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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死尸爬满跳蚤，我却不以为意。能使我由梦中惊醒的只有过路警卫的脚步声。有时，这脚步声是为了召我回病房或回去点收新到药品(只有五片到十片的阿斯匹灵，却要应付五十名病人几天之内的需要)。我每次点收完毕，就去巡视病人，量一量他们的脉搏，并且分半片药给几个病重的。至于病入膏肓的人，我一律不发给药品；一方面是因为服药己无济于事，再则是因为药品奇缺，须尽量留给有痊愈希望的人；病情轻微的我除了鼓励几句以外，别无药品可给。我就这样在病房内蹒跚穿梭，逐一问诊，而我自己却因为大病初愈，仍然非常虚弱。巡视完毕，我又回到坑口盖上，静享独处的喜悦。
这个坑口，有次偶然拯救了三名难友。就在我们获释前不久，当局计划把大批俘虏运往达荷。这三名难友非常精明，企图逃避外调。他们爬入坑口，躲避警卫的搜索。我则若无其事地坐在坑口盖上，佯作不知情地玩着小孩子的把戏．把一颗颗石子丢向铁丝网。警卫看到我，迟疑了一会，但还是走开了。我总算有机会告诉下面那几个仁兄：要命的阎王已经走啦!
121 人命如蝼蚁
21 人命如蝼蚁
集中营里的人命，究竟多么不值，局外人通常很难以理解。营中人心肠虽硬，但每当一个"病人护进队"组成之时，大家就更意识到人命全然不受重视的事实。病人衰弱的身体，往往被丢上二轮马车，由别的俘虏冒着大风雪，拉了好几里路到下一个集中营去。在马车离开以前，如果有哪个病人死了，照样要丢上去--因为名册上非得正确无误不可。唯一重要的--只有名册。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有个俘虏号码。他名符其实地成了个号码。是死是活倒无关紧要，反正同样是个号码；而一个号码的生命是完全微不足道的。至于这个号码及这个生命背后所含的一切，包括命运、身世、姓名等等，不用说更是无足挂齿了。运送病人时，我因为是医生，必须陪病人从巴伐利亚的一个营转到另一个营。有次，有个年轻俘虏因为他哥哥未被列入名册，必须留下来，便一直哀求不停。管理员被缠得没办法，只好来个对调：把他哥哥和一名在当时较喜留下的俘虏对换过来。可是名册上却必须正确无误!这倒简单，两个人只要对换一下号码，就行了。
我曾经提过，我们一无证件，每个人侥幸仍拥有一个总算还在呼吸的身体。至于身体以外的一切--也就是挂在我们瘦骨架上的那身破衣--只有在我们被调往"病人护送队"时。才会招人觊觎。行将离去的"末世脸"，常遭到厚颜好奇的检视：许多人都想看看他们的衣服鞋子是否比自己的还要好。毕竟，"末世脸"气数已尽；但留在营中、还能卖命的人，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改善眼前的生活啊!这些人不会感情用事。他们知道自已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警卫的心情。正因为这样，他们才罔视人性，而且变本加厉。
122 德黑兰的死神
22 德黑兰的死神
我在奥斯维辛时，就曾暗自订下一个规则。这规则屡经考验，效果良好，后来大多数的难友都争相效尤。一切问话，我大都照实回答；但若问得不明确，我便缄口不答。问到年龄，我据实以告；问到职业，我答："医生"，但却并不详细答复。在奥斯维辛的第一个上午，一个挺进队员来到操场，大伙儿必须按四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金属工、机工(以此类推)……分成不同的队伍。后来接受受体检，有疝气的又另组一个新队。我那队被赶到另一间土屋重新整队，经过再一次的分组和问话(关于年龄职业的)，我被分到另一个小组，然后又被赶到另一间小屋，再重新组队。就这样一连循环了几次，把我搞得烦死了，尤其我后来发现自己竟处在一群言语不通的陌生人当中，心里真是闷闷不乐。不久，最后一次的分组总算结束；万没想到，我竟又回到最初所属的那一队！主事者根本没注意到我这段时间里换了几个房间，不过，我却明白在这几分钟之内，命运之神用了许多种不同的方式，放了我一马。
病人转运往"休养营"的消息一经发布，我的名字(也就是说，我的号码)赫然在目--因为也需要几名医生。不过，没有人相信目的地的确是休养营。几个星期前，当局就曾筹备过同样的换营计划；当时，每个人也都以为那是要转运到煤气间。结果，当局一宣布愿值夜班(夜班人人避之犹恐不及)者可以除名，立刻有八十二名俘虏自动请缨。一刻钟后，换营计划取消了，那八十二名可怜虫，却仍然列名于夜班名册上。这表示他们中大多数人，在两星期之内都会撒手西归。
如今，转往休养营的计划再度拟定，然而这究竟只是想榨出病人体内最后一滴劳力(即使只是短短的两星期)的阴谋，或其实是要送入煤气间，或竟真的是前往休养营，没有人知道。当晚十点差一刻，对我已颇有好感的主任医官偷偷告诉我说："我已经向营本部报备过了，十点钟以前，你还可以划掉名字。"
我告诉他说，这不是我处世的方式，我已经习惯于顺其自然了。"这样．我或许可以和我的朋友在一起。"我又说道。他的眼神流露着怜悯，仿佛他知道个中蹊跷似的。当下，他默默地握着我的双手，似乎是祝我平安--不是平安地活着，而是平安地蒙主恩召。我慢慢踱回我的住处，发觉有个好友正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