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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2

书籍名:《潘汉年在上海》    作者:黄祥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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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持顽固强硬态度,并且在军事上继续向红军发起一系列进攻,以潘汉年、陈立夫出面主持的国共合作第一轮谈判陷入了僵局。12月8日,中共中央致电潘汉年,指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之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愿意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①
①《周恩来传》第318-319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坚持原则,据理力争。这正是西安事变前作为中共最高谈判代表的潘汉年在谈判桌上所展现的风采。
但是,坚持原则,并不意味着关闭谈判大门。为了既坚持中共不作无原则让步的宗旨,又把国共两党的谈判继续下去,在这段时间里,潘汉年还与四)11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19路军的蒋光鼐、山西的阎锡山等各地实力派就中国共产党有关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广泛交换了意见,以求与他们共同推动蒋介石抗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倒退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著名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行兵谏。“西安事变”震惊了全中国、全世界。事变使南京政府陷入了极度混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等人极力主张“讨伐”张杨,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为保全蒋介石的性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时,潘汉年正在上海。19日和21日,他连续收到毛泽东关于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事变及向陈立夫提出五项合作抗日要求的指示。为此,潘汉年以中共谈判代表的身份,在沪宁两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周恩来等在西安争取事变和平解决作了有效的配合。
就在事变发生不久,张冲受宋子文、宋美龄之托匆匆从南京赶到上海,向潘汉年了解事变真相;过后,宋子文又通过宋庆龄,向潘汉年了解中共及张学良、杨虎城对事变的态度。对此,潘汉年就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及张学良、杨虎城欢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的意见一一向他们作了传达。接着,潘汉年又根据中共中央19日的指示,从上海抵达南京,与宋氏兄妹进一步落实赴西安谈判之事。在赴南京途中,考虑到当时南京政局的动荡,为避免遭到亲日派何应钦等人的阻拦及破坏,潘汉年没有按常规在南京下关车站下车,而改由尧化门小站下车,然后乘车进城住进事先约定的宋子文家中。在南京,潘汉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陈述了中共中央及张、杨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并建议请与蒋介石、张学良均保持良好关系的澳籍顾问端纳陪他们共赴西安。同时,潘汉年又去见了陈立夫,向他转达了中共中央有关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
在弄清了中共及张、杨有关事变的态度后,22日,南京方面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龄为谈判代表赴西安面见张、杨。此时,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来的艰苦说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12月23至24日,蒋方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西安方面代表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就周恩来提出的中共和红军的六项主张进行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协议是达成了,但要蒋介石履行以人格担保的协议却非轻而易举。当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于26日安全抵达南京后,他“履行”协议的第一项措施就是将张学良扣压起来,接着又派重兵进逼西安,摆出讨伐之势。刚刚出现的和平局面,一夜之间即被浓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为缓解西安事变后出现的紧张局势,维护和平,1937年1月亚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南京的进军,仅有利于政学系及日本,对民族国家及国民党则是“极大损害”了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①并嘱潘汉年“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1937年1月5日、6日,毛泽东又连电潘汉年,告之周恩来在西安与蒋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体内容,指示潘汉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变化,并要宋子文实践诺言。②1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致电潘汉年,指示他向蒋介石接洽“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问题。③
①《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第355页。孙哲生即孙科,冯焕章即冯玉祥。
②《要蒋、宋实践在西安所商定之条件》,《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4期。
③《要求蒋介石具体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发生战争》(1937年1月21日),《文献和研究》1985年第10期。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37年1月至2月初,当周恩来为维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彻夜不眠,运筹帷幄时,潘汉年为落实蒋介石离开西安时以人格保证的协议也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并就撤军、红军驻地、给养、西路军等问题与国民党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谈判,配合周恩来最终基本解决了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南京停止对西安的军事进攻,国内和平局面得以最后奠定。
考虑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继续进行国共两党的谈判。周恩来的出面,标志着国共合作已从最初的接洽、联系、短兵相接的交锋,进入了实质性启动的新阶段。在以后历时7个月的谈判工作中,周恩来以一个政治家的杰出才能,扫除重重障碍,促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
