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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梯次的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个痴想：料想自己可以逢凶化吉、消灾解厄。火车到站时，我们还不确定下一步的命运，有人叫我们把行囊留在车上，然后分男女排成两行，以便遂次由一名挺进队的资深长官面前通过。教人吃惊的是，当时我竟胆敢把我的背袋藏在外套里边。我这一队继续前进，一个个从这位长官面前经过。我很清楚，这官员一旦发现我暗藏背袋，必定叫我吃足苦头！根据过去的经验，我知道他至少会狠狠踢我一脚。我本能地挺直腰杆走向这位长官，免得他瞧出我身上的重物。不久，我与他正面相对。他身材高挑，合身的制服纤尘不染；反观我们，漫长的旅途之后，已经是蓬头垢面，一身邋遢，跟他呈强烈的对比。他摆出一副满不在乎、悠然自得的姿态，左手托着右肘，右手直立、并用右手食指悠闲地指向左，或指向右。我们丝毫不知道这家伙的手指头一忽儿指向左，一忽儿指向右，究竟有何不祥的含义。只是，他指向左边的次数占大多数。
轮到我了。早先，有人低声对我说，指向右边表示要工作，指向左边表示无力工作和有病在身，会被送到一个特别的集中营去。于是，我静待发落；身上的背袋沉甸甸的，使我稍微歪向左边，但我奋力站直。挺进队的这位长官打量了我好一会，似乎在犹豫。而后，他伸出双手，搁在我肩上，我努力显出精明的模样。最后，他非常缓慢地把我扳向右边，我便向右边跨去。
当晚，这种“指头把戏”才告揭晓。原来这是第一次的淘汰与判决——判决我们究竟是生存或丧命。我们那一梯次，约有百分之九十的俘虏被判死刑，而且是在几个钟头之内立刻处决。所有被叫到左边的人，当时立刻由火车站直接遣送到火葬场。一个在火葬场工作的人就告诉过我，火葬场那栋建筑的门上，用欧洲各种语文写着“洗澡间”字样。进门时，每名俘虏都会收到一块肥皂，然后——唉!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我不提也罢!反正这种恐怖的事情，许多书刊都已经报道过了。
我们这些幸存的少数，当晚就获悉真相。我向几名曾在那边工作过的俘虏打听消息，因为我的一位同行兼好友潘先生被送到那儿了。
“他是被叫到左边的吗?”
“对!”我答。
“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在那里。”他们说。
“哪里?”我问着，有人伸手指向几百码外的一支烟囱。一股火焰，正由烟囱口喷向灰蒙蒙的波兰天空，消失在一片不祥的烟雾里。
“你的朋友就是在那里，他飘到天堂去了。”我听了，仍然丈二金刚摸不到头脑；对方只好用普通的语句另外解释一次，我这才恍然大悟。
不过，此处所讲述的，并没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次序。由心理学的立场来看，从火车站破晓的那一刻起，我们就面临了一段极其漫长的历程，一直要等到我们在营中歇息下来，度过第一夜才止。
在挺进队的警卫持枪戒备之下，我们奉命由火车站穿过通电的带钩铁丝网和营区，奔向清洗站。我们这批通过了第一关的邋遢人，在这儿可以说真正享受到洗澡的舒畅。“缓刑错觉”也因此再度有了个明确保证，连挺进队员似乎都和蔼可亲。可惜不多时，我们看出了和蔼可亲的原因。这些队员只要看到我们手腕上带有手表，对我们便亲切有加，并且鼓起如簧之舌，以万般善意的声调劝我们把手表交出去。既然我们什么东西都得充公，为什么不干脆交给一个看起来比较和气的人呢?说不定，有朝一日他还可以帮个大忙哩!
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等着，那小房间似乎是消毒间的休息室。挺进队员出现了，并摊开几张毯子，要我们把身上一切物品，包括手表、珠宝全扔进去。有几个俘虏还天真地问说：可否留下一枚婚戒、纪念章或幸运符什么的，使得在那儿充当助手的几个资深俘虏为之发笑不已。到那个时候，每个人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一切物品会被搜个精光。
我曾试着向一位资深俘虏吐露我的秘密。我偷偷溜到他身边，指着我外套暗袋里的一卷纸说道；“你看，这是一本学术著作的手稿，我知道你会怎么说。你会说我能够保住老命已经该谢天谢地，不敢再有非份的奢想了。可是我实在克制不住。我必须不计一切代价保留这份手稿。这是我这辈子的心血结晶。你知道吗?”
嗯！他是知道了。他脸上慢慢绽出一个笑容，起先带着悲哀，继而变成逗趣，而后现出嘲弄和侮辱的表情，最后他以营中俘虏惯用的一个字汇，答复我的问题：“狗屎! ”就在那一刻，我认清了眼前的现实，并且抵达了我第一阶段的心理反应的最高潮：我挥手斩断过去的一切。
突然间，大伙儿骚动起来，一个个脸色苍白，战战兢兢地站着，并且议论纷纷。此时，刺耳的吆喝声再度响起，我们在哨子的催促下赶忙跑进堂前的休息室，然后在一个挺进队员四周集合起来。此人一直等着所有的俘虏统统到齐，才开口说道：“我给你们两分钟，并且用我的手表计时。在这两分钟内，你们要脱个精光，并且把所有的衣物放在脚板前面。除了鞋子、皮带或吊带，或者疝气带，其余全部不准留在身上。我就要计时了——开始！”
大伙儿不假思索，立刻急匆匆地宽衣解带。时限愈短，每个人就愈形紧张，笨手笨脚地扯着内衣裤和鞋带腰带。不久，一阵鞭打声响起，原来是皮鞭打在赤条条的人体上所发出的响声。