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战能手 1
解放前夕的两件秘闻①
①本文原载《上海滩》1989年第4期，原题为《上海解放前夕的一些回忆》。收入本书时作了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夏衍
关于潘汉年的事，真有点一言难尽。1982年我写过一篇《纪念潘汉年同志》，那是陈云同志指定要我写的，目的是为了给他平反，而不是给他评功，所以写得很简略。潘汉年一生，对党、对国家、对上海，的确是立了大功的，由于他的工作是绝对保密的，所以有许多事情很少有人知道。随便举一个例，比如陈修良同志的文章（指1988年《上海滩》上刊出的《党人魂——记潘汉年》）中有一段话：“当时原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和上海海关的主要负责人先后到香港与潘汉年联系，在潘汉年的部署下起义，使这两个系统的档案和美援物资完整地交我方接收。”这两件事我都知道，也可以说我是参与了的。
这些事，1949年我和汉年从香港回到北平，就向中央和恩来同志报告过，但是汉年一直不让我们讲，他不止一次说：“吹捧自己的人顶着底。”所以这些事就成了秘闻。
1948年八、九月间，有一次张骏祥同志（当时他也在香港）告诉我，说资委会的负责人钱昌照正在香港，准备到英国去讲学，他对当前的局势很悲观。钱昌照在重庆时期我就认识，他对文艺、话剧有兴趣，和张骏祥、张瑞芳等都很熟，为人正直，事业心很强，所以我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潘汉年——他当时代表华南分局领导香港工委的工作，1948年章汉夫调到天津去管外事之后，我是工委书记。汉年听了之后立刻对我说，这是一件大事，赶快通过张骏祥约钱昌照谈谈，尽可能劝他留下来，不要去英国，更不要去台湾，将来可以为新中国建设服务。资源委员会不仅在国内拥有大批美援物资，更重要的是他下面还有许多科技管理方面的人才，这是一个可遇难求的机会，你赶快去办。这样，我就通过张骏祥约钱一起在九龙山林道的“雄鸡酒家”吃饭。寒暄了几句之后，很自然地谈起了时局。我记得话是从金圆券谈起的，他毫不掩饰地表示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颇有生不逢时之感。于是我们就对他做了一些“政治思想工作”，主要劝他不要悲观，新中国的建设肯定要大批科技管理人才。由于我还没有得到中央指示，当然不能谈具体问题，于是就由汉年把这件事向中央作了报告和请示（当时我们有两个地下电台，一在九龙，一在东江游击区）。不到一星期就收到了周恩来同志回电，要我们劝钱昌照留在香港，并明确地指出，为了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希望资源委员会的工程技术人员都能留在大陆，为祖国服务。于是我就约了钱昌照在浅水湾第二次单独见面，这次我就开门见山地直说了，我说我们已接到周恩来副主席的电报，希望钱先生能为祖国的复兴效力。他开始有点意外，但很快就平静下来，于是我就讲了一通“大道理”，如革命不分先后，以及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等等，然后正式摊牌。我说：“周副主席希望钱先生留在香港，仰仗你的大力和内地的资源委员会的朋友们联系，只要能把美援物资和档案保护好，解放后不仅可以在原岗位工作，有些人还要特别借重，因为我们正缺少这方面的人才。”我讲得很坦率，并把我住址的电话告诉了他，随时可以联系。他很谦虚，说了些个人能力有限等等，但对周恩来同志要仰仗他的话似乎很感动，这是从语气中就可以察觉的。最后他说资源委员会在内地的人不少，但是人各有志，有些事也不好勉强。我说，这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了让他放心，我郑重地告诉他，这件事关系重大，所以不论在内地或者香港，我们一定绝对保密。这之后，他只和我通过一次电话，告诉我，他不去英国了，暂时留在香港，其他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大家心中有数，他不到英国去，留在香港，就表示他已经决定以后的方向了。
1948年冬到1949年初，国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蒋介石下台，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南京政府派张治中、邵力子等到北平和谈，接着是“百万雄师过大江”。我和潘汉年、许涤新就在1949年4月底离开香港，回到北平。我离开香港的时候，才把这件事告诉了乔冠华（我走后，乔接替我当了香港工委书记），要他负责和钱先生单线联系。大概是在5月中旬，当我们南下前夕，恩来同志忽然对我说：邵力子先生向党中央建议，认为钱昌照是个人才，一定要争取，所以恩来同志要我拟一份电报，要乔冠华立即安排，请钱先生早日回国。他大约是在1950年回到北平的，这之前，他是不是到过上海，我不知道，但他对上海资委会的人已经作了交代，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上海解放后不久，就有一位资源委员会在上海的负责人（这位先生姓沈，名字记不起了）来和我联系，说资委会的全部物资和档案已经按照钱先生的安排，全部保留下来了，绝大部分干部都没有走，但是也还是有一些人被迫或者自愿地到台湾去了。从1949年到1955年，汉年和我都在上海工作，和钱先生没有联系，直到1955年我到文化部工作之后，才有见面的机会。“文革”之后，他同情我的遭遇，来往就更多了，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直到他去世之前，他和他的夫人几乎每个月都来看我一次。他一直很乐观，他关心的是四化建设和国家统一，他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因为在台湾他还有许多资源委员会的同僚朋友。他经常到各地去视察和调查，去世前还去过海南岛，并把自己的感受和设想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