在1937年2月后的国共历次谈判中,潘汉年陪同周恩来参加了3月的杭州谈判。这次谈判在两党合作、红军改编及经费问题上均取得了一些进展。会议结束后,潘汉年作为中共方面的代表,就上述问题又与陈立夫、宋子文进行了多次协商谈判。至此,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代表的工作告一段落。
从1936年下半年至1937年上半年,潘汉年先后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及中共中央的派遣,以中共谈判联系人及谈判代表的身份,与国民党进行了将近1年的有关两党合作的接洽、联系与谈判。潘汉年以其出色的工作,使中共中央及时掌握了国民党方面对合作谈判的政治态度,从而制定正确的谈判方针。同时,潘汉年又以其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张弛结合的谈判艺术,最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进程,为贯彻党的团结抗日方针作出了积极贡献。
毛泽东、周恩来有关国共谈判给潘汉年的电报摘录
文广祖
潘汉年作为国共谈判的联络和代表,奔波于上海、南京、西安、保安等地。在这期间,他和中共中央随时联系,并得到中央负责同志及时的指示。这里,我们展示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部分电报,从中既可看出中央对潘汉年的谈判十分关心,作出具体指示,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如何倚重潘汉年担当这一重任。
(一)毛泽东
致电潘汉年:同南京进行具体的进一步的谈判,以期在短期内成立统一战线,这是我们进行整个统一战线的重心。应于接电后7天内回到保安,领受新的方针,再以7天至10天到达南京开始谈判。
1936年8月25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张学良“继续保持与南京的统一是必要的。”
1936年8月26日
致电西安刘鼎即转潘汉年,告以广西李宗仁、白崇禧方面的谈判代表已到,为了讨论整个统一战线问题及西南问题,请潘汉年动身回保安。
1936年9月4日
致电潘汉年、叶剑英:张子华①来电称,陈立夫赴宁数日可回,见了曾养甫,曾约恩来飞赴香港或广州会谈。我们答复:先停战,后谈判。看其复电如何再说。
①张子华,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副局长。
1936年10月10日
同张闻天致电潘汉年,强调对国民党谈判的方针是,我只能在保全红军全部组织力量、划定抗日防线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并指出,从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以此迫蒋停止“剿共”,“此是目前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
1936年11月22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合作为实行抗日救亡,但至今蒋介石似尚无抗日救亡之决心。合作谈判缺乏必要之前提,南京抗日派诸君如不能促成蒋氏此种决心,则谈判显无速成之望。”“红军在彼方忠实地与明确地承认其参加抗日救亡之前提下,可以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在这些上面我们并不坚持形式上的平等,也不须用两个政府出面谈判,但是必须两党(不是两政府)平等地签订抗日救亡之政治军事。红军不能减少一兵一卒,而且须要扩充之。离开实行抗日救亡任务,无任何商量余地。”
1936年12月10日
致电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1936年12月19日
致电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南京及各地左派应迅速行动起来,挽救危局。共产党愿意赞助左派,坚决主张在下列条件基础上成立国内和平,一致对付日本与亲日派。(甲)吸收几个抗日运动之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乙)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戊)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1936年12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极于国事有利,但闻亲日派极力阻碍蒋介石新政策的实施,不执行撤兵命令,企图重新挑起内战,将给民族国家以极大损害。“共产党与红军坚决站在和平解决国事之立场上,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哲生、冯焕章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盖今日一切有良心的人,均应团结起来,制裁亲日派之祸国阴谋。望本此方针,速与陈立夫先生接洽。”
1937年1月1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
1937年1月21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部是苏区),红军主力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11、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937年1月22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指出:“(甲)杨、于、孙通电就新职,并准备取消临时组织,已表示服从中央,目前只须蒋先生处以宽大,在陕、甘不驻多兵,优待汉卿①显示爱护两部,释其疑虑,即可彻底和平解决,我们当以全力斡旋,务底于成。(乙)为要说服红军将领起见,如无蒋先生手书甚为困难。因多年对立,一且释嫌,此简单表示在蒋先生为昭示大信,在红军即全释疑虑。且此书即经兄手声明乘机直飞西安面交恩来,当绝对保守秘密,如有泄露由我方负全责。陕南驻军一部,实为事实所限,务请蒋允诺。(丙)已命西路军在甘、肃附近停止两天,请蒋速令马军让出甘、肃二州,即可停止东进。”
①汉卿即张学良。
1937年1月25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恩来正在苦口斡旋,中央社忽大发讨伐电讯,引起张、杨两部及西安学生异常愤激,特别东北军方面更愤,认中央无诚意,抗战论又高扬,使我们陷入困难中。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论调;第二,前线中央军不作引起愤激之动作;第三,对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让步;第四,请蒋示意阎百川出面调停,最好阎到西安一行。”
1937年1月26日
致电潘汉年,指出:恩来用全力斡旋,结果杨虎城、于学忠、孙蔚如、何柱国诸人已完全同意服从中央,但东北军大多数师团干部坚决要求张学良回西安一行,与东北军干部见一面,训话一次,即行撤兵,否则要打。我意蒋介石不妨让张来陕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决此问题。
1937年1月27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为坚决赞助蒋先生方针和平解决西北问题,并永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起见,我们决定放弃陕南驻兵的要求,将徐海东部第一步由商县撤至礼泉,第二部撤至正宁、庆阳,可在渭南撤兵之前三天开始由商县撤退,以便在中央军进驻西安之前,通过西安、咸阳线,惟须在陕北或宁夏增加一部分防地。”
1937年1月29日
致电潘汉年:“前线已开始撤退,和平前途可逐步实现。”“红军在商县以东者早已开始撤退,主力亦昨日起开始撤退,约7天可通过咸阳,在三原者本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但蒋对东北军、十七路军抚慰政策必须坚持不变。”“望你同张冲兄在五天至七天内飞来延安一行,商决各种合作问题。”
1937年2月4日
致电潘汉年:“闻法院对沈钧儒等起诉将判罪,南京又有通缉陶行知事,爱国刊物时遭封禁,我方从上海所购之书被西安政训处扣留,南京令华北特务机关密捕我党党员。以上各事完全违反民意,违反两党团结对外主旨,望即入京向陈、张①诸君提出严正抗议,并要求迅即具体解决。”
①陈、张,指陈立夫,张冲。
1937年4月11日
