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李飞道
一
1989年，父亲从山里的伐木厂调到了县城的工厂，母亲依旧要留在山里工作。父亲不愿离开她，但母亲态度坚决，还发了火：“儿子7岁了，如果进不了县城读更好的小学，长大后会像我们一样吃没文化的亏！”
为了成为“有文化”的人，7岁的我随父亲进了县城，而母亲4年后才调到县城。父亲选择去县里的国营印刷厂，他有自己的理由：印刷厂印图书，儿子天天有免费的书看，怎能不成才？
父亲报到时，印刷厂的公房已经住满了，他只能去厂外租房。父亲找到故交老何。老何早他几年来县城，靠做木材生意起了家，在城郊接合部的马路边购地建了两层砖楼，有4间房。
父亲对老何竖起了大拇指：“几年不见，真了不起！”这句话既表达了佩服，又隐含了降低房租的期待。
老何却只顾自夸：“两层楼算什么？这只是开始，等生意做大了，我修6层楼。”
父亲饶有兴致地听老何吹嘘了半天，以为房租优惠有望，谁知临了，老何拉住父亲的手，笑着说房租的事得和他老婆去谈，他管不着。最终房租也算是优惠了，每月60元——父亲当时的月薪是140多元。
就这样，我和父亲住进了老何家2楼的一个40平方米的单间。上楼要经过一段没有护栏、没有电灯的楼梯，悬空的楼梯下面是一条淌着污水、散发阵阵恶臭的排水沟。走这段路没人会开心，除了我。因为父亲发明了一个属于我们俩的游戏——每当要爬楼梯了，他就问我：“准备好了吗？”我说：“准备好了。”于是我们俩深吸一口气，开始憋气爬楼梯，谁先吐气谁就输了。父亲总在到达家门口时弯腰摸胸，难受地说：“哎，受不了了，你赢了！”
一年后，印刷厂的家属楼终于空出了一间房，我和父亲可以搬进厂里住了。新家在一栋6层砖楼的1楼，面积不到20平方米，采光、通风都是全楼最差的。屋子里只有一个小房间和一个地窖般的厨房，家具只有两张床、两个衣柜和一些桌椅板凳。
我想，之前这些家具摆在老何家40平方米的单间里已显得拥挤，这小房间怎么放得下？显然，我低估了父亲，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搬家具，经过一系列折叠拼凑、排列组合，所有家具都顺利地进了屋。
我大失所望，觉得印刷厂的公房还不如老何的房子住得舒服。父亲拉我走到窗边，指着窗外说，前面的车间外边有个废品池，里面都是残次的印刷品，有故事书、儿童连环画，谁都可以捡。
我仔细一看，果然有个红砖堆砌的池子，顿时来了兴趣。
父亲又说：“你说如果有连环画，这栋楼里的小孩，谁离那个池子最近？”
“当然是我！我要去捡。”
几天后，我果然在池子里捡到了故事书，但并没有小朋友和我抢。我兴奋地跑回家看了几页，发现有几页缺了，还有几页字迹模糊。
父亲指着自己的脑袋说：“你看，我们看故事书是为了激发想象。这些空白处，你正好可以发挥想象，你想让主人公怎样，他就怎样，这多好。”
二
印刷厂的小房子承载了我童年的记忆，其中很多记忆都跟厕所有关。
我家的厕所很奇特，它不在屋内，而是在过道上。厕所门与我家大门之间相隔不到1米，而且朝同一个方向。从外观上看，仿佛我家和它正好组成了一男一女两间厕所。因为位置特殊，过路的人都可以使用我家的厕所。但不是每个借用的人都记得便后要冲水，也不是每个人都记得要从内侧锁门。
有一天晚上11点，我们正在睡觉，听到外面有人不停地撞厕所门，感觉门快要被撞破了。母亲很生气，穿上衣服出去，发现是楼上的一个邻居喝醉了。母亲呵斥他：“搞啥子？不要撞！”
“老子要上厕所！”那个醉汉也很生气，说着就朝母亲扑了过来。母亲抓起旁边的晾衣竿抵住他，又操起铁衣架猛敲他的头。男人的惨叫声引来了两个邻居劝架，我和父亲才松了口气。
第二天，醉汉来我家道歉，母亲铁青着脸告诉他：“我家的厕所是很小、很破，人人都可以用，但谁要破坏它，我和他拼命！”
