人中,竟没有人可选。克拉克·希思、W.伍兹、L.布鲁哈、C.泽尔策、A.博克,“选人:战斗人员挑选速法”,《内科年报》,19期(1943),页415—426。另见克拉克·希思,《什么是人:正常青年男子研究》(马萨诸塞,1946)。这样,战斗力高低便与体格挂上了钩。
但实际情况却表明,从人的身体看他是否骁勇实在不可靠。二战开始后,新一代的军事研究人员突然造访各训练营,不是捣鼓数字,就是找人谈话,再就是附会关联。其中影响最大的是S.L.A.马歇尔和塞缪尔·A.斯托弗。尽管后来发现马歇尔的数据极不可靠,但他的战斗力应以集体而非个人论、因此训练必须贯穿群体动力学原理的观点,彻底变革了英、美、澳三国的训练体制。斯托弗和他的同事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在超过12000人样本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不仅“初级群体”要重视,愉悦感也不能忽视。好战士在战前总会有强烈的杀人欲。这有数字为证:日后表现突出的士兵中有48%说杀日本人是种享受,表现中规中矩的士兵有此观点的占44%,而不擅打仗的人持此观点的只占38%。塞缪尔·斯托弗等,《美国大兵:战时与战后,卷二》(普林斯顿,1949),页34—35。因此,二战时重点放在了人的性格上,与之相关的“群体性格”地位甚至更高。只有那些对有战斗力的群体高度依赖,受其保护,并视集体利益为自身利益的人才可能成长为最优秀的战士。陆军马丁·施泰因上尉,“神经官能症和集体诱因”,《美国陆军医疗部简报》,7卷3期(1947年3月),页318。到1942年,战争中的英雄主义已不是个人品质加上/或者几个人的功劳,而成了团队所表现出的素质;战争影片记录了这一变化。珍妮·贝辛格,《二战电影:一个题材的解剖》(纽约,1986),页36—37。当然,传统的战争英雄还是有他的地位,但他现在成了群体的产物,不再被视作“天生”的战神,血液里(或胆里?)流淌着所有的理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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