同张闻天复电潘汉年,指出:“目前工作的中心,关键是在扩大群众的民主运动,各方面发动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要求开放党禁,实现民主权利,以推动南京政府逐渐向左。”“对外间各种谣言与怀疑,应站在坚定的立场与之斗争,或向其解释,对极左的倾向决不能有任何让步。”
1937年5月1日
同周恩来致电潘汉年,通报延安与南京间电台已接通,南京来电催周恩来再去谈判,中共中央已复电,告以须待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拟好和得蒋介石复电(已电告蒋,总的指挥机关及主持人选仍须照定)后,周恩来即前往。
1937年6月26日
(二)周恩来
致电潘汉年转蒋介石:我们在西安已尽最大努力,东北军多数干部痛于张学良不能回陕见面,决不先撤兵。务请以手书告东北军将领保证撤兵后给张恢复公职,发表名义许以出席三中全会,并许张来陕训话,以安东北军之心。
1937年1月28日
致电潘汉年,要潘恢复同邓文仪的联系。并告潘,原黄埔军校教官胡公冕已到南京做黄埔系的工作。
1937年2月25日
致电潘汉年,目前对东北军工作方针应是团结整个东北军,反对分裂,反对裁编。
1937年5月16日
与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要潘立即通过“七君子”的家属和律师同“七君子”磋商,设法与cc方面出面调解的人谈判,以“不判罪只到庐山谈话则为上策,只判轻罪而宣告满期释放此为中策,释放而请到南京做事或出洋此为下策。”7月底,国民政府将“七君子”交保释放。
1937年7月3日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毛泽东等的报告①
①本文原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上海与陈立夫就国共停战等问题进行了直接会谈。这是会谈后潘汉年写给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报告。标题是《党的文献》编者所加。
(1936年11月12日)
潘汉年东、天、周、博:
(一)我在久久得不着你们一个复电后,在蒋离陕去洛时,我乃打一电给毅,①一面问他与蒋会谈结果,一面问他刘叶②是否早已离西安,我说到沪后一连由刘转数电给家中向未得复,一切活动无从进行,乞为设法,然后得着刘的回电说要我即去南京,当时我真假难明,因为如有此电,何待我去电问刘的行踪他才打给我,因此去信约邓文仪面谈,通信处是邵力子驻京办事处主任转——他是我亲戚,不日陈果夫手下之张冲偕我亲戚来沪找我并有邓文仪书及你们给张之华电要我去洛阳会陈立夫,或者去南京等陈立夫,当天我没有同他们走,第二天——九号我一人去京,当晚会见张冲,他表示歉意,说陈立夫已飞沪候我,问我愿留京候他或返沪谋晤,我表示均无不可。张乃与陈通长途电话,结果约定当晚乘夜车出京,10晨抵沪,在沧州饭店与陈晤谈,并将周③致二陈④及蒋的信顺便亦交他。陈问我代表周个人或代表毛,我答代表整个苏维埃与红军来与南京政府及中央军谈判,并非代表任何个人。陈请我先将我方愿意合作之条件告诉他。我乃根据那修正草案讲了一个大概,问陈南京对我们提议有何意见,陈于是着重声明代表蒋委员长作一答复:第一,既愿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第二,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第三,目前可保留3000人之军队,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按村录用,党内与政府干部可按村适当分配南京政府各机部服务;第四,如军队能如此解决,则你们所提政治上各点都好办。陈讲完后,笑问我道:“这条件恐不易接受吧?”我也笑着回复他:“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例,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俄活动,曾养甫派人去苏区,所谈均非收编,而是合作,蒋先生为甚目前有如此设想,大概误会了红军已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或者受困日本防共协定之提议,磋商合作条件尚非其时?这样消耗国力的内战,眼见一时尚无停止可能,日本乘机进攻之野心当亦继续无已,南京日来标榜之决心抵抗,未知从何做起,历史上未见对外对内两重战争可以同时并进,先生以为如何?”他很安静地把眼睛闭上,想了一想,声音很轻的答道:“是的,条件很苛刻,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就,不过周恩来如能全权代表军事出来与蒋面谈,或者保留的军队数目尚可斟酌,如由3000可扩大为1万之数,无论如何,蒋先生中心意旨,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你我均非军事当局,从旁谈判,也无结果,可否请恩来出来一次,前有电给养前说可以去广州,所以已派张子华带着护照回去了,你想他能不能出来呢?”我说:“如蒋先生无谈判合作之必要,我想他不会来。”他说:“蒋答应如周出来,他可以和周面谈,或者那时蒋先生条件不致太苛也难说。”我带着一点滑稽笑声问他:“那么要不要把蒋先生所提收编各点同时打电报给里面呢?”他思索一口说:“这样恐周不能来,我也这样估计。暂时不提也好,看周到底愿不愿与蒋亲自谈。”我说:“如不把贵方意见提出,仅说蒋愿见他,岂不是我骗他出来,何况正在交战激烈之际,暂时停战问题不解决,我想他是无法出来。”陈说:“能否停战蒋先生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双方谈了必须负责,因此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我乘机改变谈话中心,要求先谈停战,无条件的,暂时的,为了双方军事负责人面商起见,先讨论如何迅速暂时各守原防休战。他拒绝这提议。大家静默了好久,张冲在旁建议,如周愿出来,由他方负责保障安全,可以不必怀疑等话,陈说这不成问题,如周答应出来,倘认张子华带进去的护照还不够,可另想办法。他又提议我先打一个只提要周出来与蒋谈军队问题的电报,至蒋所提各点,看里面有无复电再说。我把这事抛开,对陈提议:双方当局对整个问题恐一时难于接近谈判成熟,可否与陈先生直接所负各种政治的、群众的运动,以至于反对政学系汉奸等部分问题进行局部统一运动的谈判,这样也是(引)成将来整个合作的基础。他们听了这提议,陈张相视,表示惊异,很久陈才答复:“这是不可以,必须整个来谈,必须在唯一领袖意旨下来进行工作。还是请你先打一个请恩来出来的电报。”我觉得陷于僵局也不是办法,最后接受了他的提议,用张子华带去那密码打了一个电报给你们,想已收到,同时昨天由毅处转上一个较简单的电报,想已可明白。目前由张冲负责与我经常约好通信联络,如来往电报由他派人来沪收送。在张送我出沧州⑤时,特别表示陈对蒋所提办法甚为失望,但他们将用尽一切力量促成此事。我亦表示正式谈判,恐时间还未到,不过南京方面什么时候感觉真需要正式谈,可以随时找我。
①毅,李毅,即张学良。
②刘,即刘鼎;叶,即叶剑英。
③周,即周恩来。
④二陈,即陈果夫、陈立夫。
⑤沧州,指沧州饭店。
(二)谈判前后情报所得略述如下:
1、陈诚语人,谓共党目前困难已极,如国军再给以严重打击,则将来妥协时条件更低,告中央书为共党对外之政治宣传,藉此提高政治影响,至目前向中央所提条件尤低于此。
2、前中日外交紧张时,我方有电致南京表示可先找我谈判,二陈干部曾四出探听我下落,并曾向苏联大使馆人表示甚盼潘某早日去京,南京每天有谎报已找到我,或者说不日去京,那时我等待你们电令,而久久渺无音信,使我狐疑莫决,本可用周给陈函单刀直入,而正因得悉有此电给他们,而我处反无消息,何况张子华下落不明,曾空等了许久。直到蒋去洛,得刘复电后遂决意设法进京,但此刻已非南京外交内政最吃紧时,蒋落得表示强硬。
3、蒋决心压迫我们全部过河,赶到外蒙去,由苏联来解决我们,如不成功,充其量让我们在宁夏绥远边境捱苦,自趋灭亡,彼告陈诚云,那时看共党还有什么条件可提。
4、自日本提出订结防共协定为条件后,蒋承认冀察以外由中国自动防共,故蒋亟函去西安加紧剿匪为应付外交故同时解决与张学良之症结及设法缓和阎傅①独立行动。
①阎,即阎锡山;傅,即傅作义。
5、英国对联俄问题表示可以讨论但对于拥有十万红军之国内共党须妥为预防。
6、史诺一长通信稿关于评红军最近政治主张及军事计划——打通苏联,寄往美国,被南京情报员设法扣留了。我致函邓文仪表示愿面聚,邓即去电蒋介石问可否见我,蒋把电给陈立夫看,陈即打电到南京找张冲去问文仪如何可得见我。陈与我晤面时,张冲提出以后无与邓文仪会谈之必要,我诿言以无法进见陈君故找邓为介绍耳。今晚得邓来信,仍约我在沪畅谈一切云。由此略见二陈有包办此项生意之企图。
7、南京财政陷于恐慌,孔①之告病假,即为蒋迫钱甚急,孔拟以所得税作抵押,再发一万二千万公债。英国借款并无其事,为当初威吓日之宣传。
①孔,即孔祥熙。
8、鲍格莫洛夫归国,二陈派人四出打听其原因,盖二陈不仅主张联俄,且为代表南京政府做联俄之活动家,平日与鲍氏甚拉拢。陈曾问我,鲍是否会调任,又问我与陈会谈,鲍有方法知道否?
