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战争欢愉引言 3
20世纪的战事已全然机械化，这一点已成共识。科技武装战争；参战兵士渐少。一战时，每一人参战，就有8人支援。二战时，支援与作战人数之比已为12∶1。及至越战，在驻越的280万士兵中，实际参战者不足30万。理查德·加布里埃尔，《疆场苦痛：现代战争于人精神之影响》（纽约，1988），页26—30。作战与勤务人员比之低在某些兵种，譬如空军中尤为突出。杀人愈加机械，技术实一肇因。一战时，杀一人（平均）需子弹1400发。索姆河一役，每射中德兵一人需30发炮弹。当时两军对垒，几乎不打照面。二战末期，每27500平方米才有一人（对比美国内战时，每257平方米即有一人）。肯尼思·麦克塞、威廉·伍德豪斯（编），《企鹅现代战争百科全书》（伦敦，1991），页111。“区域攻击武器”如榴霰弹、毒气弹等，可实施远程间接打击，虽有死伤，却不惨烈。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六成以上伤亡皆由烟火弹、迫击炮、空投弹引起，而（不同于常人想象）刺刀致伤不到百分之一。A.巴特勒上校，《澳军医疗服务正史1914—1918：卷二》（堪培拉，1940），页495及理查德·霍姆斯，《火线》（伦敦，1985），页210。另见陆军J.富勒少将，《讲演集》（伦敦，1931），页14—15。丘吉尔尝言，现代战争聚积了“巨大的动原”，“使人为机器所戮”。又云，杀戮“已成产业，与芝加哥宰牲无异”。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引自罗纳德·克拉克，《军方科学家之得宠》（伦敦，1962），页17。
但本书始终强调，死亡依旧可以体验，是技术无论怎么进步也无法改变的事实。战士可以想“见”敌人饮弹的景象，借此估摸手中武器的威力，甚至悬想杀伤时的具体情形。上述心理活动，尤以无法亲见敌人饮弹时最为经常。威廉·J.西蒙有诗论越战，名《吾乡》，诗云：
人都叫我大刀乔基：
丛林里满地血污
皆我所赐，死者模样
今儿才真切见到。威廉·西蒙，“吾乡”，收拉里·罗特曼、简·巴里、巴兹尔·帕奎特（编），《情感与理智的胜利：越战老兵诗集》（纽约，1972），页42。
个体的经历、悬想，以及对战斗场面的描摹，都是本书重点。其实，把敌人想象成个体，不仅于精神、心理有益，还能减轻盲目杀戮带给人的冲击。
所以，技术虽可用来杀人，却无法麻痹良心：死伤毕竟是不争的事实。所可奇者，士兵对情感交流、自身责任的倚重，哪怕高新技术也难改变。其实也不怪，其信札日记让人感动的地方，正是因为其没有“麻木”。即利弗顿的采访对象，在苦楚中仍尽力明了自己作为死亡使者的角色。其实，用“麻木”来形容置身事外、漠然观战的平民或许更为恰当：真正杀人者，其心难安，离“麻木”反远。
对个人德行的坚持，在战士中尤其普遍。战士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其行为也并不只代表个人：战时与平时杀戮的区别在于，在战时，上至国家、军队，下至连、排，战友都亲如手足、彼此关照。无论军、民，暴力常借机构之名以行：借“外物使然”行平素未敢之事，何其多也。研究此种情形，最著名者为斯坦利·米尔格兰，见其《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号），页57—76；“顺从之行为研究”，收A.叶齐奥尼、W.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米尔格兰之洞见，他人有所借鉴，如厄文·斯陶布，《恶之根：种族灭绝与其他群体暴力的起源》（剑桥，1989），页43。很多士兵以“执行命令”为由为自己开脱，后面还要谈到，但也不应夸大。是说漏洞亦多：究竟如何甄别命令是否“理所应当”？而且，遵从上级命令与为自己行为负责也未必不合。曾有实验考察“外物使然”与承担责任之关系，颇有趣，见戴维·曼泰尔、罗伯特·潘泽雷勒，“遵命与负责”，《英国社会和实验心理学杂志》，15期（1976），页239—245。百姓乐于宽宥军人，使之免为其战场行为负责，古今皆然；倒是士兵自己急于延揽罪责，裁判他人举止，己行亦任人评说。史家在评点过往人物时向来出言谨慎，例见理查德·库恩，“纪事”，收霍斯特·布格（编），《二战之空战举凡：各国情况对照》（牛津，1976），页40—41。但如果要给古往今来征战之人以一公平、合理的归宿，舍此并无他法。在很大程度上，上世纪战事之主角，首为平民，其次才是军人，且后者入局，实历史弄人。他们满腔热情投入战斗，只为证明战时杀戮之正当，且多愿为己行担责任。人非草木，迁罪长官固然方便，但心中罪感无法一并移去。描述战时经历，非有个人的信念支撑不可，这样的例子俯拾即是。这不是说外因与己责难以确定：士兵在战争中必然会遇到难解的冲突。所谓责任，虽有悖常理、无可名状、复杂难解，但战士怀此念，也非矫情。战争中人亦需做道德判断，史家虽可踌躇、斟酌，但众兵士的道德星空却未可漠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