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战争欢愉引言 2
高射炮兵更难见血（女兵可以指挥开炮，即是明证），但间或也能见到弃机、坠地、身死者（1943年，曾有一英国陆军中尉说道，“对他们是铲是埋，竟不知该如何处置”）以及本方士兵的欢呼。安东尼·厄温，《步兵军官：琐忆》（伦敦，1943），页66。一战时的飞机既重且慢，敌机与炮手距离尤近。例见沃尔特·布里斯科、H.斯坦纳德，《空军上尉保尔：维多利亚十字勋章及优异服役勋章得主、空军指挥官保尔的军事生涯》（伦敦，1918），页139及214。及至二战，战机驾驶员的“空斗十诫”中仍有“未见敌军眼白不得开火”的规定。引自某南非战机驾驶员所藏之“空斗十诫”，收加文·莱尔（编），《空战文选1939—1945：切身体验》（伦敦，1968），页45。关于近身空战，见海克特·伯莱索，《战事记录：一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54，摘自署名“约翰”的飞行员信件，1940年（不确）4月10日；博伊德·凯布尔，《空军于役》（伦敦，1918），页75；约翰·弗洛赫蒂，《勇气与光荣》（费城，1942），页139；A.怀特豪斯，《身近天堂，如在地狱：皇家陆军航空队高射炮兵历险记》（伦敦，1938），页44。是时，曾有英军飞行员接到命令，要求他飞临已中弹的德军潜艇，扫射敌军残勇作为机枪练习。见K.穆尔、亚历克·吉布的访谈，收海克特·伯莱索，《战事记录：一空军飞行员的故事》（伦敦，1943），页10—11。这些听来激动人心，实战中却未必常见。下文会讲到，在某些战区（如二战中的太平洋战区、越战的诸多战役）和兵种（军中精英、擅长奇袭近战的突击队是最显见的，即使以刺刀、榴弹营生的步兵亦然），贴身近战其实常见——尽管言者只是宣泄、寻慰，未必据实以呈。战例虽寡，但站在战士角度，实关乎生死，故常绘声状之（有时不免失实）。对杀戮细节如此在意，在全部战史中都可以见到，野史如是，正史亦然。
取人性命不是寻常举动。本书会重温战时飞鸿，比如约翰·斯朗·瑞德尔·霍奇森就在叙述杀戮之余，并呈家庭琐事，两部分相合无间。1915年3月28日，他驰书父母，为寄袜事言谢，并说：“役中，（袜子）总是多多益善，整日杀戮时尤然”。其战时书信，语调、情绪皆如此。一年后，称自上封家书后“尽在杀戮”，“惟一例外：某日，终日瓢泼，枯坐帐中”。约翰·霍奇森，“一年轻士兵的家书：致父母书”，1915年3月28日及1916年1月19日，伯明翰大学图书馆特藏。
本书每一章都将介绍一名像霍奇森这样参加过一战、二战或越战的“普通”士兵，其家境、国籍都未必相同。有正规军，也有志愿兵以及被强征入伍的；但都说自己“就是一普通人”。其实人性之恶不必归罪乱世。即如你我之类“常人”，所做各种暴虐事，亦未可胜数：这一点已有无数研究证明。最为人知者，有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庸常的邪恶实录》（纽约，1965）；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牛津，1989）；克里斯托弗·勃朗宁，《寻常人：后备警察101营与波兰大屠杀》（纽约，1992）；丹尼尔·戈尔德哈根，《希特勒的帮凶：德国百姓及纳粹大屠杀》（伦敦，1996）；雷尔·希尔伯格，《犹太人之欧洲受难》（伦敦，1961）；斯坦利·米尔格兰，“顺从之行为研究”，收A.叶齐奥尼、W.温林斯基（编），《战争与止战》（纽约，1970），第5部分，页245—259；斯坦利·米尔格兰，《对权力的服从：实验主义观点》（纽约，1974）；斯坦利·米尔格兰，“对权力服从与否之条件研究”，《人际关系》，18卷1期（1965年2月号），页57—76；厄文·斯陶布，《恶之根：种族灭绝与其他群体暴力的起源》（剑桥，1989）；菲利普·津巴多、克雷格·汉尼、柯蒂斯·班克斯，“仿真监狱里的人际交往”，《犯罪学及刑罚学国际研究》，1卷（1973），页89—90。
现代战争中的暴行多因“道德麻痹”或“外物使然”而生。能杀戮无数而无动于衷，皆因杀人者实（其身心所系之）技术也。以二战为例：莱文沃思堡曾有顾问注意到，士兵们一谈到“某某武器性能优良”，总是眉飞色舞。他还注意到，他们全部注意力都在武器的物理、弹道性能上，根本无暇考虑这些金属“臂膀”的恐怖、残暴。爱德华·麦克唐纳，“社会调教以利黩武”，《社会学与社会研究》，29卷6期（1945年7—8月合刊），页449—450。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弗坦在越战中亦有类似观察。他的《战后归乡》（1974）中，有技术使人“杀而不觉”的观点。“做事”的熟练程度、物质激励下的内部竞争，再加上“技术使然”的幻觉（既有武器在手，何妨物尽其用？），会使人身不由己、盲目杀伤。罗伯特·利弗坦，《战后归乡——越战老兵：非被人害，亦不害人》（伦敦，1974），页350。另见谢尔弗德·比德韦尔，《现代战争研究：战士、武器与理论》（伦敦，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