9、冯玉祥、孙科等表示,此刻如红军能给蒋介石一个严重打击,如威逼西安,则谈判更容易,如向外蒙退却而想与蒋谈判合作,是为单相思,似乎比我们还左倾!
10、蒋去西安,各省谣传蒋此去为与红军谈判,有少许军阀如李白①之流曾对我们表示失望,此项谣传为蓝衣社有计划散布。
①李,即李宗仁;白,即白崇禧。
(三)对宁谈判,我的意见是:暂时采取诚恳而冷静态度,过几天,看你们如何回电,我当将我方所提草案交他们,表示要他们从长考虑,另一方面对二陈特别表示些好感,说明须靠双方促成此事。另一方面不要把蒋所提认为一硬到底,他本身亦在看形势的发展,须明白如他决心与我们一拼,或者说他消灭我们很有把握,为什么愿与我们谈判,很明显,他为着将来有周旋余地,才要二陈与我们来往,这亦是他处在矛盾动摇过程的表现。然而我们如在政治上没有一定方针,是不足以动摇他更向前发展,因此,我最近中心,除与南京二陈经常保持联络外,加紧在川、桂方面的活动,策动他们与阎张博在政治上联合一致以强硬的政治主张与蒋明争暗斗,造成实力派同情我们的趋向。同时对救国会工作,加紧扩大发动群众斗争,如日厂同盟罢工,群众公开反日斗争,对沪民族工业家方面,已稍有头绪,正在促进他们——详情另讲。
(四)关于我们联络工作,这事困难在我意料中,但无论如何刘先生公开拆烂污到如此地步,实出意外。我到沪曾一连发几个电由他转你们,他既不说转了没有,也不告诉老叶,我一直得不着你们任何消息时,估量老叶走了,叫我拿他无法,原来他从未给叶知道我有几个电报,在我公开给电报给毅兄请他帮助我转信给家中,这一电他也未给叶看。到我派惠良送信给你们曾事先快函给刘,而惠良晚上到,叶是上午走的,因此这封信现在还搁在王立人手上,我与你们电报如用直接的密码,他是一定扣留的,我至今未收到你们用我的密码的电报。此种情况叫我想也不敢想!我曾给他一信,问他在西安既不能另建直达电台,可否把木匠①及小孩交我,以便在沪设法,而他对惠良说:浑蛋!钱亦没有,人也没有!我意:此事须解决,可否直接给电毅兄,说里面要调他回去?再者:如译台已告成功,可否由你处去电林x到上海来帮忙我重新设立一台,他可找介生朋友处找到我,因刘是知道那朋友通信处。或到西安我们派人去接,允生②电仍在,但技师是外国人,近仍守听,未知何故总叫不通,想是人的关系。如直接空中交通关系不能解决,我们是不能抓住有利环境解决重要问题,请一并考虑此事。
①木匠,指涂作潮。
②允生,即冯雪峰。
(五)王明处至今尚无消息,正在设法派人去,因护照困难,一时尚不能动身。据太太①讲有个外国佬要见我,未知能否利用他一下,恐怕很难成事实。
①太太,指宋庆龄。
(六)王明弟及老婆已有下落。小超家母已联络好,后当按月寄钱给她,另有亲笔信及博古家中一信,请向交通处查讯。罗迈夫人不致进来,王素贞并无找于右任,据小陈说已牺牲矣。
(七)川某肯借款十万元,在接洽中,一有着落当即嘱惠良送进。但交通能否保持望随时通知。
(八)关于四川老李去后的情形,他另有一详细报告,至少在推动他们与所有其他主战的实力派对南京有一致态度上,已埋下了基础工作,对我们今后联络关系,亦较有办法。目前在利用他要联俄联法的空洞希望上,给他一个新的政治前途,争取我们对刘湘今后的影响。他们为将来红军重返故地愿与我们有所妥协及目前相当约束游击队对他的威胁等问题,正在考虑与计划与他订立协定,草案拟就后即当电告请示一切,目前如有所指示亦请通知。老李这次去川,川军对他影响很好,正因为我们没有空洞赞成他反蒋,而提出一些实际的在他可能实行的办法,引起他们对我们有相当认识,所以肯帮助借款。目前正预备找一批我们的政客混在他们手下去,在暗中策应我们正面的主张,这点我认为非常重要。小张处最吃亏是少这一着。对军阀们仅靠我们正面政治主张或思想的推动,是有限度的,否则无所谓阶级背景与思想的分歧。在一定的矛盾程度上我们可利用,可是始终不要忘记他们不是我们,我想新的外交方针虽确定了,没有这个阶级策略的运用,还是不够。这次对四川问题,至少我们是按着这方针去实行的。
(九)李宗仁策士孙某来沪找国际路线,我已与他面谈,正在把他们要求苏联接济可以继续反蒋的迷梦,引伸到与我们必须发生政治亲密关系,尤其应当积极的要求与威迫蒋介石抗日,这方面因回去的老杨太弱,兼以湖南湖的枪花弄乱(原文如此——原编者注),华北情报工作者时而以党的代表关系与李白手下黄公度、与刘仲蓉等鬼混——如不久前还认为李白要独立是坚决的,说国际回来的人迁就他们,使上海方面以及我对李白的威信建立不起,现在我不亟亟去港,正在布置他们下面的活动,非等李白来请我不去。我是发动各实力派向蒋要求立即停战抗日等活动并未停止,曾至宋何孙①的恢复三大政策的提议亦在运动他们签字。
①宋,即宋庆龄;何,即何香凝;孙;即孙科。
(十)十九路军事在停顿中,因为我要蒋光鼐派人来上海一谈,始终没有回信,日内再派人去一探究竟。
(十一)在蒋去西安前,我给毅兄一电,告诉他蒋对他过去事难于谅解,出面调停事蒋恐未必答应,要他好自应付,同时请杜重远去西安详细告诉他一切,要杜主要去鼓励他对我们匆失望灰心,指出他的前途正在发展,如因这次蒋不应允他与我们调停,反过来怕蒋而变成真剿共必失败无疑。同时要杜去傅作义处为我们与小张活动,结果尚不明。不过对小张是相当做了工作且有成绩。
(十二)据说北方介绍与陈果夫有关系人进苏区,此事不可靠,二陈目前决计不致派人单独进苏区,最近我们发觉天津小余对刘仲蓉与刘之华(前新新负责人兼中央局书记,去莫未成开除了组织那个人)不仅有关系且待之如老上司,因刘之华当初找到小余在新新帮忙,这样混进我们组织,在去年大破坏后,刘之华手下之老萧(已去莫)便找小余去北方负责。在组织上讲,这是非常脆弱的一环。然而他手下确有一部分我们历史上有关系的活动家,因此你们一时很难找出漏洞,这事我曾一再提过,望你们慎重注意,因为最近发现刘之华时代一大批已被捕之干部都已出来,且每人要求找新新公司旧系统,我们不得不相当警戒。