前面说过的那位沈先生和我接头之后，我就介绍他去见潘汉年，因为潘是常务副市长。至于物资、档案、干部由谁接管，这我不知道，大概是曾山同志为主任的财经接管委员会吧。关于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的起义，我后来知道，除钱昌照外，在北方，资委会另一位负责人孙越崎先生也和我们地下党接上了关系，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上海海关关长丁贵堂的起义，说来似乎有一点偶然性，话得从抗战初期说起。“八一三”之后，上海海关的一批爱国青年组织了一个“海关长征团”，用歌咏、话剧、活报剧等形式宣传团结抗战，性质相当于一个文工团，一共有二十几个人。这个团的负责人是叶厥苏，团员有邓爱珠、蔡鸿斡、陈琼瓒等，后来在上海牺牲的茅丽瑛，也参加过这个团。1938年夏，该团到广州演出，叶厥荪到《救亡日报》来找我，要我给他们作一次时事报告，这样我就和这个团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同年10月广州沦陷，长征团解散。1939年或1940年，陈琼瓒曾到桂林找过我，我给他介绍了工作，我和他们没有深交，当时大家都很忙，我对这件事也就渐渐从记忆中淡忘了。可是8、9年之后，1948年冬，我在香港工作，陈琼瓒到《华商报》来找我，说他是得到上海海关关长了贵堂的同意，来找共产党的。他说：上海海关有悠久的历史，现在还完整地保存着100多年的档案，一笔可观的库存，和许许多多爱国的、有经验的职工干部，国民党方面正在强迫他们去台湾，所以争取丁贵堂起义是十分必要的。那时已经是淮海战役之后，连云南的卢汉、龙云，四川军和西北军的头面人物，也已经纷纷派人到香港和我们拉关系了，丁贵堂要寻找出路，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我问陈有没有把握？他说丁有威信，为人正直，从你认识的“海关长征团”的同仁也可以知道，绝大多数海关职工是爱国的，所以只要有丁关长下决心，起义是完全有把握的。我立即向潘汉年作了报告，他喜出望外，说这是一笔“意外之财”，于是当天就向中央请示，并很快得到了恩来同志的很明确的指示，就是只要把全部档案和物资保留下来，上海解放后仍由丁贵堂任关长，起义的干部职工原职原薪不变，这样，事情很快就解决了。知道这事的只有潘汉年、许涤新和我3个人。上海解放后，许涤新（他是财经接管委员会副主任）就和丁贵堂接上了头。遗憾的是上海解放后陈一直没有找我，失去了联系，去年我问过现在成都的叶厥苏同志，他也说广州分手之后他们之间就没有来往了。
他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荣毅仁
我第一次见到潘汉年同志是在1949年6月2日，陈毅市长在上海中国银行四楼会议室召开的有几百名工商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会议开始前，在座的盛康年同志领我到陈毅市长和潘汉年副市长跟前，介绍我认识他们。只见陈毅同志气宇轩昂，豪爽幽默；而汉年同志文质彬彬，一副学者模样。会议间，陈市长和潘副市长都作了重要讲话，大意是阐说了解放、建设大上海的伟大意义，宣传、解释了共产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工商经济政策，要求工商界人士把惶恐、忐忑的心情安定下来，和人民政府积极配合，发展生产，恢复市场。初次见面时虽未深谈，但两位领导同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过了几天，盛康年对我说，潘副市长希望约个机会同我碰碰面，一起谈谈，彼此熟悉一下。我心里思忖：虽然听过陈市长和潘副市长的讲话，但对共产党的经济政策到底如何具体化，他们到底会怎样对待工商界，还不是很放心，能有机会当面谈谈再好不过。特别是得知汉年同志把约见的地点安排在盛康年岳家周府，心里很高兴，因为对我来说这样的环境是适宜的。那天见面之后，大家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既谈正事，也说闲话。汉年同志阅历丰富，才思敏捷，说起话来不紧不慢，引人入胜。我拘谨的感觉很快消失，思想上、精神上轻松自如起来，大家的话也就越来越多。不觉已时近黄昏，盛康年就顺便请吃晚饭。席间，汉年同志像和熟人谈家常一样，随和而又实事求是地讲了国家的困难，上海的困难，鼓励工商界尽快消除疑虑，恢复生产，恢复经营，为建设新上海多起作用。和汉年同志的初次深入接触、交谈，使我相信共产党决不会像谣言传闻那样对待工商界，也使我体会到，汉年同志以一个共产党副市长的身份，能用促膝谈心的方式，和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坐在一起，宣传政策，倾听意见，这在旧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从汉年同志的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的胸怀和品质，看到了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抱负，我的心向党靠近了一步。
以后，汉年同志常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工商业者一起开会或座谈，循循善诱地宣传解释党的工商经济政策，指出这个方针是由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执行这个政策，既是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新上海经济的需要，也是保护工商业的需要，要求大家团结在党和新生的人民政府周围，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好而共同努力。同时，他认真倾听大家意见，帮助工商界解决生产、经营上的困难。汉年同志的工作非常深入细致，他既具有坚定的原则性，在具体解决问题时又能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保持着高度的灵活性，所以结交了工商界一大批朋友。在他的带头示范下，许多搞经济统战工作的同志经常深入到工商界人士中，用各种方式宣传政策，听取意见，沟通情况，帮助解决问题，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很好的作用。
1949年“八一”前夕，上海各界人民组织筹备慰劳解放军的工作，工商界也于7月15日组织了上海工商界慰劳总会，此事市里是由汉年同志负责的，我和盛丕华等其他几位同志也参与其事，这样，我和汉年同志接触机会就多了，相处也更随便。“八一”犒军以后，我和盛康年商量，想请陈毅市长到我家吃顿便饭。盛讲此事先要问潘。我就向汉年同志提出，他说，要请示陈老总自己，并答应由他自己去和陈老总说。两天后，传来回音，陈市长同意来，但叮嘱人不要多，可以随便一点。8月的一个夜晚，陈市长和夫人张茜同志，汉年同志和夫人董慧同志光临我家，同来的还有几个人，我还约了盛丕华和盛康年父子。大家便装而来，在我家中树荫下乘凉，天南地北地聊着。陈市长间或问问我企业的生产情况，对党的工商界政策的意见，我坦诚相告，聚晤气氛始终十分亲切融洽。以后，陈市长和汉年同志又约了一些工商界人士聚会座谈，宣传解释党的政策，诚恳耐心地听取意见，有时还共同商量、解决一些问题，把我们凝聚在党的周围。