到了1994年，印刷厂的家属区拆了几间平房，空出了一块地。厂里开大会，说以后再也没有福利房分了，要想住好房，只有集资建房这一条路。他们打算让职工自愿集资，在空地上盖一栋高6层、共18户的楼房。
现在看来，这个集资房充满了瑕疵：它没有产权，到今天都没有办到证；它设计不合理，几乎是挨着两旁的大楼拔地而起，采光和通风欠佳；阳台过大，占用了过多面积……不过，我父母认为这房子比我们住的小房间好多了，至少它的厕所在屋内，外人上不了。
这栋房子分3个价，3楼到5楼价格最高，2楼和6楼便宜一点，1楼最低也要1.8万元。鉴于大家普遍没钱，厂里说可以在交房前的2年内，分3次付清房款。
当时我家的存款只有2000元，又没有银行按揭贷款。父母每月工资加一起只有200多元，除去必要的生活开支，一年最多能存1000多元，想买房，要存10多年才够。最后，父亲只好找遍乡下的所有亲戚借了5000元，加上存款，一共凑了7000元交首付，定下了2楼最小的一套房子。
三
从父母决定买房的那一刻起，我家便开启了精打细算的模式。该怎样形容一个本就很节约的家庭，因欠了一笔巨债而更加节约了呢？我想到父亲那件穿了10多年都舍不得丢掉的中山装，又想起母亲10年都没有再吃过她最爱的路边摊卖的酸辣粉。吃饭时，若一盘菜里有肉丝，父母总让我先吃够。我丢下筷子，他们才会动那盘菜，但往往里面已经没有肉了，只剩下油水和几根残留的菜叶。这时，父亲就将整盘油水倒进母亲的碗里，给她拌饭吃。
父亲进印刷厂时已经42岁了。他文化程度不高，又无特长，在厂里几乎没有前途可言。他也不强求，只想当个合格的普通工人。有时工厂里来了订单，时间紧，任务重，需要连续几个通宵加班。国企的正式工吃大锅饭，每月的工资是大头，没人愿意为了那点加班费去折磨自己的身体。但父亲要还房债，他主动带班，领着10多个临时工通宵加班完成任务。几年下来，父亲熬夜加了不少班。
1995年8月，我家终于搬进了新房。不久之后，父亲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市医院的医生说是长期劳累所致，建议他去省城看病。于是，父母借钱去成都的华西医院看病，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
白天我在学校上课，去亲戚家吃饭，晚上回家睡觉。新房有宽敞的客厅，我再不用担心头被撞了。我也有了自己的卧室，但没有父母的新房显得空荡荡的。我不禁怀念起小房里的日子，一家三口围在火炉旁，母亲说越小的房子越暖和。看来，母亲是对的，当初若是不买房，父亲就不会那么累，就不会生病了。
一个月后，我放学走到我家楼下，抬头看到2楼窗户打开了，有烟冒出来，那是烧炭圆做饭的信号。家里有人了，我激动地喊了一声“妈”，我妈答应了，我的泪水就流了下来。我冲上2楼，冲向那个新房子，那一刻我明白了，父母在的地方才是家。
四
1995年，印刷厂的效益急转直下，工人的收入随之降低。父亲的心脏病稳住了，但需要长期服药，也不能干重活，于是厂里劝他办理病退，这意味着以后他只能拿到极少的生活费。
父亲晚上睡不着，他喃喃自语，说儿子刚考上重点中学，自己就不上班了，这怎么行？第二天他就带着承诺书去找厂领导，那上面写着他是自愿坚持带病上班的，如果出了问题，不关单位的事。父亲说他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厂领导研究后，把他调到了较轻松的岗位，在厂门口当门卫。
父亲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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