(十三)目前我的工作计划:看一看南京对我们是否继续想谈下去,如一时无所发展,我拟先去港活动一个时期,然后去四川一趟,或者他们有重要人来即不去,如我们交通关系短期内弄不好,拟很机密的先去西安一走。总之:让蒋介石懂得如不对我们进行正式谈判,他们自身间的矛盾是可以被共党大大的利用,而且可能使他发生许多困难。我把一切联络关系很妥当的交给老李负责,我东奔西跑时关系不至中断,加以既与南京见面,秘密联系上是需要这样办。因此要求你们给我一个中心的原则的指示,在曰常活动与关系建立方面不要给我空间与时间的机械的束缚,如上次要我去京务必候电报及与张之华晤面后,结果弄得我像只吊桶——上面有一根索,四面不着边,这对于运动有相当妨害——自然我应当绝对遵守凡是一切正式谈判与协定等事不得擅用名义,在过去我自问亦没有使得你们不放心之处。莫斯科回来,在李白处曾用过正式代表名义,这是王明等商酌好的,而且后来王明来信要我去找陈李正式谈判的,这次或者有些同志对我误解,而事实如此,想可了然。我并无牢骚,因为里面处境一天天与外界隔离,我不得不事先要求你们指定我的责任,否则将来彼此交通更困难时,我们很难做工作,因为不一定常常会把一切关系介绍到里面正式谈了再进行活动,这,我想里面亦应该预先想到的——正因为如此,抽调一个有经验的能装置电台的同志与眼务员给我认为有必要。
(十四)上海救国会工作这次来不及报告,下次当要李做一个详细报告。
(十五)鲁迅死后,追悼工作甚好,全国影响甚大。此间甚传成仿吾被击毙,真相如何望告,沪上文人甚为注意此事。有些人物,是社会层的代表,或许在我们军事时期,似乎作用很少,然而这些人常是社会上集中视线注意的人,我们的干部政策上,要会善于运用。
小k①11月12日
①小k,即潘汉年。
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情况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报告①
①本文原载《党的文献》1993年第5期。
(1936年11月21日)
潘汉年
以上①是我16晚车去京(二次)前,要李②将第一次与陈立夫会谈经过及他去)11等报告转给你们一看,我今晨回来,尚未交去,因此我又续写这第二次报告。因时间关系,只能将二次去京大概情形略述如下:
①指潘汉年1936年11月12日写给毛泽东等的报告。
②李,即李允生,冯雪峰的化名。
一、自从他们要我去电里面、要求恩来同志出外与蒋面谈以后,不久已得里面的复电,电文如下:
“汉年同志:甲、真电悉,张子华亦到;乙、南京对红军究能容纳至何限度,望询明电告。彼方条件如使红军无法接受,恩来出去无益。近日蒋先生猛力进攻红军,不能不使红军将领生疑;丙、据张子华谓曾养市云:一、党可公开活动,二、政府继续存在,三、参加国会,四、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个别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为一致对外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曾谈原则协定;丁、你在南京谈判地点?(署名)十三日”
同时这个电报以前另有一长电,他们译不出来,疑心是给我个人的私电,所以电邀我两次去京,在未正式谈以前,张冲来表示,第一次陈立夫所谈保留军队3000,意思是保留红军番号的3000人,余则照南京军队编制。我表示诧异,并问为什么保留红军番号的只要3000?张说:这是蒋①的意思,到底为什么要如此,此刻我们亦不甚懂得他的目的。
①蒋,即蒋介石。
我要求立即会见陈立夫继续商谈,他说陈今去洛,并将我方复电带去请示蒋矣。他要我候他回来面谈,并表示:陈此去或许可使蒋条件降低。他把另一个译不出的电交我,我研究了一回,也不是家中给我私人的密电,我将原稿退回去了。第二天晚,张来说陈明天即口,要我等他,这一天他陪我去逛中山陵,看看城内新建筑的各衙门的外表,第三天便正式谈了阵,他们态度大变,说蒋坚持原提各点,无让步可能,并要我把蒋所提收编办法打电给里面,我初表示拒绝,我说,前电并未提及条件,已答复周不能出来,如把蒋所提告他们,则连我与你们的谈判也无从进行。我又提议浅谈暂时停战办法,以便双方军事长官可就近面商一切;他们则表示如军队条件不先解决,无从停战,并讲了一大套关于日德协定、东西两国反苏联的紧张,如中国红军过事要挟,说不定中苏关系可一变而为恶劣,因日德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联阵线,那时对红军岂不更糟糕……等混话。我简单的提出:反苏联与否,责职在南京,与红军无关,我们可讨论的是如何一致对日,联俄是我们对中国抗日反帝的主张及认为中国可以抗战的唯一出路,如蒋先生要加入反苏阵线,当无抗日之可言,则我们所谈均属无谓。他表示:我们当不希望中国加入反苏阵线,正因此更希望红军方面能为民族国家捐除成见。我乘机将预先抄好的那合作草约交他,表示:这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国家最负责最尽职的意见,可供你们对我们希望合作的参考,如双方能在这草案中所提原则精神下来商讨合作意见之接近,则不难成就;否则,我们希望南京能顺从舆情坚决实行抗战,恐终成泡影,则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对立,更无从停止,日本势必乘机大举进攻,蒋先生所得所失不可不预为设想,傅作义仅表示要坚决抗战,全国一致起而慰劳并愿为后援;如蒋先生坚持继续剿共甚至联日反苏,前途如何,舆情如何,全国人民对蒋先生之称谓如何,实堪杞忧。养甫先生转告我们关于合作办法,关于军队一点,离我们所提原则尚远,今蒋先生所提较养甫先生所讲更远,这从何谈起?请一再考虑。