自陈毅市长来我家中聚会以后，汉年同志有时就到我家来聊聊天，有时沟通一些情况，有时通过我了解一些工商界的情况和意见，有时还约了一些负责同志一起来。他当时的住所离我家很近，有时就步行过来。他夫人董慧是香港一家银行老板的女儿，早年就参加革命，人也很随和。有时他们夫妇同来，董慧就和我夫人杨鉴清一起拉拉家常，很谈得来。有一天，汉年来我家，谈话中他说起工商界人士大多数愿意靠拢党，跟党走，情况是好的。工商界在旧中国有商会和工业会，现在是否也要有个统一的组织，以便组织工商界人士贯彻国家政策，也可以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单位反映情况。他征询我的意见，我非常赞成，认为解放前旧商会和旧工业会几乎沦为国民党争权夺利的工具，并不是为工商界服务的。现在人民政府这样为工商界人士着想，内心很是振奋。汉年同志还征求了工商界一些同志的意见。后来，上海各界代表会议作出了成立上海工商业联合会的决定。经过多次酝酿，大家做了许多工作，8月26日，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会，我被选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1950年初，国家准备发行人民胜利折实公债。上海是工商业者云集之地，发行任务很重。为此，陈毅市长邀集几百位工商界人士到中国银行大楼开大会动员认购。在此之前，汉年同志一次到我家谈起此事，跟我讲了国家发行折实公债对恢复和发展生产，稳定市场物价的意义，问我是否可以带个头，这样可以推动工商界的认购工作。我完全同意。于是在陈市长召集的认购大会上积极响应号召，带头认购。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认购额不断加码，又逢市场不景气，加上美蒋“二六”轰炸造成困境，公司面临很多困难，劳资纠纷也有所加剧，头寸周转一下有了困难。汉年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商量，用我部分企业财产抵押贷款，解决了公司资金困难，也完成了认购任务。
“二六”轰炸中，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许多工商企业遇到严重破坏。当时正临阴历年关，厂里工人等着发薪过年，但工厂企业却因原料、动力、资金等问题开工不足，厂方付不出工资，一时间劳资矛盾迭起。我家的工厂企业也难免这种窘境。一天，有个厂的几个工人到我家中要求立即发工资。我正巧办事在外，他们就坐下不走，等着我回去解决。我知道后，就和盛康年联系，想请汉年同志帮助。盛康年就立即给当时上海市军管会交际处副处长梅达君打电话，要他转告潘汉年同志。汉年同志得到消息，即刻和市委商定，一面安排我在上海大厦暂住，一面通知有关部门和工厂工会负责人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要求大家体谅资方的困难处境，遵守政府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使矛盾得以缓和。那时汉年同志除负责市政府的日常工作外，还要全力领导恢复被炸的发电厂，特别是要处理因“二六”轰炸工厂停工而要疏散工人等等事宜。他日夜操劳，对我的困难却依然如此关心，我心里很感激。当时劳资关系紧张，纠纷时起，市政府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不断开会，彻夜研究商议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大家总算熬过了这段困难时期。
1950年5月底，中央在继全国劳动局长会议、全国各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后，要召开全国第二次税务工作会议。一天，潘汉年同志约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次会议上海除政府派人外，同时要请工商界代表参加，市里希望由你带队前往。会议要讨论调整税收问题，这事关系到国家的重要决策，也涉及工商业界的利益，希望你们如实反映情况，不要有顾虑。我遵照他提出的方针，在会上作了必要的、如实的反映，结果党对我们的意见非常重视，认真考虑，择善从之，大家对会议非常满意。税务会议以后没几天，我列席参加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会前，毛主席在颐年堂请客，邀请列席代表参加。汉年同志也去了，他在门口接我进去，并把我介绍给毛主席。席间，毛主席讲：一个人为人民做好事，而且坚持做下去，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这句话毛主席后来在政协会议上又讲了，我的心潮澎湃，久久难平，至今一直深深记在心头。会议结束后回到上海，汉年同志就同我和盛康年讲，认为工商界目前单用聚餐会的形式交换意见、沟通情况不够，最好能多学点时事，学点理论，提高政策水平，这样更有利于靠拢党。我和康年接受了汉年同志的建议，并征求了工商界上层的意见，大家都很赞成。议论中，大家认为冯定的《平凡的真理》通俗易懂，商定就从这本书学起。为了表示紧跟党的领导，就把学习会名称定为“七一”学习会，并把学习会第一次活动选在7月1日。那天汉年同志还专门来讲话，鼓励我们关心时事，改造思想，学习政策，提高理论水平。
以上这些，是我和汉年同志在解放初期开始交往时的一些片断。这些往事说明，汉年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者，在新中国解放之初纷杂繁忙的工作中，对一个工商业者在生活、工作、思想等各方面的关心和爱护，在日常的工作中细致入微地贯彻了党的各项政策。这些，对我思想的进步起了重要的推动、帮助作用，使我从接近党、靠拢党、到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相信社会主义、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即使在遇到曲折的过程中也不改初衷。
汉年同志逝世已经十几年了，但他的崇高形象时时刻刻留在我的心中。
1995年7月于北京
潘汉年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的贡献
蔡北华杨延修
潘汉年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8年了，1996年1月是他的90诞辰。在上海蓬勃发展之际，我们更怀念解放初期对上海财经、统战工作作出重大贡献的潘汉年同志。
解放前，由于三大敌人的长期掠夺，上海的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工商凋零，市场混乱，经济濒临崩溃边缘。上海刚解放时，物资匾乏，库存空虚，如全市煤的存量只敷用一周，棉花存量只能维持一个月，粮食储备也不敷市民一个月的消费。在13647家私营工厂中，开工的仅有四分之一左右。商店到处停业或歇业，工人和店员失业人数达16万之多，有些资本家悲观失望，弃厂弃店出走，劳资纠纷急剧上升。