他说:张子华所述养甫意见,纯属子虚,蒋先生并未对第二人讲到关于与你们谈判的条件,想系张子华一面之辞。
至此谈话不能继续,我声明晚车回沪,如必要时可再邀面叙。在晚十时左右,张冲来,婉言叙述陈立夫本人左右为难,事当双方继续努力,并述陈意:希望我还是把蒋的意见电告里面。我说:这样岂不是恩来更不能出来?他说,陈先生亦如此对蒋说过,但蒋说:不妨,周还是会出来的。陈先生以为周如能与蒋面商,条件可斟酌。
这一套显然与第一次没有改变,相反因为这几天,德俄外交恶化,德日反共协定宣布,加以国内各界纷纷慰劳傅作义,在南京认为在外交上正是可以要挟苏联的时候,在对内上讲,自命傅作义抗战是南京领导,民族英雄天生是他们,用不着顾忌与共党合作。然主要还是蒋利用日本目前并未全力对绥,故意制造前线剧烈抗战消息,挽回他个人的信用,且企图在这把戏中,打击阎锡山与张学良,利用韩复榘排挤宋哲元,依然进行消灭异己的工作,对红军自然不能马上化敌为友。据此,我认为立刻与他中止谈判是不对,还是继续与他扭,而且暗中设法把谈判内容传到各方面去,说蒋目前尚无决心抗日,所以我仍表示留沪愿与他们继续谈,同时,依照他们所讲,又发了一电:
“毛朱张周同志:元电已悉。(一)我二次来京,据陈先生转告蒋先生意见:1、红军可缩编至3000人,其余由宁方编遣;2、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不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在各军政机关工作,但须先由我方提出适当名单,由彼酌量任用。如以上各点能解决,至释放在狱之共党及以后停止逮捕共党等当不成问题云。(二)据陈先生告,如恩来同志能出外与蒋先生面谈,或双方意见更能接近。(三)我已将我方所拟草案交陈先生参考,同时向陈先生提议如能暂时停战,周同志尽可与蒋先生面谈一切,但彼方仍主先谈军队条件,其他方能解决。我夜车返沪矣。(十九日)”
现在我又回来了。
二、太太已借我5万元,正在设法送里面,但前几天我们派去西安送第一次去京谈判报告的交通,昨日来信说找不到王之人,似乎交通处能否继续工作,他还在打听。另一方面,我们在沪得消息:杜重远去西安,蒋给邵力子密电,要暗中监视杜的行动,并须逮捕张左右诸积极分子,并附一名单,邵将蒋电及名单交张,要他自动设法,据说一批干部都已离西安。这样,是不是我们交通线确也有问题呢?我现在如坐地狱里,要想从“刘秘书”手上得一点真相,真是好比上青天,我希望代表团方面接到这报告时设法告诉一些办法,及解决我与里面的交通关系。
三、如再过一些时,交通方面尚无确息来,我拟自己去西安一趟,因为里面急需款项,已经借到又送不进真是命苦吗。
应(因)急于将此信送出,不能详谈一切了,待下次当设法做一些国内一般救国状况报告。
小k11月21日上海
全面抗战中政治动员的基点①
①本文原载《战时联合旬刊》1937年第5期。
潘汉年
民众解放战争,必须有全国民众的参加,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一般的说,现代战争不能依靠单纯的军事力量,必须从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部力量来决胜负,特别是被压迫民族,它的武器是决不可能具备得像侵略国的雄厚,所以更不能单独倚靠军事力量来进行反抗侵略者的战争;它只有尽量的把自己的特点,与全民族的政治力量发挥起来,去补救军事上的缺陷。至于怎样来发挥它的政治力量呢?那就是政治动员。
在今天,我们已看到中华民族的神圣的反抗日寇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已逐渐在开始了。前线的战士们,冲锋陷阵,捷报频传;但是后方的民众运动显然还没有和军事行动配合着并进。集中人才的口号虽然久已提出,许多愿意为国牺牲的爱国志士,竟至没有做事的机会。战区几十万的失业工人不能参加生产工作。无组织的群众遍地都是,他们不但不能去帮助军队,担任救护运输工作,以及补充战斗员,而且也不能维持后方治安,肃清汉奸,力求自卫,一旦敌人的武装侵入,纷乱无秩序的避难者,自相践踏,以致常有伤亡丧失,遇着敌人无理的屠杀时,只有伸着脖子等死,不能抗拒或者还(回)击。敌人看到这个弱点,因此就尽量收买汉奸,扰乱后方,而一部分缺乏训练脱离生产的民众都会受骗而替敌人效劳。这是多么危险!在这种情形之下,前方即使暂时胜利,也是很可虑的。
现在无论在朝在野的一切人,大概总该已明白了解民众运动的重要了吧。然而民众运动要怎样才能发展起来呢?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为他们所注意,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他的关键来。
民众运动的领导者是社会上的一部份优秀分子,这些分子因为社会地位的殊异,各有其思想的立场,在这抗敌救亡的大时代中,他们必须站在民族立场上结合成一条阵线,然而才能领导民众的大团结。领导者如果不能实行全民联合的政治决心,要想民众运动的统一和顺利的发展,那是不可能的。
在目前,我们统一抗敌的局面虽然相当形成,然而残余的包办思想与包而不办的现象依然存在着。这种包办思想,对于全民统一阵线的完成,很有妨害。从今以后,希望从事群众运动的领导者,都应当抛弃包办民众运动的企图,大家必须任劳任怨,把领导的责任共同负担起来。如果大家能推诚相与,共赴国难,那么,彼此间的互相倾轧、排挤,应当不财存在。已经取得领导地位的集团,也不必再借口什么,来范围与限制民众运动的发展了!
民众运动固然要有民主集中的统一领导,就是整个抗敌救亡的事业也是如此。只有建立全民族共同统一的的领导,方能完成伟大的全民族全面抗战的任务。没有这个全民族全面抗战领导的政治基点,我们无从汇集与发挥其民族战争优越的政治力量。因为,我们优越的特点,就是全国一致要求抗战到底的决心。内部的矛盾必然降低,而建立起一致为全民族利益而战的共同决心。在敌人方面,是为少数军阀财团利益的扩张而战,其内部矛盾不但是无法解除,而且是日益加深。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使阶级矛盾尖锐化,世界经济集团的冲突,更加深敌人内部的矛盾。军事冒险又加重劳苦大众物质上的负担,及无辜生命的牺牲,这一切,难道还不够造成敌方民众怨声沸腾的局面吗?现在他们的军阀法西斯主义者正在拿侵略可能胜利的话来夸耀,藉此麻醉群众,可是群众决不会长此永远忍受着痛苦而不生怨言。假使侵略的魔手遇到我们全民族的坚强的抵抗,而不能得到其向民众预约的胜利时,那些怒气填胸的民众一定会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者——军阀财阀。这就是敌人的政治的弱点。
全民统一的领导的建立,首先就是各党各派的领袖要能够彻底取消过去成见,聚首一堂,在真正民主的基础上,建立强有力的军政领导机关,以保障统一领导的具体实施,来完成抗敌救亡之大业。其次,目前需要一个全民性的最低限度的共同行动的纲领,就是抗敌救亡的政纲。全国民众在这个共同纲领的领导下面,将闻风兴起,欢声载道,必然人人抱着坚决奋斗,为国牺牲的决心,惟民族国家利益是从。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团结像一个人似的,只有一个心,只有一个目的,保障全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
1937年8月30日
全面抗战释①
①本文原载《抵抗》1937年第18号。
潘汉年
“全面抗战”,“八一三”以来这四个字是在普遍的被大家嘴里叫着,笔下写着,可谓已成流行的口头语,手头字,为什么我还要加以解释呢?因为现在全国军事动员的范围日益扩大,从察绥到华北,山东沿海到上海,大半个中国的地域上都在进行着激烈的战争,这种全国性的战局,是被一般人误会着这就是“全面抗战”。
目前战争的性质是不同于“九一八”东北军的抗战,也不同于“一二八”上海十九路军的抗战。因为这些战争,都是局部的抵抗,就了结当时的战局,不仅在政治上没有完成抗战的任务,即在军事上也没有结束战略上的任务。“九一八”抗战的结束是丢了东三省,“一二八”抗战是签订了《淞沪协定》。目前战局的形势,最后胜负,固难一言预计,即以失败前途而言,决不是丢了几省土地,或者仅仅是签订一个不利于中国的什么协定就可了事,即是中国今后能否保存半殖民地独立国家的名义,正因这个战争是有关于中华民族今后能否独立生存的意义,所以被侵略的我们,在芦沟桥事变后,虽说“应战”,而我们一开始的军事动员,就超过了局部抗战的范围。“八一三”以后,抗战的范围就表现了全国的性质。在部队的调动上,不论那一个偏僻省区,一律在实行动员,战争本身的影响,动摇了全国范围以内的正常状态,不论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都因战争的影响,起了极大的变动,这是“九一八”、“一二八”抗战所没有的现象,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就是全面抗战呢?不,带有全国性质的军事行动还不能称为“全面抗战”。
我在另外一个报纸上说过:“所谓全面抗战,应该是指抗战的政治决心”,如加以更具体的解释,全面抗战应该是在政治方面有切实的办法,必须动员全国人力(军队,人民),财力,外交,文化(一切教育,娱乐,出版,及其他宣传机关),全中华民族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全民抗战。我们是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在单纯的军事条件上,应当不讳言的承认敌人比我们优越得多,然而我们有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就是我们有全国人民敌汽同仇为政府与军事后援的全民力量,这种力量是帝国主义侵略者所没有的。而且由于帝国主义本身与侵略者统治下人民的矛盾,他们不能实现政府与人民一致,军事与人民一致;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战争如延长下去,他们的广大人民必然会起来反对侵略者的统治。可是我们的抗战,是求民族解放,独立,自由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全国人民必然一致起来拥护这个战争,这就是我们可以战胜敌人优越军事条件的特点。然而,如果我们抗战只限于单纯的全国性的军事动员,不能彻底实现全面抗战的政治决心,抗战的最后胜利还是没有保障!不久以前的阿比西尼亚反对意大利侵略的抗战,正因为仅仅实现全国性的单纯军事动员,没有实现全民族的全面抗战,最后依然遭受了惨败。试问我们现在除掉有了全国范围以内的军事动员外,是不是在实行全国抗战呢?这个答复,可以从政治方面动员的实际状况中得出结论的。
全国的人力,军队是一部分,而且是四万万五千万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如何发动全国人民起来拥护政府与军队呢?这就看政府是否彻底开放群众运动,不加任何限制的准许人民有组织一切抗日团体的自由,工人可以自动组织自己的工会,准许工人在工会中讨论与解决工人阶级自己的利益,农民可以自动组织农会,准许农民讨论与解决大多数农民的共同的利益,此其一。广泛的武装人民,准许他们参加战争,此其二。没收日帝国主义在华财产,没收汉奸财产,禁绝私人外汇,反对市场投机操纵,统制与军事有关之重要工业,交通,贸易等,提倡国货,及其他一切有利于政府抗战的财政经济政策,此其三。减租减税,优待抗日军人家属,及其他改善民生各项设施,此其四。立即撤回驻日大使,对日绝交,确立自主的外交路线,联合有实际帮助我们抗战到底的一切友好国家,联合其他一切被压迫民族,进行国民外交,发动各国人民对我抗战的同情援助,此其五。准许一切抗日救国言论出版的自由,安插流亡学生,训练教育抗日救国各种青年干部,及其他战时文化教育,此其六。只有实现上述各项,加以目前已在实行有全国性的军事动员,方能称为“全面抗战”。
在军事上我们已与日帝国主义顽强抗战相当一个时期了,不论国内国外都一致赞许我们政府在军事领导上英勇不屈的精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阿比西尼亚单纯依靠军事动员的失败的教训,我们要完成抗战的彻底胜利,必须立即实行全民族的全面抗战!