面对这样的局面，华东局、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市政府为了稳定上海市场和恢复生产，坚决果断地取缔和打击了银元投机，封闭证券交易所，四次制止物价涨风，迅速而又稳、准、狠地打击了投机倒把分子，从而保护了工商业的正当经营，使上海金融财政和市场物价很快地纳入了稳定的轨道。当时，潘汉年协助陈毅和曾山、刘晓、刘长胜等同志，为克服困难、争取经济好转，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解放上海不久，6月2日，陈毅市长就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人士盛丕华、胡厥文、荣毅仁等举行座谈会，会上，陈市长表示希望工商业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与此同时，潘汉年及时指导我们在工商界中开展统战工作，团结教育工商业者，争取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他说：上海这个大工商业城市，如果工商界袖手旁观，隔山观望，光靠党、政府和工人阶级的力量，还是不容易迅速把生产与市场搞上去的。他要我们不仅在面上做工作，还要走出办公室接近工商界人士。他谆谆告诫说：“你们不要以为一穿军装，做了官，便了不起，摆起官架子，使人家看到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还是要保持地下斗争时期的本色，广交朋友，这样，别人才能把真实情况向我们反映。”当时，我们在潘汉年的指导下，曾多次举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向他们阐明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经济政策，团结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周围，为战胜封锁轰炸，克服困难，恢复经济，共同努力。潘汉年有时还亲自进行家访，个别交换意见。
由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以及潘汉年广泛结交工商界朋友，并深入细致地做工作，使他们及时解除了种种疑虑，同时还使留居海外的刘鸿生等工商界著名人士受到感召，先后纷纷调回资金重返上海。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时，潘汉年总是亲自出场接待他们，并安排他们的工作。在领导带头示范下，我们也经常到工商界朋友家里去，以聚餐、晤谈的方式，反复宣传“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政策，以进一步消除他们的疑虑，倾听意见，并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上的问题。从此，我们结交了不少工商界朋友，又通过他们起桥梁作用，广为宣传，扩大了影响。那时工商界朋友把马当路的市工商局，视为他们的“娘舅”，遇到生产经营、劳资关系等问题大都找上门来，真是门庭若市，应接不暇。因此，我们对工商界情况的掌握和反映都比较快，解决问题也比较好，从而对恢复生产和稳定市场起了一定的作用。
潘汉年副市长接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关于成立工商界组织的提案，指示我们，要以工商局名义出面筹备与组织上海市工商联，把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进一步抓起来。解放前，上海工商界团体原来有旧市商会和旧市工业会。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和工商登记，基本上摸清了上海工商业和同业公会的底细，为筹建工商联组织打下了基础。解放后三个月，我们就在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领导下，迅速批准成立上海市工商联筹备小组。继而对16.3万家工商户（其中私营工业1.3万户左右，私营商业15万户左右），按行业整理，改组为二百多个同业公会。不到半年时间，便正式成立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会。在这项工作中，难度较大的是人事问题，就是说要把在上海有一定名望、有影响和有实力的工商界人士安排进去，使之发挥带头和桥梁作用。那时，我们把工商联和同业公会的人事安排，及时向华东局和市委统战部请示汇报。由于潘汉年对上海工商人士的情况很熟悉，对工商联正、副主任和重要同业公会主任等职务安排亲自审批，因而迅速获得了领导部门同意，很快就自上而下地把工商联组织成立起来，协助我们对工商界开展团结、教育工作。1950年6月在政务院第39次会议上，潘汉年谈到工商界组织的作用时，曾给予一定的评价，他说：在工商联筹备会领导之下，这些同业公会对推销公债、参加工商业税的民主评议，起了很好的作用，以后在加强同业对公营和私营之间关系的调整中，将会起更多的作用。
经过半年的努力，上海这个烂摊子得到初步整顿，稍见起色，工业生产、市场物价、财经情况逐步好转，上海人民正在欢度新年、春节之际，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在1950年2月6日，大肆轰炸上海。“二六”轰炸后，潘汉年副市长立即陪同陈毅市长到被炸现场视察慰问。据当时同去的随从人员回忆，当他在现场看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破坏的情景时，心情非常沉重，充满了对受害人民的同情和对美蒋反动派暴行的无比愤恨。
当时正值旧历年关前后，“二六轰炸”造成的新的困难，使原来潜在的上海私营工商业企业内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一齐爆发出来，正如大病初愈的人，又染上了新的病痛。那时，上海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劳资关系紧张，劳资纠纷迭起。为了克服“二六轰炸”引起的工商界困难，刘长胜和潘汉年亲自负责处理劳资纠纷工作。他俩以极大的毅力，一方面通过工会组织说服工人，主动采取留职停薪、减薪、轮班工作等办法，协助厂方克服暂时困难，及时纠正了个别单位中某些不正确的做法；另一方面，积极督促工商业者改善经营管理，实行精简节约，争取保本自给。当时，对一些尖锐的劳资纠纷案件，还亲自处理。最近，一位著名的老工业家回忆那时的情景说，解放初期，我同潘副市长常常见面，有时他还到我家来。在“二六轰炸”后，有一天晚上，因劳资争议较为紧张，劳动部门打电话来家中找我，恰巧潘副市长刚到我家谈话，他接过话筒在说明自己身份后说：你们怎么在夜里还打电话找人，明天再说吧！把紧张的局面缓和下来了。又有一天晚上，某纱厂一些工人因劳资争议问题，上门找一位著名的工业家。那位工业家打电话给潘汉年反映情况，他立即打电话转告陈毅市长，并果断地排解了一场严重的纠纷。这位工业家说：潘副市长精明干练，处事有魄力，至今印象还很深。
在调整劳资关系的同时，政府通过贷款、代纺、代织、代染和订货等措施，调整公私关系，许多厂商纷纷复业开工。当时有一家由金城银行投资的纱厂，发生资金困难。潘汉年获悉后，指示金融业要同生产事业相结合，并责成有关部门主动找他们商谈，在公平合理原则下，使该厂问题及时获得了解决。还有一位棉纺业大户，解放初期从国外带进一笔资金，恰巧遇到“二六”轰炸，这笔钱全部用罄，生产发生困难，结果也是在潘汉年亲自关心下，通过贷款帮助他度过了困难。事后，这位工商业者说：“共产党办事干脆，有肩胛。”