有个刊物在征求“中国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的论文,我想我可以做一个答复:假如政府立即实行“全面抗战”,这就是必然胜利的原因!假如政府始终只有单纯的军事抗战,必然胜利的原因,我就答复不出。
前线的将士不断的在经验上发出军队必须与民众合作的议论,而且有些地区如晋绥线,相当的在执行军民合作的初步工作。我们相信:一切救亡阵线上的爱国分子,无不迫切热望政府当局立即实行全面抗战,以保中华民族这次民族战争的彻底胜利。我们希望政府当局能当机立断,坚决实行全面抗战的一切必要步骤。
10月13日
对日抗战中的第八路军①
①本文原载《良友画报》1937年第131期。
潘汉年
自从八路军开入山西抗战,由于他们将士的英勇善战,已经好几次给了暴敌严重打击,特别是平型关一役,胜利的转变了晋北的战局,因此全国父老兄弟妹妹,无不以惊奇眼光注视着八路军。报纸流传,街谈巷说,八路军几乎神秘化了,朱彭英名固蜚声全国,即八路军运用自如的游击战术,也变成高深莫测,好像八路军独得锦囊秘诀似的。这是一种错觉,我们愿意全国同胞对于八路军有平常正确的了解。他们不过是全国抗战范围以内英勇善战的一小部分,他们参谋处并无诸葛孔明传授的锦囊,他们的士兵并没有吞下了符咒,或者身藏“千人针”,更不是铜皮铁骨,三头六臂,他们不过是一群有坚强民族意识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然而,他们究竟为什么能够一鸣惊人?是的,八路军虽无神秘可言,确有出奇之处的原因。这原因也不是八路军独得之妙,而是全国抗战部队必须普遍强化实现起来,方能最后战胜日本军阀。我可以简略的介绍八路军所以成为抗战中一支精锐部队的原因给全国同胞为参考。
提高部队的民族意识,坚定将士民族战争胜利的信心,发扬每一个战斗员抗战中的政治自觉的积极性,这是八路军年来准备抗战一刻不敢疏忽与懈怠的基本任务。中央社记者王少桐君,最近从晋北发出关于八路军的通讯,有这样一段:
“他们的部队,此次参加抗日,他们每一个士兵,平时早已都明白日本军阀的罪恶,和侵略中国种种的野心,他们每一个兵士的脑中,早已存着对日本非打倒不可的观念,无疑的他们在抗日战线上步调一致,精神一定团结,而且一定能产生伟大的力量。”
他们依靠什么办法,完成这个工作呢?是经常的运用那有系统而严密深入的政治工作,这就是政治部的任务。当年蒋委员长训练党军,以迄北伐,早就实行过的政治部的训练教育制度。八路军从民国十六年,南昌八一事变起,与中央军分离以后,经过10年,重归蒋委员长指挥,参加全国抗战,黄埔时代的政治部制度,始终没有改变,而且比较民国十六年前更强调了政治部在军队中的领导与作用。
“政治工作的任务,就是在政治上领导部队和训练部队。这种政治领导和政治训练的目的,首先在于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这是朱德、毛泽东几年前给各军政治部主任的训口令。
“中华民族处在生存死亡的决定关头,迫切需要抗战军队牺牲奋斗到底的战斗力,迫切需要军队与人民团结共赴国难,争取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而今天要消除现有军队一切派系,要消灭保存实力及把军队作为个人工具的观念,要消灭上压迫下,官压迫兵,军压迫民的一切军阀制度,要消灭一切畏缩不前,借故推诿,当友军险危而不援,望风而逃的恐日病等等可耻现象,只有发扬大革命时代(指北伐时期)的革命政治工作,使全国军队成为民族解放而坚持奋斗到底的革命军队!”这是前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对于全国抗战部队必须恢复北伐时代的革命政治工作的建议。
正是因为他们这样重视政治教育训练的工作,所以普遍的提高了士兵的政治认识,“随便问他们一个十四五岁的勤务兵,他能告诉你为什么要打倒日本,和他们这次来前线的任务的。”(中央社王少桐的话)八路军部队既有这样普遍深入部队中的政治教育工作,坚决反抗日本的战斗力量,当然要大大的发扬起来了!
八路军的组织是肃清了封建军阀制度,官长与士兵之间没有丝毫隔膜,长官欺压士兵,或者克扣薪晌……等等军阀残余习气,在八路军里面已经找不到影迹。我再抄一段新闻记者对八路军官长与士兵生活打成一片的描写:
“总司令也罢,伙夫也罢,除了职务的区别外。平时是一块娱乐,一块谈天。一个士兵去见总司令,是很平常,没有看见太拘束的窘状,也没有看见长官无谓的威武。一个士兵作错了事,没有以打骂来责罚,只以和善的指示,纠正他们的错误。……再说到物质方面,完全是平等待遇,总司令今天吃肉,士兵一定也吃肉,士兵今天吃青菜,总司令一定也吃菜。总司令服装和士兵没有分别,简直没有例外。”(大公报通信)
不仅如此,八路军还有一个特点,像朱德、彭德怀一类的高级官长,没有一个人有私人财产在后方,因为他们不特不许克扣士兵薪饷,谁要利用军队搜刮民间财物,或者仗势欺压人民与绅商,借口敲诈谋财,这是滔天大罪,决于枪毙,毫无宽假。就是一般士兵,都知道尊重人民利益,“不扰民,不害民”是他们对待地方居民的纪律,私取民间财物,或者向人民勒索强欠,不论官者士兵有此行动,都要军法从事。这些纪律的执行,是依靠平素的政治工作,他们有这么一个口号:“纪律要建筑在士兵政治自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强迫命令是不能有如此效果。
八路军对于抗日的民族战争,根据他们自己的政治观点,在战略战术上有这样的认识:“中日战争虽胜虽负的问题,是不能在短期内最后解决的。中日两国的战争,将带有持久的性质。”“我国这次为自卫而战,所以战略上是防御战雌因我国兵器,远不如人,国防设备,又极微弱,如果采取单纯的防御,如(必)然遭受失败,所以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采取积极的防御,即攻势防御,这种攻势防御,就是要乘敌人于运动中,或在敌人立足未稳之时,集中我们优势兵力,向其猛攻,庶可歼灭敌人”。(彭德怀的意见)他们对于抗战的战略战术,是坚决认为必须采持久的攻势防御运动战。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对于发动广大群众起来,武装他们,在敌人的两侧翼或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配合生(主)力军作战,是战胜敌人依靠优势的现代兵器压迫我们的最好办法。朱德曾经这样说过:“为了使抗战能够有胜利把握,必须动员千百万群众上前线去,武装群众,编成无数的游击队,在日军的左右侧翼,或者日军已占领的区域,进行广泛的游击战,袭击敌人,疲劳敌人,破坏敌人的一切交通,与抗战的主力军配合起来作战,这才是最有效的抗战方策。”他们开入晋北,在平型关及其他地区的胜利,就是执行了这个办法。
所以八路军并无神秘之处,不过他们是这样三个特点:一,有坚强的民族意识,与抗战的政治自觉;二,官长与士兵打成一片;三,军队与人民打成一片。此外就是他们是坚决执行胜利的战术。他们形成这样一支精锐的无数不怕牺牲不避艰难的干部,提高了每个战斗员的政治认识,由于他们运用完善的系统的深入的政治工作制度,方能在今天抗战中,表现了他们的英勇。确无任何神秘,如要全国抗战胜利,全国部队,都有根据他们的经验,加以改造的必要。
因为八路军不过是全国200万部队中的一小部分,整个抗战的胜利,单纯希望他们是不能的,毛泽东很坦白的指出:“第八路军在今天对整个抗日战线,还只能起一部分的作用,还不能起决定的作用,但他们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之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现在的情形,曾经经过许多改造工作,主要是政治上肃清之(了)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与军民一致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供全国友军的借鉴。”
10月30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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