还值得一提的是，“二六”轰炸后，引起上海市场物价很大的波动，市民纷纷排队购买大米和煤球。尽管政府千方百计从外地调运大量物资来沪加强供应，平抑物价，但市场上的挤购现象仍很突出，特别是大米，在私商粮食代销店门前排成长龙。那时，有位外国专家向我们工商局建议说，光靠私商代销，还不能把大米直接接国营零售牌价分配到市民手里，米价也很难稳定，必须立即开设国营零售粮食商店。我们就把这建议向刘晓和潘汉年作了汇报，很快得到了批准。我们马上行动起来，短短两天之内，就在市内各区，特别是劳动人民聚居的地区，开设了50多家国营零售粮食店，敞开供应大米，紧张的排队现象随即消失，市场和人心也都稳定下来。我们还在主要地区开设合作社门市部，供应日用工业品。从此，上海人民那种长期受“二白一黑”（白米、白布和煤炭）严重威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年潘汉年在这一重大问题上，坚决果断决策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潘汉年十分重视民主协商工作。早在1949年12月5日，上海市就成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市协商委员会，在人民和政府之间发挥桥梁作用。上海市各界人民一届三次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新的协商委员会，由陈毅任主席、潘汉年等任副主席，下面分工商、劳资、税务、文教、一般等小组，在常委会领导下，经常集会讨论，研究各项工作。潘汉年常常参加小组讨论，直接听取意见，并即席发言，对提出的问题分别作出解答或解释，使到会同志都感到满意。潘汉年一再说：“对政府提供建议和帮助，经常反映各界人士意见，对各种重要工作及时协商，各部门负责人到会报告各项重要措施，并答复所提问题，这样使政府与人民之间、各界人士之间，经常气息相通，交换意见。”1952年间，潘汉年根据1951年政务院秘书长会议精神，召开了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组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市府委员，各委、局、处、院、署、区政府负责人和在市府内工作的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专家、技术人员、人事部门干部等二千余人，交流机关内部统战工作情况，反映问题，提出批评和意见。潘汉年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市府机关内部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受到了与会同志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对机关统战工作还作了重要批示：“政权中党委及党组应经常讨论本单位的统战情况，支部应将统战工作列入经常议事日程之中”，并“要求政府首长应综合本单位统战情况，将成绩：缺点，联系今后如何提高统战认识，向党外干部作报告”。与此同时，潘汉年还切实妥善执行安排党外民主人士的工作，并为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配备秘书。他还嘱咐政府有关部门及时向他们汇报请示，使这些担任领导职务的民主人士做到有职有权，尽职守责，发挥他们参政议政的作用，体现了在政权内部党与非党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关系。
潘汉年主张把统战工作贯彻到各个部门，从政权部门到生产部门，都要做好这一工作。他说：凡是统战政策思想贯彻好的部门，工作就搞得好，反之就不会搞好。1951年6月举办了上海市土产交流展览大会，潘汉年是大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展览会亲笔题词，在预展时检查了工作，并对我们说，如果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一切都很好，不过有一点，就是哪个馆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放手让大家来搞的就更好，哪个馆专门由我们自己干部搞的，就比较差。这就是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好坏的问题。
潘汉年对我们的教育是比较深刻的。记得解放初期，他针对我们做工商统战工作怕犯右倾错误、不敢大胆开展工作的思想，经常教育我们说，对于工商界同我们讲的话，不能都听，也不能不听，而是听了以后要分析，还要敢于向上反映，有的还要帮助他们解决。事实上，潘汉年在这方面是处处以身作则的。他耐心听取意见，善于分析问题，敢于反映问题，也敢于帮助解决所反映的困难。“二六”轰炸以后，敌人继续封锁我们，致使上海在内外交流、城乡互助两方面都不能打开局面，上海财政经济中潜伏的困难越来越暴露。工商界中有的人因而丧失信心，索性停工关厂，一走了之；有的认为工商业困难是因为公债税收任务重而造成的；也有些人认为困难是国家要扩大公营，缩小甚至淘汰私营，提早实现共产主义而造成的。当时，潘汉年在个别交谈时或在公开会议的场合，都-一进行批评和说服教育，他还从上海的历史，分析了当时困难的根源、性质，并指出了方向。他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制度下的上海工商业，具有很大的依赖性、盲目性、投机性，表现在那些推销高等洋货的商店，疯狂投机的金钞证券市场，穷奢极欲的餐厅酒店、舞场妓馆，钻头觅缝的经济捐客、行商坐贾。上海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表现在商业多于工业，投机商多于正常商业，加工工业多于制造工业，等等。”在谈到物价问题时说：解放前上海市场投机盛行。物价飞涨，是因为有政治力量——包括国民党的军政、特务、四大家族操纵市场，支持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现在这一因素不复存在，但是敌人封锁尚在，全国范围内解放战争尚未结束，投机商人还在兴风作浪，稳定市场工作还是相当艰巨的。他认为当时上海正处于新旧经济交替过程中，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困难，而不是跌下去爬不起来的困难。只要根据十六字方针和毛主席关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指示，是完全能够克服困难，争取好转的。潘汉年的讲话言简意赅，条理分明，具有很大的说服力，使人们认清了困难的性质，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
在另一方面，潘汉年也鼓励我们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工商界的情况，不要怕别人讲我们右倾。他说：“这是我们从事工商统战工作人员的职责。”记得解放初期，在税收工作中曾出现虚盈实税、畸轻畸重等问题，工商界意见比较多。我们把当时的实际情况向潘汉年反映后，他就和许涤新两人亲自写信向陈云汇报。后来根据陈云的指示，经过调查研究，同工商界协商了办税原则，决定分别大中小户不同情况，把上海工商业户分为几种纳税方式，对于具有现代化会计制度、帐册齐全的，自报查帐，依率计征；对于中小户，一般能记帐的，进行民主评议；凡营业额较小、又无帐册的，大体按自报平均营业额，定期纳税，从而保证了税源、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达到了公私两利的目的。
潘汉年在统战工作中，和非党友好人士推心置腹的做法，当时就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说他右了。但他毫不动摇，始终坚持贯彻统战政策，并对我们说：“将来你们会理解的。”
潘汉年在解放前地下斗争时期和在掌握政权后，长期和党外民主人士相处。几十年来，这些民主人士虽历经风浪，但仍能坚持跟党走，他们中不少人后来还担任了很重要的领导工作，这是同潘汉年的努力工作分不开的。这一事实既说明了党的统战政策的胜利，也记载了潘汉年同志对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
1995年5月
潘汉年为我们设计走向进步的“高架桥”
经叔平
1949年5月28日，上海解放了，工商界人心惶惶，不可终日。少部分有资力的工商业者逃向国外，大部分工商业者，表面上欢迎解放，但内心里疑虑猜测，静观其变。
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我继承父业办了一家卷烟厂，跻身于上海工商界，在同业中也算是一位高层中坚分子。我思想比较开放，有能力判断事物的是非与黑白，进步与落后。在当时，我跑到国外去不是没有机会，但要继续去受帝国主义压迫，太没有意思了，而且也是没有前途的。那么，在共产党领导下，工商业者有没有前途呢？我一时也吃不准，只有等着看，厂能办就继续办，不能办就关门歇业，靠双手过生活有什么不好。
共产党三大法宝之一，就是统一战线。上海解放以后，潘汉年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他相当关心上海工商界，认为统战工作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商界人士中的上层份子搞稳定工作。今天回忆往事，虽事隔四十余年，但还历历在目。潘汉年同志确实是一位高明领导者。他深切了解上海工商界情况，在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时，不是教条式的板起面孔空谈马列主义理论，而是对我们反映的问题仔细分析，很讲原则性，有褒有贬。而且与人为善，充分体现共产党人的宽大胸怀，令人悦服，这样做效果很好。他还想出一套独特方法，即不是直接由共产党员来做思想教育，而是通过工商界中自己人来现身说法，潜移默化，使大家心情轻松愉快地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这项工作当时由盛丕华同志的儿子盛康年来担任。他原本是上海开美科药厂经理，生活作风与工商界人士很容易接近。其实他早在1947年随黄炎培、盛丕华等赴香港，与中共地下党领导潘汉年等接触，接受了新思想。所以，解放初对上海上层工商界的联络工作，就由他来担任。工商界中的高层分子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胡子婴、严愕声、经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等当时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要求学习，要求进步。就在潘汉年领导支持下，于1951年“七一”党的生日这天，成立了工商界“七一”学习会。取名“七一”主要表示决心跟共产党走的愿望。“七一”学习会成立后，始终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亲切关怀，潘汉年、许涤新、吴雪之等党政领导都先后应邀来学习会做报告，讲解党的工商政策，起了指导方向的作用。对工商界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学习组织。它帮助我们工商业者走上康庄大道。从此以后，工商业者参加了一系列爱国活动，如拥护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全行业公私大合营等。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也能经受严竣考验，对党坚信不疑。“七一”学习会，帮助工商界高层中坚分子的思想认识提高，积极带头，发挥了重大作用。“七一”学习会是一座使我们工商业者跟党走社会主义大道的“高架桥”。今天回忆起来，更令人怀念设计与建造这座“高架桥”的工程师潘汉年同志。
“七一”学习会，会员入会限制很严，有不成文的入学标准，如：政治上要求进步，经济实力雄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能广泛联系群众等。申请入会者，先由已入会的会员介绍，经干事会讨论一致同意后（注：干事会由荣毅仁、刘靖基、刘念义、严谔声、经叔平、董春芳、王子建组成。盛康年是召集人，负责干事会的具体工作），向全体会员会议提出，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接纳新会员的原则是宁缺毋滥，只要有一票否决即不予批准。由于把关极严，直到1952年2月仅有会员49人。
学习会的会员虽少，能量却很大。会员中大工商业家最多，占65％，工商界代表人物占25％，其他知名人士占10％。就政治地位而言，会员中有上海市副市长兼市民建、市工商联主委盛丕华；上海市财委副秘书长严愕声；市协商会副秘书长盛康年；市工商联秘书长胡子婴。另有市政府委员；市协商会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委、常委、执委；主要行业同业公会主任或负责人。学习会中有民建会员33人，占会员总人数约三分之一。虽然民建会员一般不以民主党派的身份活动，但是民建会员对“七一”学习会潜在的影响是显著的。就社会关系而言，成员分别代表棉纺织、毛纺织、麻织、染织、橡胶、火柴、水泥、化工、造纸、制药、卷烟、机器及公用事业等14个大工业。纸品、百货、金融、棉布、地产、国际贸易等六大商业。以上情况表明，“七一”学习会汇集了上海工商界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是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工商业者众目所瞩的塔尖，对工商界颇具吸引力和影响力，它的一举一动都起着表率与示范作用。
今天我缅怀这段往事，饮水思源，不能忘怀我们的启蒙导师、解放上海后与工商界接触的潘汉年副市长。他以多年的革命工作经验，深远眼光、特殊的方式，把工商界中的上层中坚分子，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积极分子。目前，我们工商界中荣毅仁同志光荣担任了国家副主席要职，刘靖基同志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我在负责全国工商联工作。其他我们工商界不少同志都在各省市的人大、政协中担任重要职务，还有不少人在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我们有今天，不能不想念“七一”学习会，想念掘井人潘汉年。
1995年7月1日于北京
对潘汉年夫妇的一段回忆
陈铭珊
说起潘汉年同志在上海的事迹，我接触不多，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但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当时盛康年同志发起组织“七一”学习会，参加的人都是些工商界代表性人士，聚会在一起，学习《平凡的真理》，地址是在永福路52号一个工商业者纺织界董旋生先生的花园别墅里。每人交一定费用，边吃晚饭边聊天，有时吃后再谈，谈谈自己的思想和学习体会，也谈谈税收等问题。因为当时我们工商界最关心的是上缴的税收，民主评议，幅度很大，有点吃不消。有一次，潘汉年同志应盛康年之请来和我们见面，谈谈当时的形势和税收政策。潘汉年同志谈话很平和，一点没有火气，他说：“国家要建设，工商界赚了钱向国家缴税，也是应该的，至于说缴的数字多少，可以根据利润多少，多赚多交，少赚少交，不赚不交，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康年同志反映。”因为康年同志是与工商界有密切联系的。潘汉年同志坐在我们中间一张椅子上和我们说话，好像他没有吃饭，是在我们吃饭后才来的。穿的是藏青列宁装，没有穿军装，和大家比较容易接近。他的讲话对我很有帮助，至今不忘。使我最难忘的是一位着灰布列宁装的女同志。在“五反”运动中碰到我，走到我身边来，问我对“五反”的感受怎样，当时我流露出有点恐惧的情绪，她鼓励我要鼓起勇气，继续办好企业，为发展生产作出贡献。我觉得她和蔼可亲，语重心长，句句人耳。当时我只知道她是统战部的一位工作同志，我很敬重她，我觉得党的关怀，又从她的口中听到了。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潘汉年同志的夫人董慧同志。她在潘汉年同志身居副市长高职之时，却毫无架子地做我们的工作，与潘汉年同志在革命工作中相互配合，相得益彰。他们夫妇两人那平易近人的印象，永远牢记在我心中。值此纪念潘汉年同志诞辰90周年之际，缅怀之意，萦绕心头，深感党的英明伟大，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
1995年5月1日于上海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杰出代表
谢黎萍
在潘汉年的革命生涯中，统一战线工作占据了重要地位。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潘汉年受中共中央派遣，在上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各界人士、社会名流中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面抗战思想，争取各界上层人士理解、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治主张，并且配合与协助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
潘汉年于1936年10月和1937年8月先后出任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在两办事处有关统战、情报、组织整理、救亡宣传、武装斗争等各项工作中，潘汉年主要负责上层统战工作和情报工作。在统战工作中，潘汉年与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宋庆龄、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郭沫若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争取他们对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力支持，从而有效地推动了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并且向纵深发展；同时，潘汉年还充分利用国共合作的大好时机，通过与国民党的谈判斗争，以各种合法的形式，有力地拓展了上海抗日救亡阵地。
宋庆龄自1931年8月奔母丧从德国柏林回国，宣布“留沪休息”后，就一直在上海开展革命活动。1936年潘汉年奉中共中央之命到上海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与宋庆龄保持长期的联系。他这次从陕北出来时，身上带有毛泽东9月18日所写的致宋庆龄信。信中毛泽东除了对宋庆龄的革命救国行动表示“无限的敬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诉宋庆龄“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前公开活动之办法。”“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诸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①潘汉年一到上海，就与宋庆龄取得联系，并向她面交了毛泽东给她的信件。为使他们之间的联系保持经常化，潘汉年与宋庆龄约定由地下党员、特科工作人员李云（即祝秀贞）担任他们之间的交通联络员。之后，无论是在鲁迅病重期间讨论为鲁迅治病之事，还是开展“救国无罪”斗争；无论是购置电台，还是为中共中央筹借款项；无论是与国民党上层人士的广泛接触，还是西安事变中向南京方面力陈中共和平解决事变的主张；无论是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还是组织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潘汉年都及时与宋庆龄交换意见，并且取得了宋庆龄对我党工作的大力支持。仅以宋庆龄对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以下简称“文协”）工作的支持而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文协”是上海地下党领导下以国共合作形式诞生的最早的群众性救亡团体，宋庆龄不仅出任“文协”理事，而且还积极参加“文协”的募捐及宣传工作。在“文协”机关刊物《救亡日报》上，经常可以看到她写的文章。正是由于得到像宋庆龄这样的著名人士的支持，“文协”的抗日救亡活动得以蓬勃开展，并且成为当时上海乃至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也是上海众多救亡团体中吸纳会员最多的一个。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1-62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对救国会领袖陶行知、邹韬奋，潘汉年早在1936年6月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遣回国途经香港时，已与他们建立了联系，还就国内的政治形势、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以及我党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与他们交换了意见。在潘汉年的影响下，陶、邹二人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请胡愈之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以表示他们对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策略转变的支持。邹韬奋还将《告全国同胞书》带至上海，请救国会另两位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签名。1936年8月5日，由沈、章、陶、邹四位救国会领袖署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的公开信在《生活知识》上公开发表。在这一公开信中，四位领袖表示坚决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一公开信后，曾撰写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一文。当潘汉年前往上海前，毛泽东又写了《致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的信。毛泽东在信中对四位先生的“救国言论和英勇行动”表示“无限敬意”，希望“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亲密的合作”。信中还特别指明委托“潘汉年同志与诸位先生经常交换意见。”①这样，使潘汉年和救国会领袖们的联系，成为中共高层领导的委托。潘汉年不断地向他们转达中共关于团结御侮的信息，同时又从他们那里得到各种支持。特别是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下令逮捕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制造了“七君子”事件后，潘汉年非常关心七君子被捕后的情况，还亲往苏州监狱探望七君子。当七君子在全国人民爱国无罪的强烈呼声下获释回到上海后，潘汉年又代表党去探望他们，并向他们转达了新形势下中共的抗战方针，还约请宋子文和救国会诸位领导人见面，以促进救国会与国民党之伺的联系，推动国民党政府抗战。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救国会领袖、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曾在上海主持过销量达15万份的《生活周刊》3他的名字及其所办刊物在上海人民，特别是进步青年中具有深远的影响。1937年7月31日韬奋出狱后，依然决定以他所熟悉的新闻宣传工作，投身于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8月9日，仅仅用了20天的时间，由韬奋主编的《抗战》3日刊（后改名《抵抗》3日刊）便面世了。潘汉年根据周恩来关于以文化为突破口，在上海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的指示，非常支持韬奋的工作。他经常为《抗战》）3日刊撰写文章，他所写的《全面抗战释》、《动员群众的基本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以简练的语言，精辟的论述，向人们传达了全面抗战的精神实质，批判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他的具有政治导向性的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也进一步扩大了《抗战》3日刊在群众中的声誉。
潘汉年与郭沫若可谓是老朋友。早在创造社时期就共过事。以后郭沫若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南昌政治部主任，专门从上海请潘汉年到南昌，帮助其主持政治部的一张周报——《革命军日报》。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去了日本，两位老朋友一别就是19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别妇抛雏”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抗战，潘汉年代表党接待了他。10年流浪，郭沫若虽不减当年的豪放和爽朗，但言谈举止中，却常常流露出些许惆怅。潘汉年了解到郭沫若惆怅的主要原因是其大展宏图的愿望与对时局、人事生疏的矛盾。于是，潘汉年一方面派大革命后长期在上海工作、对上海情况相当熟悉的夏衍充当郭沫若的助手；另一方面，根据周恩来希望上海“文协”出一张日报的指示，在与夏衍、胡愈之、郑振铎、张志让商量后，决定请郭沫若出任即将出版的“文协”机关报——《救亡日报》社社长。在潘汉年的帮助下，郭沫若又重现了他昔日政治活动家的风采。无论是在上海文化界同人致电北平文化界同人共同抗敌的电报中，还是在“文协”所属国际宣传委员会起草的《上海文化界告国际友人书》中；无论是在“文协”假交通部国际电台举办的抗日讲座中，还是在组织战地服务团工作中；无论是在与上海旧剧界商讨旧剧如何适应抗战形势，还是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一系列活动及浦东各界举行的军民联欢会上，人们又听到了郭沫若的慷慨陈词，看到了郭沫若为抗战奔走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